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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 |
逆世界民主潮流而动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如此野蛮、落后，完全是奴隶制的现代版，却竟然能够立国73年（1917-1990）而不倒，奥秘就在于它采用的是党国体制：以苏共为基本骨架，控制国家社会的一切方面，而苏共又有一块"通灵宝玉"："格伯乌"。正是借助于这块宝玉，苏共才得以长久维持其残暴统治。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绕过这块"通灵宝玉"，苏共、苏维埃政权到底还是垮台了。
"格柏乌"是苏维埃政权的灵魂
所谓"格柏乌"， 即苏联政治保安局（简称GPU，"格柏乌"乃其音译），前身叫"契卡"（ Cheka，"肃反非常委员会"之简称，"契卡"是其音译），后身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臭名昭著的"克格勃"（ КГ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克格勃"是其音译）。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有时按陈独秀在世时的叫法，称其为："格柏乌"。
"格柏乌"（"契卡"、"克格勃"）是一个属于政府系列、却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之上的机构，是只对苏共中央总头目负责的一个苏共的独特统治工具。它的职权非常之大，涉及国内的所有领域，监控党、政、军各个部门。它是苏维埃政权之为苏维埃政权的特质所在，是它的保护神，也是它的象征、灵魂。近百年来，所有归类为苏维埃政权式的一切政府，没有一个不是立足在依靠密秘警察的基础上来实行统治的。没有"格柏乌"特务对领导班子和全民的暗中或明目张胆地监视和强有力地控制，没有由此而造成的、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沁入骨髓、无人能够逃脱的"心理恐怖"，任何一个苏维埃式的政权都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陈独秀晚年洞悉苏维埃政权与"格柏乌"秘密政治警察这种血肉般地生死联结。在论述苏俄的独裁制时，陈独秀总是强调"格柏乌"在其中的关键作用。他说："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除了史太林手中所掌握的军警法庭等国家统治机关，谁能寻着一个悬在空中的苏联来拥护呢？"他回顾历史说："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陈独秀对比说明了英、美、法国的民主制与俄、德、意的法西斯制，列举了二者的五项基本区别，把有没有"秘密政治警察"列为仅次于选举的第二项重要内容，说：英、美、法的民主制，"无法院命令不能扑人杀人"，而俄、德、意的法西斯制，则"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扑人杀人"。（着重号为均引者所标——引者注）他有时甚至把当时的苏联政权径直地，或则称为"格柏乌政治"，或则称为"格柏乌政制"。由此可见，在陈独秀眼里，"格柏乌"在苏共统治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陈独秀称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为"格柏乌政制"、"格柏乌政治"，是抓住了这个政体的根本特质，是对它的最科学、最正确、最精辟地分析和概括，也是对它的最深刻地揭露，对于人们准确、深刻地认识这类政体、从而进行斗争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陈独秀：《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23页
陈独秀：《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14页
陈独秀：《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16页
专制统治须臾离不开秘密政治警察
靠德国皇帝9吨多黄金的所谓"资助"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苏共前身）在1917年发动"十月政变"，从合法的临时政府手里，夺得政权。政变成功后，为报答德皇，立即以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名头，向德国交付了60亿马克的赔款，并且放弃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和白俄罗斯一部分、共计约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取得了和平的外部环境。
靠非法手段取得的政权，天然地处于被推翻的恐惧中。在取得外部环境的暂时稳定后，苏维埃政府腾出手来，立即开始"收拾"民众，以建立起牢固的统治。所有对苏维埃政权有所不满或可能有所不满的人，都被列为打击对象。列宁叫嚣："假使在俄罗斯的一万万人口中有一千万不愿意服从苏维埃，那我们便将这一千万人的肉体加以毁灭。" 季诺维也夫也宣布要消灭一千万人："在苏维埃一亿人口中，我们将与九千万一道前进，对其余那些人，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必须被消灭。"④
实现这样巨大的"革命任务"，光靠列宁为首的一批"革命"分子，光靠普通意义上的政府机关，当然是不够的。为此，就有了"格柏乌"特务机构的普遍建立。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全俄各地建立了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组成了1000多个所谓"革命法庭"。 克格勃系统的工作人员，最多时达到50多万名，其中克格勃总部机关计1万人，间谍、反间谍和技术保障等其他部门计20万人。但是，他们还认为不足，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150万暗地监视民众、向政府进行举报的"线人"；每年"维稳"预算超过100亿美元。⑤ 当时每5名苏联的机关工作者，就有1名告密者；仅莫斯科，6到7户人家即有1名告密者，苏联主要城市中经常向当局告密的"卧底"占总人口的5％。那时的苏联，确实如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个"狼在追猎的世纪"。⑥
苏维埃政府对民众监视之严密，现在还没有解密材料，但是从实行类似政治体制的东德的情况可以间接地得知其大概：监控无所不在，无处不在。东德的特务机构，称"斯塔西"。根据解密材料，"斯塔西"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东德的1800万人口中，他们竟收集了600万人的"黑材料"，为他们建立了绝密档案，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人任何私下的不良言行，经由亲人、朋友、同学、同事的一一检举汇报，都被特务机关记录在案。根据这些"黑材料"，在上世纪80年代，平均每天就有八人被"斯塔西"秘密逮捕，举国毛骨悚然。⑦
