两位55岁的经济学家死于7月7日；他翻开了官方的假账，被习近平下令彻查；他问了一个问题，被判刑十年；后发优势vs后发劣势；高善文与杨小凯......
今年7月7日，经济学家高善文去世，享年55岁。7月7日，这个日子有点特别。22年前的同一天，2004年7月7日，另一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去世，也是55岁。两位声誉显赫的中文经济学家，同一个日子，同样的年纪，同样死于癌症。大千世界，竟会有这种巧合。 一位朋友写了纪念高善文的文章，又贴出多年前写的纪念杨小凯的文章——《世间已无杨小凯》。那位朋友博览群书。这篇文章的题目看似平常，其实是有来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有句台词，是哈姆雷特怀念他父亲的话：“I shall not look upon his like again”，直译过来就是：“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更简短的翻译就是“世间再无此人”，或者“世间已无此人”。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去世后，他妻子给他做了一块墓碑，墓碑左右两侧各刻了一句话。右侧刻的就是哈姆雷特这句：“世间已无此人”。后来，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其中第三章写张居正，标题就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一个作者有没有学识，有没有眼光，对自己写的东西有没有感觉，往往从他的一句话，就能读出来。 高善文是1971年出生在山西临汾，17岁考上北大无线电系，毕业后转学经济，考进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来，他又去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读博士，导师是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他的职业生涯，是从人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光大证券，到安信证券。从2007年开始。他做安信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安信证券后来改名国投证券，他一直做到2025年。 在将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高善文的宏观分析报告可以说是市场上的硬通货。他的分析报告一出来，资产价格经常会跟着动。中国券商的首席经济学家多如牛毛，专业分析有这种权威性的，没有几个。 高善文读光华管理学院的时候，我也在北大读研究生，但我们不是一个系，我不认识他。后来，我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讲座，仰慕他的洞察力、良知、勇气和职业操守。写文章纪念他的那位朋友，跟他有过交往，了解他的为人和专业水平。 高善文去世后，朋友尊称他高博，提起一件事，说高博给自己的行当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下联是“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是“经济分析”。这显然是一种职业自嘲。自嘲是一种自信。一个水平这么高的人，能这样自嘲，表明他知道经济分析这门手艺的斤两，知道它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朋友也特别欣赏高善文这一点。她说，一直记得这幅对联，一个人能写出这个来，对自己职业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知，对那种自我神话的姿态充满警惕。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稀缺，写出来还能让人会心一笑，就更不容易。朋友对高博有个评价，说“他有自己的腔调，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愿意承担的部分，没有被那个位置磨成一个标准件。” 这个评价看似朴素，但我们这些所谓的职业人士，又有几个没有被自己的位置磨成一个标准件呢？ 2024年12月初，高善文在深圳一个年度策略会上讲中国经济，说了一句后来传遍全网的话：老年人朝气蓬勃，年轻人死气沉沉，中年人生无可恋。十八个字，说尽了当下中国三代人的处境。这话听着不好听，但是很准确。高善文说话，很少用形容词堆砌，他喜欢白描，用简单的语言白描出很多人视而不见的事实。 那个讲话不久，他去了一趟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一家中国智库合办了一场论坛，他在会上谈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中国官方的数字是增长5%。