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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 |
李劼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2月08日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农民文学，依次走过四种形态：从高玉宝的伪造行骗，到浩然以高大全形象推出的假大空；从二月河历史小说的皇帝图腾，到莫言小说裸露癖式的夸张。上述四种农民文学形态所共同具有的叙事基因，是农民的狡猾；并且越是装得憨厚，越狡猾。
自《丰乳肥臀》以降，莫言小说被一种下意识的屁股意像所左右。这种屁股意像具有三层涵义。其一，写实性的意像造型。诸如《丰乳肥臀》里聚焦于下半身的叙事方式，《檀香刑》里津津乐道于从肛门开始的中国式酷刑，《生死疲劳》里对繁衍后代生育能力强劲的女性骨盆的赞美，《蛙》里的叙述者所强调的，对身体器官的看重，等等。倘若说，这种写实意义上的屁股意像，在莫言早期小说还仅仅是对食物（如《透明的红萝卜》）或者对酒精（如《红高粱》）的敏感，那么到了莫言后来的上述代表作里，大都被诉诸对身体器官、尤其是下半身器官的热衷。
其二，隐喻性的象征意味。屁股意像是莫言小说所热衷的食欲、性欲、传种接代欲等等欲望的主体象征。童年时代有关贫穷和饥饿的记忆，杂乱无章地折射在莫言的小说叙事里，转化为生存的渴求，欲望的嚣张。小说叙事的隐喻结构，通常是存在的、精神的、具有形而上特征的。但莫言小说里的屁股意像所提供的隐喻，却毫不讳言地指向生存的焦虑，物质的匮乏，动物性甚至生物性的挣扎。因此，以屁股为主体的身体器官，既成了莫言小说的主要叙事对象，也成了莫言小说的基本故事内容。这种意像的隐喻特征在于：既没有精神内涵，也了无头脑之于诸如存在、自由、人性、人格之类生命意义的思考。类似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里那种灵魂的挣扎被全然付阙。换句话说，莫言小说的屁股意像，几乎就是一个对人物内心世界和人类精神探求绝对无知的同义词。屁股意像所提供的隐喻，说穿了，不过是充满了动物性冲动的一声声低吼：要吃，要繁衍，要苟活，要好死不如赖活，哪怕变成牲畜，也要赖活于世，也要让身体的器官保持不停的生存性运作。
其三，策略性的叙事心理。以屁股意像为轴心的莫言小说，骨子里是改头换面的下半身叙事。比起大胆卖弄风情的下半身写作，莫言的下半身叙事不敢露阳，仅止于露腚。裸露阳具的叙事聚焦于性，裸露屁股的叙事热衷于性的背面，诸如生育、繁衍、求生、苟活。莫言显然没有D・H劳伦斯那样的胆量，也没有渡边淳一在《失乐园》里的细腻精致，大岛渚在《感官王国》里的雄健深刻。因为以性为对象的叙事，欲望的蓬勃只是表面的叙事动因，内在的深层结构必须具备诸如洞察人性、透视两性战争之类的哲学素养。莫言不具备这样的素养，只能将欲望交付生殖器背后的臀部解决。这是莫言下半身叙事的一重策略：因为性叙事的天然阳萎，导致转向以屁股作代偿。这样的叙事策略，与其说是怯懦，不如说是油滑。
莫言下半身叙事的另一重策略，是不敢从人性的角度直面农村社会的芸芸众生，从而改为以假装关心生育、繁衍为主旨的器官咏叹，或者说，屁股叙事。同样是以农民为叙事对象，当年萧红的《生死场》由于从人性视角洞察并切入，因此有了力透纸背的深刻。但莫言不敢如此讲说他的农民故事。因为人性视角实在太犀利，尤其剖析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有如一把手术刀。不要说文学叙事，即便是极其朴素的调查报告，都足以让人触目惊心。遗憾的是，莫言在童年留下的极其贫困的生存记忆，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再因为小说写作而像许多受批判对象一样被扔到夹边沟挨风沙，体验濒临饿死冻死的惨痛人生。于是，莫言在小说里耍了滑头，把理当诉诸手术刀的诸多历史细节，悄悄地改作脱裤子取乐。一会儿脱自己的裤子，表示并不想性交，只是想放个响屁；一会儿偷偷地扒下主子的裤子，示意观众看一眼那个白花花的肥臀，然后在被主子发现之前，又赶紧替主子把裤子拉上；告诉主子，没事，没事，只是给大家找个乐子而已。莫言这种下半身叙事，了无焦大式的义仆相，充满黄天霸式的恶奴样。他日要是主子倒霉了，第一个跳起来暴打主子的，没准就是这样的恶奴。但在主子当红的年代，哪怕借给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露出造反有理的暴民相，而保持听话服从的顺民状。最多只是假装裸露一下屁股罢了。这与其说是油滑，不如说是怯懦。