对群众的"整肃"是大规模进行的。仅1918年—1922年2月，苏维埃政府就杀害了不少于200万的普通民众。 集体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缩减了30.9%，在伏尔加河流域人口减少了23%，在乌克兰减员20.5%，在北高加索减少了20.4%。⑧ 总计，从1929年到1953年，共有1950-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暴政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远远超额完成了"杀人一千万"的原定计划。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是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的。⑨
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尤为讲求"舆论一律"的列宁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制度所不容。为确保政权的稳定，列宁亲自发起并由政治局集体决定，将一批知识份子驱逐出境。1922年8月，苏共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法令，至当年年底，有二百多万人被驱逐或被迫逃亡国外。⑩ 留在国内的则受到严密地监控。到勃列日别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著名人物的，竟有多套班子，"异议人士"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多达105卷，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⑧ 作家高尔基被要求写一本讴歌独裁者斯大林的《斯大林传》，许他以担任作家协会主席，并在莫斯科给一套高档住宅。高不愿写书，于是，他的周围就被布满了特务。并终于在1936年6月18日，由医生投毒，将其杀害。⑾
为了充分显示震慑的威力，"格柏乌"在监视、暗杀之外，还对"人犯"广泛地施行酷刑。手段之残酷、兽性，令人发指。奥德萨的契卡人员将白军军官用铁链绑在木板上，缓慢地送入熔炉或盛满沸水的储槽，或是干脆用绞盘撕为两段；在哈尔科夫，活剥头皮以及活剥手上的皮成了家常便饭——将受害人手上的皮剥下来做成"手套"；沃罗涅日将赤裸的受害人放进里面全是尖钉的大桶，然后滚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契卡人员把受害人钉上十字架；察里津与卡梅申流行"锯骨头"；波尔塔瓦和克列缅丘格的契卡人员活埋暴动农民；奥廖尔的契卡将受害人剥光衣服，绑在冬天的街头上，再向他们赤裸的身躯泼冷水，直至他们化为"冰雕"；在基辅，契卡人员将老鼠笼口对准受害人的肛门，再用火加热铁丝笼子，老鼠便不顾一切地啮咬撕开受害人的肛门，钻入受害人的肠子逃生。这类酷刑可以持续几小时，有时甚至持续到次日，直到受害人死亡。⑿
对全民这种令人发指的监控、威胁、暗杀、残害，确实震慑住了社会。苏维埃政权于是维持了下来。事实印证了列宁的分析："假如果没有恐怖和暴力，无产阶级独裁便成为不可能。" (13) "專政（就）是直接依靠暴力的国家政权"；而"契卡"就是"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
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辛灏年:《俄罗斯共和国74年史略（1917•2-1991•8）》,《黄花岗杂志》2004年第3期
④韩梅﹕《盖世太保与契卡》,大纪元2012年03月23日
⑦《二十年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周末画报》2011年4月11日
⑧金雁：《苏联解体20年祭》，经济观察网
⑨（俄）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573、1241页。转引
自林子明：《斯大林人性之残竟超越了任何底线》
⑩《俄罗斯学生课本中介绍的1917年俄国历史真相》，360doc个人图书馆2012年10月16日
⑾采薇:《高尔基之死揭秘》， 个人图书馆360doc 2012年10月8
⑿韩梅﹕《盖世太保与契卡》,大纪元2012年3月23日
转引自辛灏年：《俄罗斯共和国74年史略》，载《黄花岗杂志》2004年第3期，《列宁
全集》中文第二版２８卷１７２页。附带说说：在《列宁选集》３卷５９４－５９５页，有
句话："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
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话曾被学者作为列宁的言论引用，但根据专家核对原著，
它是列宁同考茨基辩论时设想考茨基对"專政"所下的定义，不应视作列宁的原话。
个人独裁，更离不开"格柏乌"
但是，危及苏维埃政权生命的，不光有普通民众地反抗和知识分子地批判；领导核心的控制，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确实，关键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尤其在党的核心。正像斯大林说的："碉堡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而这个问题的发现与解决，更不能不依靠凌驾于党、政府、军队之上，仅由最高统治者一人掌握、仅效忠于"予一人"的"格柏乌"特务机构。
1934年，苏共"十七大"选举中央委员，只有3名代表投了基洛夫的反对票，而投斯大林的反对票的竟有292名代表。斯大林的统治岌岌可危。主其事的卡冈诺维奇作弊助恶，宣布斯大林也只有3张反对票，得以继续担任总书记。由于是无记名投票，哪些代表投了反对票，谁也不清楚，于是，绝大多数代表成为斯大林怀疑和打击的对象。l966名十七大代表中，后来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而被捕的有1108人，占56%。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中，有98名被处决，占70%。①
与此同时，领导"克格勃"的特务头子雅戈达秉承斯大林的旨意，策划了对"可恶""碍事"的基洛夫的暗杀。②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终于"遇刺"。斯大林宣称暗杀是由托洛茨基及其反对派所策划，以此案为契机，开始了针对老布尔什维克的蓄谋已久地清洗。列宁死后，并列主持苏共工作者六人，除斯大林外，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五人，一无遗漏地，逐一被斯大林处死。并对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实行株连，全面清洗，波及的人数至少在70万人以上。③ 苏联红军5名元帅中有3人被处决，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均被处决。④ 托洛茨基说："为确立斯大林式的制度，需要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党，而倒是铲除布尔什维克党。"