但高善文根据各种经济指标推算，实际增长率可能只有2%左右。中国政府虚报GDP数据，这是经济学界公开的秘密，但是大部分从业人员只敢窃窃私语，不敢依据自己的研究公开说出来。 高善文在论坛上公开说出来，这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习近平博士震怒。《华尔街日报》有位长期报道中国经济的记者，名叫魏玲灵。她报导了这一事件。习博士下令彻查，中办主任蔡奇督办。高善文被禁止公开发言，原定的一场大学讲座被取消，对外公布的理由是行程冲突。 此后，高善文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去年11月，他从国投证券辞职。12月，确诊淋巴癌四期。今年7月7日，就去世了。 高善文去世以后，魏玲灵撰文回忆，说2019年，她给高善文打了个电话。当时习博士已进入第二个任期，外界对他迟迟没有推进国企改革大为失望，因为他上台的时候曾经承诺，要让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魏玲灵问，为什么改革迟迟没有到来？她的文章是这么说的：“高善文给出的答案让我至今难忘。他告诉我，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双腿’。人不可能砍掉自己的双腿……这只是我们在长谈中不经意间的一句闲话，却尽显他一贯的处事风格——气定神闲，且有着不动声色的自信。但事实证明，在当时针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各种研判中，很少有人能有他这样的远见。”... |
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
徒步的骑手·刘宗坤：高善文与杨小凯——两位死于7月7日的55岁经济学家
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
陶傑的故事和他的評論風格
Eric Chau 臉書 2026-7-24
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
世间再无高善文
来源：阿尔法工场DeepFund
导语：他留下了一副对联，也留下了一个时代的暗语。
在宏观券商研究圈，流传着一副无人不晓的自嘲对联，道尽了所有经济研究者的宿命与无奈。
上联“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下联“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经济分析”。
寥寥数语，道破宏观研究的不确定性，也精准描摹出一位顶尖经济学家的半生求索。
2026年7月7日，写下这副行业“暗语”的国投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病去世，年仅55岁。
这位从山西山村走出的学界与业界双栖大佬，曾以精准的宏观判断、极致的因果研究逻辑，搅动中国资本市场风云，屡创行业奇迹，却也终逃不过宏观研究“预判难、落地难”的宿命。
他的一生，是深耕中国宏观经济的求索一生，也是与不确定市场博弈、与自我认知和解的一生。
让高善文成为高善文
1971年，高善文出生在山西临汾南部丘陵地区的一个山村。
那一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但这些宏大叙事显然与一个山西农村的婴儿毫无关系。
临汾是华夏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当地的传统文化对他影响最深的一句话是“位卑未敢忘忧国”。
1988年，17岁的高善文考上了北大无线电电子学专业。他原本着迷于物理学，但命运很快将他引向了另一条路——他转入国民经济管理系，后来成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
在北大，他听的第一场讲座是一位物理学教授讲《物理学与美》。教授从古希腊先哲对宇宙的思考，一直讲到广义相对论，描绘了物理学家们在漫长岁月里试图理解大自然的艰辛和震撼。
“对一代又一代的大物理学家来讲，他们试图去观察理解宇宙时，在起点上他们便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相信制约世界的规律是简单的，是美的，相信规律一定是和谐的。这种对自然规律中存在着深刻的美与和谐的信仰，给我以长久的震撼和启迪。“
直到很多年后，高善文回忆起这场讲座，依然记得那是在北大二教101教室。
另一场改变他思维方式的课，则纯属偶然。他路过北大一教，看到一间教室黑板上写着“邓小平访美与新中国外交”，便走进去坐在后排。
讲台上坐着一位长者，穿着朴素，目光有神，见他进来也不赶他走。