同时具有怯懦和油滑这双重特征的莫言小说屁股叙事，其审美趣味并不在于屁股的黑白美丑，也不在于屁股的上半身是《丰乳肥臀》里的国军、共军还是《檀香刑》里的义和团，甚至不在于屁股主人是尚在《生死疲劳》中作人畜轮回，还是正在《蛙》里被计划生育，而是在于这意像所透出的，乃是一个幼时吃过煤渣的农家苦孩子如何从求生的欲望中，点爆粗俗、野蛮、残酷而又可怜可笑的众生相。那样的众生相，就作者而言其实是相当随意的、不无任性的，或者说是为莫言的叙事策略所特有的；就读者而言，却具有似是而非和滑稽可笑的双重阅读效应。因为莫言小说的屁股意像，大都是以漫画的笔调勾勒出来的。其叙事语言与叙事对象一样粗鄙。
在莫言以《透明的红萝卜》为代表的早期中篇里，其漫画式的笔调还不无稚童般的奇思异想。但在莫言后来写的那些长篇小说里，漫画式的笔调却被诉诸不时探头探脑的那些鬼鬼祟祟的欲望。这两者之间的转折，便是那部拍成电影而轰动一时的《红高粱》。
《红高粱》是莫言小说从稚童般的想像转入通常为成年人所擅长的历史批判的最初尝试。在想像中打转，仅止有趣而已；虽然新奇，却并无力度可言。但历史批判却能给莫言带来长大了的骄傲和自豪。但莫言随即发现，历史批判犹如玩火，一不小心说不定会把身家性命都赔进去。有心叛逆，无胆玩命。即便是高粱地里的性交，也只能玩到露背露腚的地步而不敢再越雷池一步。更不用说那场战争，天然有着抗日爱国的底线。哪怕让奶奶自我爆炸，也不能不抗日。比起以前的抗日文学，莫言的《红高粱》只是小心翼翼地跨出了一步：抗日主角不再是八路军、新四军，而是没有什么组织背景的他奶奶他爷爷。这种叙事动机的秘密在于：组织是惹不起的，但似乎可以躲得起。
以躲避组织的是是非非为前提，莫言有了《丰乳肥臀》的成果。国军、共军都是军，虽然立场模糊，却又无意间符合了统战的需要。神圣的战争变得朴素了许多，而充满欲望的叙事，又冲淡了历史的严肃性。小说的语言虽然相当粗糙，但阅读效果却多多少少有了娱乐性。这样的小说让汉语并非母语的汉学家阅读，又会产生另一种意想不到的阅读效果：有点像肖洛霍夫笔下的《静静的顿河》。惟有极少数还算懂点文学的汉学家，从中看出莫言不擅长篇小说叙事，总是虎头蛇尾。事实上，籍漫画笔调写到哪里算哪里的莫言，从来没有弄懂过长篇小说是什么样的结构艺术，一如他对结构性很强的西方交响乐和协奏曲有可能不甚了了。俗话说，文章的要诀在于，凤头猪肚豹尾巴；而莫言的长篇小说却总是，猪头猪肚兔尾巴。当然，《丰乳肥臀》的兔子尾巴还缘自作者本人对改革开放后崛起的商业文明，茫然无知。
似乎《丰乳肥臀》既让莫言尝到了成功的甜头，又让莫言吃到了险遭批判的苦头，于是，就有了吸取教训的那部《檀香刑》。百分之一百的主旋律。以歌颂义和团为基调，掺杂了旨在渲染恐怖的酷刑。很难说莫言绘声绘色地描绘那种从屁股里开始的中国式酷刑，究竟是在有意识地吓唬别人提醒别人，还是下意识地吓唬自己提醒自己；但可以肯定的是，《檀香刑》显然有了莫言小说以前少有的真理在手正义在胸的理直气壮。《红高粱》或者《丰乳肥臀》里的搞笑，变成了因为酷刑营造的恐怖以及随之而来的严肃。倘若说搞笑是莫言小说叙事的本性，那么严肃却将热衷于屁股叙事的莫言反过来被屁股里的酷刑弄得不无变态。读者弄不清楚莫言小说里的爷爷奶奶究竟是从《红高粱》里走上檀香刑的刑场的，还是从《檀香刑》里走进高粱地里的。能够明确的惟有从高粱地里露出的屁股，或者从屁股里开始的酷刑。