就像对付普通老百姓要用酷刑、以收震慑之效那样，对"反对派领袖"的镇压，尤其要株连亲属，斩草除根，赶尽杀绝，以绝后患。加米涅夫被枪决后，接着是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尚未成年）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妇，都被枪决。
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主席）被迫自杀，他的妻子接着被捕入狱，三个孩子有两个被判死刑。波·沃兹涅先斯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被处决，他的弟弟、姐妹也跟着全都被枪毙。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一家总计倒下了十个人，—妻子、两个弟弟、三个妹夫被枪毙，母亲和一个妹妹死于集中营，女儿（独生女）斯维特兰娜在少年监狱染上重疾，出狱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玛丽娜因缺乏亲人照料而病死。三个妹妹、两个弟媳全被判刑，其中一个妹妹在集中营里蹲了十八年，斯大林死后，1955年，才获自由。为保持独裁统治，斯大林对"前战友"满怀深仇大恨，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必须家破人亡。斯大林的残忍，已经接近了人性恶的底线。⑤
残酷的现实，用鲜血擦亮了"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的陈独秀的眼睛。其中，托洛斯基的悲惨遭遇，尤其使他彻底觉悟了过来。
陈独秀对托洛斯基是有感情的。1927年，中共挫败，原因在斯大林的瞎指挥。当时，陈独秀作为"儿子党"的中共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多次进行过抵制，但是无效。而革命失败后，他却反而成了"替罪羊"，被戴了一顶"导致革命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从领导核心中踢了出去。而当时，托洛斯基对中国革命的观点却是正确的，但也同样因此而挨整。由于境遇相同，加以若干观点的接近，陈独秀后来成了中国"托派"组织的领导者。
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夺权国家政权的斗争中，作用巨大。"十月革命"之后到列宁病逝之前，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代表发言结束时，都要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并列挂在一起。仅仅由于与斯大林政见之不同，1927年，托洛茨基就被斯大林开除出党。1928年，进一步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2月12日，更被逐出苏联，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他成了罪大恶极者，斯大林所有清除"异己"的斗争，往往是在反对"托派"的口号下进行的。斯大林并且指令"克格勃"派遣特务，接近托洛斯基，最后，1940年，在家中用冰镐凿入后脑的残忍方式，终将托洛斯基暗杀。⑥
人在中国的陈独秀当然不可能了解斯大林罪恶的全部，尤其1932年10月15日-1937年8月23日，他久陷囹圄 ，限制了对各种细节的掌握。但是，苏联的大事件，他是完全知道的。他终于从"苏联是工人阶级的祖国"的迷梦中，醒了过来，指"苏俄（为）官僚统治"，说："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⑦ 并且揭露："各国的革命力量，已为史大林派摧除干净。"⑧
①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③百度百科：《斯大林》
⑤（苏）波·梁赞采夫著，于今、江淮编译：《图哈切夫斯基妹妹的辛酸回忆》，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9页。转引自林子明：《斯大林人性之残竟越过任何底线》
⑥百度百科：《托洛斯基》
⑦《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26页，自由中国社出版部，民国三十八年九月再版
⑧《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18页
俄、德、意地迅速"崛起"和侵略扩张
"格柏乌"最初的名字叫"契卡"，意译就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① 除了镇压"反革命"外，还要惩办所谓"怠工者"。劳动在当时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② 凡对劳动取消极态度、磨洋工的，与所谓"反革命"同罪。列宁指示："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违者枪毙。" ③
正是在这种现代版的奴隶制强迫劳动下，苏联的社会生产力有了相当的提高和效率，经济发展很快。许多人于是被这种"专制＋强迫"的"苏联模式"的所谓"建设成就"所迷惑，误以为这是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对其大唱赞歌。而一些急于"崛起"的国家，更干脆起而仿效。
在苏联极权体制建立八年后的1925年，墨索里尼学它的样子，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主义独裁的统治；此后九年的1934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正像陈独秀说的："纳粹④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⑤ "纳粹主义即旧的普鲁士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⑥
由于政体相同，陈独秀总是把俄、德、意三国相提并论，统称为："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或"德、意、俄的格柏乌政制"，或"德、俄的独裁"，或"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说："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史上史太林（即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他在批评宣传小册子《破晓》时，也是俄、德并列，说它在为"史太林、希特勒"做义务宣传。在讨论民主问题时，则又斯大林、墨索里尼、希特勒并论，说："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正是今天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陈独秀不但把苏俄的"格柏乌政体"与德、意的"法西斯政体"视为"一丘之貉"，而且指出："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苏联是"首倡独裁制本土"。⑦——苏联的"格柏乌"是近代法西斯产生的基地和温床。