这位长者便是李慎之——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尽管他讲话的声音不高，语速也不快，但很多内容、很多句子就像惊雷一样，在我耳边一个又一个地炸响。”高善文后来感慨，2013年以后他常随智库赴华盛顿拜访白宫和智库，试图理解美方的政策思路时，李慎之当年的讲课始终是他最重要的思考框架。
从北大毕业后，高善文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后来在职攻读了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博士学位，导师是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
周小川曾直言：“高善文以后是能够做出一些东西的。”
2003年，高善文应北大同窗李勇的邀请加盟光大证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进入证券行业不到一年，他就在《新财富》的机构投资者投票中夺得宏观经济分析方向第一名。
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奇迹——一个刚从央行出来的研究员，怎么能在卖方江湖里一战成名？
但真正让高善文成为高善文的，是2006年3月。
资产重估：一个理论的诞生
2006年3月，在一次银行部门召集的宏观经济形势座谈会上，高善文正式提出了“资产重估”的看法。他认为，从货币信贷加速和产能过剩加剧相并存的现象来看，中国广谱资产价格，包括股票和房地产等在内，可能将经历一轮比较大的重估。
当时上证指数在1250点附近，股权分置改革正在推开，市场情绪刚刚回暖，这个判断并没有引起太多共鸣。
但随后一年半，上证指数一路飙升至6124点的历史高位。“资产重估”四个字，一夜之间成为市场最热的词汇。
高善文并没有停留在模糊的直觉上。
他花了大量时间梳理这一理论的微观基础：从实体经济部门的资产配置行为出发，以经常账户失衡和人民币汇率低估为切入点，推导出中国资产价格重估的内在逻辑。
他研究了日本和台湾地区1980年代后期的资产重估经验，提出“主动信贷创造”和“被动信贷创造”的区分，甚至用“羊群效应”解释重估趋势的自我强化。
这些内容后来都收录在《透视繁荣》和《经济运行的逻辑》中。
在2007年10月的一篇报告里，高善文写道：“资产重估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资产价格的泡沫化过程；就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情况看，股票市场无疑存在相当明显的泡沫。
从长期的角度看问题，目前的市场估值水平是无法维持的，并很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通过股价剧烈下跌的方式来完成修复。“
但他同时也坦诚地补充：“现在的问题是，重估过程可能还没有结束，股票市场的泡沫还在进一步吹大。”
换言之，他看到了泡沫，却无法精确判断泡沫何时破裂。
这种“方向对、时机错”的尴尬，后来几乎贯穿了他整个职业生涯。
在《新财富》的排行榜上，高善文自2004年至2010年七次参赛，五次夺得宏观经济第一名；在证券市场周刊的“远见杯”预测竞赛中，四次参赛三次夺冠。
有第三方统计显示，自进入证券行业至2012年退出主观排名，他在累计15次影响力评选中11次排名第一。
但比排名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对研究方法的执着。
因果推断：光线是可以弯曲的
高善文身上有一种罕见的双重气质：他既是市场化的卖方首席，每季度要面对数百位机构投资者路演；又是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对因果推断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
在经典研报《光线是可以弯曲的》中，他系统阐述了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区别。他指出，把握因果关系最重要的几个点：一是预测必须是可观察的、明确的和排他的；二是要尽可能排除内生性问题；三是要寻找对比样本的测试。
2010年9月，他撰写了《上升的地平线——刘易斯拐点与通货膨胀》一文，认为中国已经走过刘易斯拐点，并推算了2011-2015年消费物价的平均水平。
这篇报告受到了广泛批评——许多人认为中国农业部门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远未跨过刘易斯拐点。
但高善文的研究方法极其精巧。
他没有直接去争论农村到底有多少剩余劳动力，而是选取了不同农产品的价格变化趋势作为研究的入手点。
因为不同作物的劳动力密集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由作物本身的性质和技术因素决定，在一定时期内是外生的，不存在内生性问题，而农产品市场又是充分竞争性的。
这样，低端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就转化为农产品价格变化趋势的差异——这个因果链条清晰、可观察、可测量，也可以用1990年代的数据进行对照检验。