于是，《生死疲劳》中的人畜轮回，开始了。两性之间的林林总总，被通通归结成生育和繁衍的周而复始。然后再从那样的繁衍里抽出接生的形象，敷衍出又一部以《蛙》命名的长篇小说。两性间的复杂性，诸如平等不平等，相爱不相爱，被成功省略。两性背后的简单性，诸如生育不生育，繁衍不繁衍，被一再放大；只是被计划生育给不大不小的耽搁了一下，但并没有耽搁到有误传种接代的地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必须恪守。这种格调像极了《春晚》上红极一时的赵本山节目。可以说很聪明，也可以说很狡猾；可以说很无奈，也可以说很无赖。
领教过赵本山节目的中国读者，大都能读明白莫言小说里的名堂经。但要说到海外的汉学家，却只能另当别论了。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不懂英语的英语文学翻译家，把英语小说翻译得美伦美奂。无独有偶，美国也有个对汉语阅读一知半解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者，能够把再破烂的中国小说翻造得流利光鲜。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教授，葛浩文。此公可谓英译界的夏洛克。特点是一流的商人头脑，二流的英译水平，三流的汉语阅读。此公知道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可以叫卖。虽然汉语水平并不出众，但只消知道小说叙述的故事梗概，就能制作出一部像模像样的英译中国小说。至于原作本身的叙事意味和语言特征，在葛浩文的译作里是全部省略的。倘若上乘的中国文学作品落到此公手里，无疑是场灾难。但要是把一个让西方人听得进去的故事交付给他，不管小说艺术小说语言如何粗糙，都能被重新编造得煞有介事。莫言的幸运，其实就是这么开始降临的。至于大江健三郎之于莫言的极力推崇，与其说是慧眼独具，不如说是彼此半斤八两。
莫言小说的获得诺奖，与赛珍珠的《大地》享有如此殊荣，可谓异曲同工：全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主义的胜利，倘若可以借用东方主义一词的话。西方人阅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或许会读得莫名其妙：这像是剑桥大学的景观么？因为他们根本不在意也不在乎徐志摩作品中的诗意。剑桥学府，理当由他们说了算，哪有屈从一个中国诗人的道理？但他们阅读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却会读得津津有味。这并非因为莫言小说有多少艺术魅力，而是因为莫言笔下的中国人和中国农村中国社会，吻合他们心目中的想像，或者说符合他们意识和下意识里的中国主义。对于西方的汉学家来说，莫言小说里的屁股意像，好看不好看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究竟中国不中国？比如野蛮不野蛮？愚昧不愚昧？落后不落后？那个屁股意像只要被汉学家们认定是中国的，不管很中国还是有点中国，汉学家都会认同，都能接受，都具备获奖条件。就此而言，莫言获得诺奖，乃是莫言小说那个野蛮、愚昧、落后的中国屁股意像与汉学家心目中的中国主义之间的一拍即合。
当然了，如此论说，并非意在异议诺奖，贬低获奖者。正如中译西方名著也会有拔高或降低原作之嫌，西方汉学家的西译中国文学落差，是可以原谅的，并非故意羞辱中国文学。无法指望诺奖评委能够读懂《红楼梦》那样的中国文学。退而求其次，人家能把诺奖发给莫言，而不是赐给前面三种农民文学，也算得有眼光了。中国民众开心一下，未尝不可。此文只不过想指出，即便人家有那眼光，中国文学也不必以汉学家的好恶为转移，更不必以诺奖评委的中国主义趣味为标准。上乘的文学作品，从来不以任何奖项为荣；相反，包括诺奖在内的任何文学奖都以能够荣获上乘文学的加冕为幸事。文学叙事艺术的审美、自由和骄傲，理当根植于读者的内心共鸣。这世上难道还有比内心共鸣更高的奖项么？
二0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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