实行现代独裁政体的俄、德、意诸国，自忖国力强大，开始对外扩张。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从实行同一极权体制的俄、德两国共同"瓜分波兰"开始的。1936年10月25日，结合意、德两国的"罗马—柏林轴心"首先以条约形式确立。1939年8月23日，德苏条约接着签字，苏、德、意三国紧密勾结。1939年9月1日，德国从西面入侵波兰。半个多月后，9月17日，苏联占领波兰东部。9月28日，瓜分了波兰的苏、德"友好条约"缔结。
在德、意横行欧洲、扩土夺地的同时，1939年11月30日，苏联进攻芬兰,芬兰被迫割让卡累利阿地峡予苏联。1940年6月15日—17日，苏联出兵占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并在1940年8月3日、5日、6日，公然将这三个国家并入苏联。1940年7月2日，苏联占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由于侵略恶行，1939年12月14日，苏联被逐出国际联盟。⑧
陈独秀眼睁睁地看着"专制的德、意、日三国之携手横行"⑨，眼看苏联侵略波兰、芬兰之得手，1940年4月24日，在《给西流等的信》中，大声疾呼：
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
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的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
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
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因此，一切斗争（反帝斗争
也包含在内）比起这个斗争都属于次要又次要地位，若
是有害于这个斗争的斗争，更是反动的。我根据以上见
解，认为不但在英、法、美国内反对战争是反动的，即
令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对的。⑩
1940年9月，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里，激烈地斥责布尔什维克党人，呼吁：不能"听任格柏乌蹂躏全人类"。他说：
……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
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
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
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
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
裁的徒子徒孙遍了全世界。
他接着写道：
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
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
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
鞭子转动。人类若无力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只有变成
机器牛马的命运。所有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
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
好听的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
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者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⑾
历史的发展实在出入意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是实行同一独裁体制的俄、德、意、日结盟，以对抗实行同一民主制的美、英、法。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突然进攻实行同一专制独裁政体的格柏乌苏联。苏联被迫开展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与民主国家站在一起，反抗法西斯同盟。
陈独秀明确地站在民主阵营被侵略、被压迫者一边，坚决反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他"赞成联合英美向纳粹进攻"。⑿ 指出："英美两国必须对俄国不怀疑惧之心，而以大部分力量协同俄国军队保住莫斯科"，"更不可认为保住莫斯科只有利于俄国"。(13) 他说："在此次大战一开始以及现在与将来，都应该以'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之总目标"，否则，"希特勒的纳粹一胜利，什么社会主义，什么民主主义，什么民族解放，一切都无从谈起。"(14)
但是，共同反抗法西斯德国的侵略，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苏联的政治体制。支持苏联反抗希特勒，不等于支持斯大林的独裁体制。陈独秀依然"痛恨"这个"后期苏联"，说："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若要硬说她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15) 他依然认为"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16)
重新高举起民主大旗的陈独秀，主张："在此次大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者）中，彻底击溃希特勒及其伙伴的势力，而加以严厉地惩戒，以民主自由的巨大潮流，淹没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之不能在战后胜利的国家内，以别种形式而复苏，而蔓延，使人类……直接走到未来世界更扩大的民主制"。(17)
①维基百科：《契卡》