2015年过去后，经济数据的回溯检验与高善文的理论预测非常一致。
“本质上，只有因果关系能够提供稳定的解释和强有力的预测。”高善文说，“但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我们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对观察对象进行隔离和控制，因而对经验数据的处理，很多时候只能得到相关关系。
在研究过程中，我始终对相关分析的局限性保有非常大的警惕。“
这种对因果关系的追求，在卖方研究行业里是极其罕见的。
多数分析师的日常工作是把今天的PMI和昨天的社融放进同一个Excel里画个散点图，然后写一句“二者呈正相关”。
高善文对此的评价是：“故作高深地摆弄统计技术和数据，人云亦云地泛泛而谈，这些做法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钱荒、地产与不讨喜的实话
2013年，中国金融市场爆发了一场剧烈的“钱荒”。
银行间市场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飙升到30%以上。
高善文在那之前就提出了预警，并给出了一个后来被市场反复引用的判断：钱荒将产生三次冲击波——第一波冲击银行间市场，第二波冲击票据贴现和理财市场，第三波冲击实体经济。
随后一年多金融市场的变化，几乎完美地印证了这一判断。
但高善文并不总是对的。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在方向上的判断常常惊人准确，但在时点和幅度上，几乎无例外地会偏离。
2016年以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轮近乎疯狂的上涨。
高善文曾多次指出，2016年房价上涨背后的核心驱动因素不是需求，而是土地供应的骤然收紧——2014年以前，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中枢约为12%，2015年后该比例中枢大幅上升到16%以上，但销售面积的增幅并不大，房价的上升才是销售额大幅上升的主因。
他称之为“非典型的泡沫化”。
然而，2021年以后的事情，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
房地产行业在流动性危机中“火烧连营”，需求断崖式下滑。
2023年底，高善文在安信证券（现更名为：国投证券）年度策略会上发表演讲，题目是“道是无晴却有晴”。
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将跌破6%，明显低于7%的长期合理中枢，市场已严重超调。
这一判断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彼时市场的主流叙事仍然是“房地产拖累经济”“复苏不及预期”。但高善文走得更远——他不仅判断了超调，还给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十分大胆的结论：“中国二手房市场价格的修正在2023年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住宅市场经历的，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一个基本面恶化后的价格修正。”
他用了三组数据来支撑这个判断：租金回报率回到了2018年中的水平，房价收入比回到了2017年甚至2014年之前的水平，二手房交易量在2023年显著放量。
换句话说，他认为市场的调整是理性的、有序的，是紧密追踪基本面（租金和收入预期）的，而不是恐慌性抛售。
2024年5月，高善文在国投证券中期策略会上做了一场一个半小时的演讲，题为“奋楫逐浪天地宽”。
彼时，房地产政策刚刚经历了一轮重大转向——政府开始直接收购存量房、收购闲置土地、救助房企流动性。
他评价道：“在市场看来，这一次的救助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号准了脉，找着了病根，并且措施的方向是对头的。”
但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再好的政策如果只是写在纸上也是没有用的，政策的执行过程是这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很多东西我们还要继续边走边看。”
对政策保持冷静的审视，对市场保持必要的敬畏——这是高善文最让买方尊敬的地方，也是他最让一些人感到不适的地方。
长债、出海与一个时代的尾声
在这场演讲中，高善文还讲了两件事，后来都被时间证明极具前瞻性。
第一件是长期利率。
他在2021年就提出，中国长期资本回报率在2010年以后进入下行过程，至少持续到2030年，届时10年期国债利率可能降到2%附近。