②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③列宁：《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④"纳粹"："纳粹"是德文"Nazi"（读音：nà cuì）的音译。而德文"Nazi"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t"的简写。德文"Nationalsozialist"可意译为"国家社会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一般译为"国家社会主义"，简称"国社主义"。按希特勒原意，他疯狂地要将日耳曼民族抬到支配一切、统治世界的地位，因此，可以译为"民族社会主义"甚或"种族社会主义"，但却是运用国家实力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以译为"国家社会主义"为宜。"纳粹"又被称为"法西斯"。"法西斯"不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t"的译文。"法西斯"（fascist）是拉丁语："fasces"（束棒）的音译，指的是一把被多根绑在一起的木棍所围绕的斧头；在古罗马，它是权力和威信的标志。后来，其含义演化，特指一种社会组织，在这种社会组织中，个人的地位被压制于集体(例如某个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之下。希特勒德国正是这样的社会组织的最完整地表现，于是，就被代用而成为它的译名。
⑤《陈独秀书信集》521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11月
⑥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5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
⑦《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22页，自由中国社出版部，民国三十八年九月再版
⑨《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39页
⑩《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14页
⑾《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22页
⑿《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43页
《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44页
《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44页
（15）《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50页
《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26页
(17)《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42页
"格柏乌"在中国
"格柏乌"本是苏联政治保安局这一政府机构的名称，却由于它对民众的大规模地摧残，其含义从来相当于"特务政治"，本文就是在此传统的贬义上使用这一名词的。
一般印象，特别在当前的中国，以政治警察及其"线人"为核心的"维稳系统"，其活动肆无忌惮，猖狂至极，民众往往会以为他们只是对付民众的。其实，它第一任务是确保独裁者个人的安全与统治。为此，它首先要监控独裁者周围的所有成员，越是重要成员越是受到严密的监控，这样才能确保"核心"对全党的统治。中共的特务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如此。与此同时，特务当然也要严密监控全国的民众，以确保中共对国家的整体统治。
中共的特务组织是1927年组建的。那一年，国共分裂，中共被迫转入地下。当即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参照"克格勃"的模式，成立中央特科，俗称"红队"，开创用暗杀、灭门等特工手段，来对付党内反对派和解决党内矛盾。①
毛泽东在苏区对"AB团"的虐杀，就是"红队"这种秘密行动的延伸。所谓"AB团"，即Anti-Bolshevik，意思是"反布尔甚维克"，是1927 年1月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成立仅三个月，即告解散。毛泽东是苏区红一方面军的领导者，为杀人立威，巩固个人地位，毛捏造说红军内部有所谓"AB团"，以此为据，大规模扫荡那些与他政见不合的人。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将士、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总计10万人被杀。 ②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行动科(三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将中共中央在上海在成员和盘托出。为保护"中央"的安全，特科根据在国民党情报机关卧底的钱壮飞的及时报告，将顾全家杀害，包括顾的岳父、岳母、老婆、小姨子、仆人及顾的几个孩子等12人，只留下一个小男孩和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女孩。③
在延安时期，领袖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共特工保卫的中心。据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地观察，当年"在中国共产党内"，"对任何与'毛主席'持不同意见的人"，都要"进行镇压"，毛所依靠者是康生，"毛泽东的眼里只有康生"。而康生所采用的手段，就是"告密"。"康生在其部属的帮助下，监视党和军队所有重要的领导人，而且充分利用服务人员当他的密探。""各个惩罚机关中担负职务的，……动辄行使暴力，制造伪证，把人处死，写告密信。"他说："打小报告，在会议上通过揭发来指控别人——这就是中共党内生活的全貌。""延安的整个气氛就是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这个城市看起来像个集中营。"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工们在监控领导核心中的"异志"者、保卫独裁者毛泽东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例如林彪。如果没有"线人"暗地报告，毛泽东怎么会如此准确及时地掌握林彪的情况，作出处理，并最终逼迫他为活命而逃亡？据毛的大总管汪东兴说，毛掌握的情况甚至比他还多，只是限于当时形势，"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机情况全部告诉我。"⑤ 仅举一例：1970年，林彪派专机将一辆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立即向毛报告："林彪可能要乘水陆两用坦克从北戴河向南朝鲜逃跑。"⑥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特工们的作用极为突出。"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⑦
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过的程晓农1986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被派监控湖北省代表团。散会的前一天，是一个星期天，国家主席李先念要去看他的湖北老乡，本来没有程的事，因为那不是政治会议，也不是会议的政治活动，但他仍被通知到场，原因就是要汇报场上大家的言论，包括李先念的言论。——国家主席也在被监视之中。 ⑧延至今日，薄熙来为了"上位"，指使王立军监听、窃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行踪和谈话。习近平、贺国强、李源潮、吴邦国等在重庆考察或调研期间，都曾由王立军部署窃听；对习近平的随行人员与北京的手机通话并完整录音。薄熙来还在北京设有电脑通讯监控流动车，间或在特定时间获取中央办公厅的有关邮件往来。薄熙来对胡锦涛的"不敬之言"就是他在窃听胡锦涛的私人谈话时说的。⑨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秘密政治警察，作为极权制的"通灵宝玉"，在夺取和巩固独裁者个人地位方面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的国家安全部本来是中国政府的反间谍机关和政治保卫机关，负责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我们祖国的神圣领土不容外国侵占，我们的人民不容外国奴役、压迫和剥削，为此，我们就不能不搜集、掌握相关的情报。国家安全部就是干这个的。在其中工作的祖国的优秀儿女，因此受到民众的爱戴，他们的工作是正义的，光明正大的。
但是，根据网上揭发的资料，在这个机构中，却有很多很多的特务，从事卑鄙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的监控对象，不是暗藏的国外间谍，而是普通民众，是国内对政府的施政措施有所不满的普通民众。他们的工作，不是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而只是为了维护专制政府对民众的统治。这批特务，利用国家安全部可以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幌子，把矛头对着要求自由、民主的广大民众。他们不是在保卫国家的主权，而是在破坏民众的人权；以"卫国"为名而"害民"。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安全部，被弄得臭不可闻，成了千夫之所指，万人之所骂。
仅举最近一事为例：在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为"保卫18大"，以秘密政治警察为"龙头"和骨干的保守势力，十分猖獗。全国各地连续发生多起强迫失踪、强迫旅游、软禁、关押、拘留、逮捕、劳教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基督教徒、学者、律师等等践踏宪法、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在18大期间，被严密监控软禁的著名学者、维权人士，北京有鲍彤、张祖桦，公盟负责人许志永，大学教授崔卫平，作家王力雄、唯色、高瑜、莫之许，民主维权人士胡石根、赵常青、陈天石、王京龙、朱红，维权律师江天勇、李和平、朱久虎，基督徒徐永海等上千人；广州有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独立作家野渡、维权人士郭飞雄，律师唐荆陵、刘正清等多人；杭州有民主党人吕耿松、陈树庆等多人；还有被警方囚禁于宾馆长达近半年以等18大结束的湖南民主维权人士张善光、黎建军；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自今年2月27日即被囚禁在家。
因18大召开而被强迫离开家庭、外出"旅游"的有：湖北选举专家姚立法、湖北随州维权人士刘飞跃、山东临沂维权人士刘国慧、陕西西安维权人士杨海、江西新余独立参选人李思华，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胡佳，异议人士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等。四川成都维权人士王蓉文于9月27日被城街"综治办"人员强行拉走"旅游"，到11月14日、18大结束，才返回成都，历时49天。
许多人被"国安"秘密关押。湖北维权人士郑大靖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在郧西县的一个偏僻地方，非法关押25天；江西新余独立参选人、维权人士刘萍、魏忠平等人被"国保"戴上黑头套、捆绑双臂、嘴巴塞上破布，押送到了一个秘密地点关押；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在外交部新闻办门口被警方戴上黑头套失踪，非法关押多日："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11月7日下午被以"谈话"名义从家中叫走，又以"学习"的名义被带到湖北省随州市郊一家酒店，软禁起来；上海民主维权人士冯正虎被大批警员严密软禁看守在家中，不能与外界联系。湖北民主维权人士秦永敏、石玉林，陕西西安民主维权人士马晓明，贵州人权研讨会的多名成员，与外界失去联系，至18大结束，仍无音讯。
因18大而被绑架失踪者，比比皆是。据志愿者极为有限的统计，18大期间各地失踪的上访维权人士：河南有刘柄同、贾拥、李明翠、王玉清、胡醒爱、王苗苗、聂丽娜及圆圆、李玉凤、王金兰、金惠玲、李治国、王群凤、杨慧平、文秀全、周卫星、侯得志；安徽有马海玲、石新红、相道英；湖南有杨振彪；天津有郑建慧、张文艳、韩连如、郑建明；广州有周建斌、李小贞、黎如好；广西有曾秀整；山东有吕动力、曾庆岩、林秀丽；吉林有郭洪伟及肖女士、刘利、董奎红、张拥付、谢玉华、杨启茹、于福根、王桂香、杨振虎、段连、胡大料、李三虎、胡海宗、韩孟银、郭卫龙、刘凤琴、邓志波、梁长荣；宁夏有王文卿；湖北有夏幼华、向金凤、汤素芳、邹桂兰、李玉琴、万少华、张能芳、詹三桂、邱庆华、许静静、孙小环、扬忠梅、彭汉怀、秦鑫安、郭红、尹登珍、张文芳、姜兴华、周大珍、江富友（上访警察）、黄玲（上访警察）、阮积忠、朱富荣；浙江有金仙、金华、陆阿根、马红艳、郑惠芝、周新冶、施炳生、洪福如；河北有李凤华、李玉莲、段淑兰、赵敏、刘敏杰、赵锁成、张宗信、马家驹、王心灵、谢玉花、田玉英、秦宝福、鲁小三、刘增凯、杨宗生；江苏有姚玉平、居小玲、邵允黎、沈立秀、程学洪；江苏有姚玉平、居小玲、邵允黎、沈立秀。上海有朱金娣、金月花、程玉兰、许国治、沈莲满、矛玲、吴玉芬、张雄明、陈春芳、李卫青、宋龙涛、徐佩玲、王美莉、冯国伟、朱万钦、朱萍萍、丁菊英、沈佩芳、沈龙妹、顾学群、何茂珍、蔡晓红、赵雅萍、施培琴、周连娟、孙军、张贵兰、韦开珍、周炎、郑培培、郭祥、袁新菊、费佰根、贺志勇、李正运、郭益贵。