到2024年，他进一步判断：利率市场化改革接近尾声，过去十年压制国债利率下行的力量正在消退，未来十年国债利率将加速下行。
当时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还在2.3%左右，很多人觉得这个判断过于激进。
但到了2025年底，市场已经在讨论1%的国债了。
第二件是企业出海。
他以日本为镜：日本在泡沫破灭后，大量企业出海，海外公司的销售收入相当于日本GDP的40%以上，海外的直接投资相当于日本资本存量的8%。
“很多人说，日本在日本本土之外再造了半个日本，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他的统计显示，日本出海板块的股价从1995年到2020年涨了约8倍，而纯内需板块只涨了不到2倍。
他由此推论，中国企业在国内需求萎缩阶段加大出海力度，能够对冲ROE下滑，并推动股权资产从“GDP定价”转向“GNP定价”。
值得一提的是，高善文讲日本出海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在一个停滞的经济环境中，有竞争力的企业大量出海，能够进一步刺激和提高其回报率。”这句话后来被市场反复引用，几乎成了“出海”主题投资的官方背书。
2024年底，高善文在国投证券年度策略会上发表了题为《云开雾散曙光现》的演讲，对就业、消费、GDP等一系列宏观数据提出了自己的分析。
不久之后，他的微信公众号“高善文经济观察”和一些短视频账号在平台上相继无法正常访问。
一时间，“高善文被国投证券开除”的传言在业内流传，虽然很快被辟谣，但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2025年9月，高善文以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会长的身份，通过视频为2025年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的嘉宾欢迎晚宴致辞。
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两个月后，2025年11月，他从国投证券正式离职，去向不明。
从2007年加盟安信证券（现更名为：国投证券）到2025年离开，高善文在这家券商整整待了18年。
他的季度策略报告被业内称为“卖方必读”，他每年在策略会上的主题演讲是全场焦点，甚至被一些机构投资者视为资本市场走势的重要风向标。
在行业内，他常被比作“诸葛亮式”的分析师——不是因为他料事如神，而是因为他始终试图用一套独立、完整的逻辑体系去理解这个越来越不讲逻辑的市场。
尾声
高善文历次的公开演讲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合理的价格并不是底部，显著的背离和低于合理价格才能形成底部。底部形成的时候，空方永远是多数派的，多方永远是胆战心惊的。”
这句话说的是市场，又何尝不是他自己。
他活在一个宏观经济学家注定被反复打脸的年代。
2008年金融危机、2015年股灾、2018年贸易战、2020年疫情、2021年地产雪崩——每一次宏观冲击都在改写教科书，每一次“这次不一样”都在嘲笑那些试图用历史规律预测未来的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善文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坚持用一套逻辑自洽的框架去解释这个越来越不讲逻辑的世界，同时坦然承认自己随时可能是错的。
“对预测未来心怀恐惧、对市场波动充满敬畏，在保持数据的密切追踪中，随时准备承认错误并改变看法。”这句话，是他对自己职业生涯最诚实的总结。
2020年末，高善文与同窗好友王国斌等诸多校友，向北大捐赠了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以他的两位老师——秦宛顺教授和靳云汇教授的名字设立奖学金，优先奖励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的本科生。
这是当时北大规模最大的奖学金项目。
一个从山西山村走出来的穷学生，后来成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最后用两位老师的名字回馈母校——故事讲到这里，本来可以有一个体面的收尾。
谁也没有想到，年仅55岁的高善文就这么离开了我们——距离他上次公开露面，不过十个月；距离他离开国投证券，不过八个月。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因果推断方法的研究者。而因果推断，恰恰是高善文穷尽整个职业生涯试图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做到的事情。
他没能等到诺贝尔奖对因果推断的肯定，也没能等到中国地产真正触底的那一天，更没能等到自己关于长期利率下行的判断被市场完全验证。