许多人被无端刑拘、逮捕，关进黑监狱，或者劳教。仅上海一地，9月25日，维权人士童国菁、崔福芳被"国保"从家中带走，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刑事拘留，分别被处以劳教一年；维权人士毛恒凤被控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遭刑事拘留，被处以一年半劳教；维权人士沈永梅也被劳教；维权人士王扣玛被以"寻衅滋事罪"逮捕；维权人士魏勤也被逮捕。维权人士陈建芳被从北京押送回上海后，浦东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将其刑事拘留；维权人士沈佩兰、韩忠明分别被警方从家中绑架，随后两人被以在闸北区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11月5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进京上访人张耀东，在北京一浴池被警方查到后关到久敬庄黑监狱中，更被特务活活打死。
据保守估计，因18大召开，全国被强迫失踪、强迫旅游、监控、软禁、关押、拘留、逮捕、劳教的上访维权者、异议人士、基督徒、学者、律师等等达数十万人。⑩
尽管我们特工多如牛毛，但要这样大规模地监控迫害，仅仅专职特工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就有了所谓"线人"——暗地向国家安全部提供情报的兼职特工。中国特工及其"线人"，分布之广，人数之多，在社会上无孔不入的程度，绝对世界第一。
在我国，中共党员总数已达8260.2万名。（11） 早在2007年底，全国就有共青团员7543.9万名。（12） 党团员合计约1.6亿。党团员是当然的"线人"；向组织汇报情况，是党团员的一项义务，从党团组织建立之日就是如此，六十多年前笔者入团时是这样，今天依然如此。
党团员要帮助组织掌握社情，这是共产党的传统。列宁说，好的共产党员一定是优秀的"契卡"分子。斯大林说："每个党员都应成为'契卡'的代理人，即要观察和报告。"又说："如果我们因为什么而痛苦的话，那决不是因为告密，而是因为没有告密。" （13）
在我国，共产党的这项特殊传统，被空前地发扬光大起来，不仅党团员要"报告社情"，告密很快并由全体党团员扩大到全体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乃至于广大民众中的所谓"积极分子"。最终，构成为一个以"国安"为核心、各种力量广泛参与的、对付民众的维稳体系。
内蒙古开鲁县公安局全局民警及协警人员不分警种、不分岗位，每人在社区村屯、行业单位、各种场所布建20名线民，共10000人。刑侦、经侦、国保、网监、治安及派出所一线实战部门每名民警至少还要布建5名耳目，共1000名；刑侦、经侦、国保部门每名民警至少布建4名刑事特情，共100名。全县共布建线民12093名。县公安局长刘星臣说：他因此对民间任何不满和抗议的迹象"异常敏感"，能够"迅速而准确的发现各种可能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信息"。开鲁县地处偏僻，仅有40万人口，"告密者"占人口的3%，比例相当当年东德的三倍。（14）
西安理工大学根据陕西省教育厅"（线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要求，在全校建立起稳定安全工作的信息网络。"纵"有校、院、系，"横"有学生、后勤、教务、保卫等部门。从学生宿舍、实验室、办公室的静态到校园的动态，分别确立了3383名安全信息员。一有"信息"，按照报送要求，迅速向党委办公室、公安处反馈，使学校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情况，迅速决策。该校有学生26000人，平均8人就有一名"告密者"。（15）
城市居民，同样受到严密地监控。遍布全国大中小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其认任务之一，就是监视控制居民，随时向政府报告情况。
协助政府实施监控的，最终竟至于达到了全民的规模。不仅提供"情报"，而且要行动。这就是所谓的"群众专政"，13亿人，人人都是监控者，都有义务向政府报告周围人中的"敌情"。同一13亿人，又无一不被监控。真正的千古奇观：人人既被监控着，人人又是监控者。
监控者是如此之多、之周密，以致监控者与监控者往往相互监控。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夫人张颖在使馆曾任中共总支部书记，这是一个负责监控使馆工作人员的岗位，她不仅需要收集有关情报，工作人员还必须主动向她汇报，送"货"上门。不料，一次，一位潜伏在使馆的年轻"线人"找她"汇报思想"时，竟说：一年多来，他受外交部领导之命，要经常写信，专门汇报大使夫妇的活动情况；使馆发生了什么特别情况，也要汇报。他感觉到使馆内什么都不错，都挺好的，没有什么要特别汇报的。他问张颖：以后是否可以不写了?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事出意外，张颖有点吃惊，面对那么纯真的年轻人，她只好讪讪地说："随便吧，写不写都可以。既然是领导指示你的，写与不写你都应该告诉他们啊。"（16）
民间所有要求民主、维护自己的权利的人，所有渴望中国政治进步、希望在蓝天下自由生活的人，有谁没有遭受过特工及其"线人"等构成的维稳体系的监视、威胁、打击、摧残？在中共统治下，大半个世纪，包括王实味、储安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张志新、林昭……，又有多少追求进步的人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身处四周被监控、无可逃脱、生命朝不保夕的严酷环境中，有什么自由和生活的乐趣可言！恐怖渗入全社会每个人的每根骨骼、每条肌肉、每支神经，并且影响到境外的华人社会。李敖在台湾可以大骂当权的国民党，但是到了大陆，噤如寒蝉。香港要出版《重读刘晓波》，编辑向作者发出约稿信，没有一个敢于署名。说明中共对于中国人的恐怖威胁不仅笼罩着大陆，而且存在于海外。（17）
据《明镜》揭露：澳洲华裔学者孔保罗有一项科研成果，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对要做这个项目，当事的警官威胁他说，"如果你不交出这些东西，我们就弄死你！"领导姚建达也"劝说"孔将全部研究成果都交出来，"否则你别想活着回去！"（18）
《开放》杂志报导，北京资深记者高瑜接受"德国之声电台"访问时说，中共一位八十岁老党员证实，中央政法委最高领导曾扬言一夜活埋国内所有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份子。高瑜透露说，周永康的原话是："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时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国内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份子，总共也不会超过两百个人，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将这两百人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人们就这样生活在恐怖中，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明天！
全民不满，引发对全民地监控；而对全民地监控，又激发了全民的不满。恶性循环。据中共官方研究机构报告，中国发生的抗议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8,700例上升到2010年的9万例，13年间增加了10倍多。(19)