他留给这个行业最宝贵的遗产，或许不只是资产重估理论，不只是对刘易斯拐点的精准判断，不只是那些曾经被市场嘲笑、后来被市场验证的预言，而是他写下的那副对联——“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
敢于这样自嘲的人，恰恰是对自己的研究最认真的人。
高善文曾在《时光的刻痕》中写道：“北大像个自由市场。只是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叫卖的并非文具，而是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
如今，这个从自由市场里走出来的人，把思想的火炬留在了他曾经站立的地方。
華爾街日報》他道出中國經濟真相，卻在沉默中走完餘生
風傳媒 2026-7-18
2019年，我給高善文打了一通電話。當時習近平已進入第二個任期，外界對北京方面遲遲未能推進國企改革大為失望，這種情緒逐漸發酵為一種近乎警覺的不安。
習近平上台時曾承諾，要讓市場在中國經濟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然而多年過去，國有巨頭依然臃腫，依然享受補貼，依然在獲取銀行信貸時享有絕對優先權。彼時正處在美國總統川普首個任期的中期，美方對中國國企由此獲得的不公平優勢日漸不滿。我想知道，為什麼改革遲遲沒有到來。
高善文給出的答案讓我至今難忘。他告訴我，國有企業是「共產黨的雙腿」。人不可能砍掉自己的雙腿。高善文說，正因如此，習近平才始終將國有部門作為其經濟模式的核心支柱，國企與民企之間的界限非但沒有變得清晰，反倒不斷模糊。
這只是我們在長談中不經意間的一句閒話，卻盡顯他一貫的處事風格——氣定神閒，且有著不動聲色的自信。但事實證明，在當時針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各種研判中，很少有人能有他這樣的遠見。
7月7日，高善文因T細胞淋巴瘤病逝，終年55歲。中國媒體報導了他的病情；他身邊的人則向我講述了他持續一年多的抗癌歷程。
高善文最後一次成為新聞焦點，是因為他說出了真相。2024年12月，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在華盛頓舉辦了一場論壇。會上，時任國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公開道出了許多中國經濟學家只敢私下耳語的判斷：中國GDP的實際增速可能還不到官方數據的一半，或許在2%左右，而非北京方面聲稱的近5%。
他甚至進一步質疑，中國高層是否有意願兌現其反覆承諾的刺激措施。正如我當時所報導的，這引發了習近平的震怒。北京方面每年都會設定一個年度增長目標，通常在5%左右，而且年復一年，最終公布的數據幾乎都能精準達標。習近平下令徹查此事，我後來得知，調查由他的辦公廳主任蔡奇立即執行。高善文隨後被禁止公開發言。他原定舉行的一場大學講座也被突然取消，對外給出的理由是「行程衝突」。
我當時並不知道高善文的健康狀況已經開始惡化，除了他最親密的圈子，外界對此也一無所知。他曾向身邊的人提到，自己差不多是在受罰的同一時期開始出現症狀的。在隨後的幾個月裡，他僅公開露面過一次，那是在2025年9月北京大學的一場論壇上，他發表了一段低調的影片講話。同年11月，他從國投證券辭職。12月，他被正式確診為癌症四期。
我認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應該在共產黨的處分與罹患癌症之間建立直接的醫學聯繫。但這種巧合令人唏噓：一個因堅守真實數據而受到懲罰的人，在生命的最後一年裡被剝奪了公開發言的權利，病情在沉默中不斷惡化。
儘管如此，中國社群媒體上依然湧現出大量悼念之詞。在小紅書上，一條引起廣泛共鳴的評論稱高善文是「一位罕見的敢說真話的經濟學家」，並感慨如今「只剩下『樂觀』的經濟學家了」。
迄今為止，網管機構對這類言論大多放行。這彷彿是審查人員無聲的表態，折射出中國普通百姓如今對官方統計數據、以及敢於質疑數據的人的真實看法。
中國金融界的一些人將他比作該領域的諸葛亮。諸葛亮是公元三世紀的謀略家，神機妙算的美名在中國民間傳說中傳頌了千百年。人們之所以信任高善文對經濟的解讀，恰恰是因為他更在乎自己的判斷是否準確，而不是說些讓人安心的場面話。
三十年來，高善文對中國經濟的解讀，比官方所容許的更清晰透澈。從中國央行到光大證券，再到國投證券，他的研究報告總能以極少數經濟學家方可企及的方式左右市場走勢。他對資產價格週期的判斷是正確的。他對黨的「雙腿」的判斷也是正確的。他對GDP數據的判斷同樣正確，卻為此在生命的最後一年付出了禁言的代價。
北京方面似乎無意改變發布經濟增長數據的機制。自高善文受到處罰以來，針對那些被官方斥為「不專業」的經濟學家的噤聲行動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有加速之勢，監管機構更是頻頻警告券商，要求分析師保持「樂觀」。然而，高善文關於黨的「雙腿」的那句老話，依然比任何宣傳指令都更能說明問題：一個連經濟真相都承受不起的政府，永遠不會改變其運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