中国大陆学者孔祥新在《中国有多少人吃维稳》一文中保守估计，中国约每100人供养1个专职维稳人员。政府预算中的维稳经费不少于1万亿。（20）
仅以今年（2012）财政部公布的、摆在桌面上的预算报告来说，大陆的警察、地方公安、武警、法庭、监狱及其他形式的公共安全支出，今年为7,018亿人民币，较去年的6,293亿元增长13.8%，再度超过国防预算。（21）
与当年苏联东欧秘密警察不同，中国的政治警察及其"线人"的活动虽是大量、经常的，但却并不总是在暗处，而主要竟然是在明处。在他们那里，可以叫"秘密警察"，在我们这里则基本必须去掉"秘密"二字，称为"政治警察"。正像学者们所说，除了暗地捣鬼以外，"他们可以打个电话就上你家，或者不打电话就来，长久以往变成常客；他们可以定期请你喝茶、喝咖啡、进饭馆，俨然成了酒肉朋友；他们可以在被监视对象的家门口、楼下、小区入口处安营扎寨，人手不够时大量雇佣保安、城管、农民工，每人每月只给一千多元，为了监视一个人雇八个人，三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22）
例如，双眼失明，依靠自学法律知识，帮助许多村民、残疾人士维护权益，被媒体称为"赤脚律师"的山东陈光诚，由于触犯当权者的利益，曾一直被软禁在家。陈家被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手机屏蔽器、强光灯，他和妻子被禁止外出，他家周围由数十人轮流把守，禁止外人来往。（23）类似情况多得不可数计，各地都有。是我们国家"维稳"生活的常规。
对普通公民实施监控，这种见不得人的缺德事，人们竟公然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地来干！人们的心态是：不对是不对，但我就这样干了，你世界能把我怎么样？我的经济在发展，你要同我作生意，就不能不看我的脸色。这种"有恃无恐"的精神状态，当然不是表示我们的力量，而是反映了我们的无知、嚣张和狂妄。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经过中共的反复灌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告密"这项超越道德底线、"不齿于人"的堕落行为，竟变成了"靠拢组织"、爱党爱国、追求进步的高尚举动，整个社会，趋之若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社会道德之败坏，莫此为甚！
研究告密文化已有十多年、正在撰写《中国告密史》的学者冉云飞说："（一九）四九年后对中国的历史、制度、文化诸方面的破坏乃至毁灭，绝对是空前的。""夫妻反目、兄弟阋墙、父子相告、同事攻讦、亲友互拱，告密的大网遍布生活的各个角落，几无一让人倾诉真心话的空隙。"（24）
学者杨继绳在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言有云："在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权力真正严密控制着每一寸国土，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专政的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13亿大陆民众饱尝了陈独秀所说的"格柏乌政制"、"格柏乌政治"之苦。取缔政治警察、思想警察、文化警察，还民众以自由，尤其是"免除恐惧的自由"，具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性。
我国特务统治历史悠久。从第一个专制独裁政权秦起，特务统治就是构成专制独裁政权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诗》、《书》是当时的禁书。两个人私下谈论，一经特务或"线人"发现举报，立即在闹市处死，并且爆尸街头，以儆效尤。为了对付民众，我国早就建立了"保甲连坐"的制度，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通体连带责任，必须立即向政府报告，"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
今天，我们这套历史上空前完善的、最为有力有效的强大无比的特务控制系统，与整个专制独裁制度，更是完全融为一体的。我们政府的统治，依赖以特务为骨干的维稳系统而维持，没有这个系统的弹压，统治者的日子连一天也混不下去。因此，特务制度不可能孤立地被废除，必须与政治的民主化同步进行，虽然对这个系统，已经人人恨得咬牙切齿。前苏联及其欧洲"盟友"，我们的台湾，特务、"线人"的彻底消亡，没有一家不是在政治民主化实现之后，才做到了的。陈独秀把"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列为民主制五条基本内容里仅次于选举的第二项内容，原因就在这里。从这里，我们这些后来者应当得到应有的启示。
饱受特务威胁统治的我们，应当努力为解除特务的威胁、并在解除特务威胁的同时，为在中国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化而不懈奋斗！
2012.12.2夜
①《中共高层多起重大神秘死亡案件》，凤凰博报,2012年10月9日
②《因喊出"打倒毛泽东"而消失的军队》，阿波罗新闻网2010年5月2日
④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
⑤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⑥苟真：《在林彪"家族"有没有毛泽东的"内线"》，《学习时报》2012.10.15，转引自《文摘报》2012年10月18日
⑦《国家不是党的国家》，博客中国2012年3月10日
⑧程晓农文，阿波罗新闻网2010年3月8日⑨《动向杂志：薄熙来监听习近平 周永康扇习耳光遭挫败》，阿波罗新闻网2012年10月
18日
⑩《维权网就18大期间侵犯人权事件的声明》，维权网，2012年11月19日
中新社北京11月5日电
（12）中新网2008年5月5日
（13）雅科夫列夫：《记忆的漩涡》（节选），蓝英年译,载《往事》第一百一十期2011年8月
16日
（14）和讯论坛-股市大家谈2010年2月15日 （15）http://202.200.112.8/xiaobao/news_view.asp?newsid=235
（16）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
（17）仲維光評論:《中共統治下無所不在的恐怖》（18）《不顾上海黑白两道威胁，澳华学者公开部分研究成果》
(19)《内忧大于外患 中共维稳花逾7千亿超军费》，大纪元2012年3月6日
（20）《中共最大经济秘密之一 曾耗国力3/4"维稳"》，大纪元2012年4月26日
（21）《内忧大于外患 中共维稳花逾7千亿超军费》，大纪元2012年3月6日
（22）徐友渔和华泽编辑的《遭遇警察》前言，《中国人权双周刊》
（23）维基百科：《陈光诚》
（24）冉云飞∶《毛泽东对告密的指示 大有蹊跷》， 阿波罗新闻网200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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