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20
中共十八大闭幕之后，有中共官媒的分析文章统计说，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知青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知青一代，占比28%；而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中，则有4人曾有知青经历，占比57.1%。分析认为，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全面进入决策层，无疑将会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未来走向。遗憾的是该文章没有再纵深一步去统计和分析这二百零五名中央委员中有多少名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出身。
胡锦涛那一代和习近平这一代的中国大陆人肯定都还记得“文革”时期的著名政治口号之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语出自姚文元在一九六八年第二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传达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同年7月21日，毛泽东又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一九七一年,恢复办学的各正规大学开始招收的新生要求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和工农兵上大学的由来。工农兵大学生在校期间被称之为工农兵学员。相对于这批“工农兵学员”，当时把文革前入校，文革中结束学业的那批人被称为“老大学生”或者“老中专生”。
一个多月前中共十八大的闭幕标志着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代表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中期出生者已经在中共政坛上结束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代表的所谓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及下属的全部副省部级以上的党政军群官僚中，除个别几位四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老大学生”和“老中专生”而外，绝大部分都是五十年代初中期和少数四十年代末期出生者，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又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出身。
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刘云山、俞正声和张高丽都是文革前入校的“老大学生”或者“老中专生”。另外四个人里，只有李克强一人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入校的（新）大学生，习近平、张德江、王歧山都是工农兵学员。而目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所有五十年代初中期出生者中除去一生中从未接受过那怕是一天的全日制正规大学教育，只是凭所谓“在职学习”获取大学或大专学历的孙春兰、汪洋、栗占书和韩正，其他如王沪宁、刘奇葆、许其亮、李源潮、张春贤都是工农兵学员出身，只有少数民族代表杨晶一人是在八十年代初通过高考进入了正规大学的专科班学习。
再以最近几天连续任命的几位省委书记为例，除了从未有正规院校的正规在校教育之经历但却自称是经济学硕士的王儒林，其他如王君、赵正永、夏宝龙，以及刚刚辞去广西省委书记职务进京待命接任公安部长职务的郭声琨都是工农兵学员出身，例外的是新任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和新任广西省委书记彭清华。
中共政权会什么会在如今的习近平时代里出现了满朝文武尽是工农兵学员的现象，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习近平本人是工农兵学院员所以才”以武大郎开店“的心态制订干部选拔标准，而是因为所有跻身中共政坛的工农兵学员们相比于恢复高考之后才得以进入大学学习的同龄人们，又赢在了“文革”结束之后的新一条政治起跑线上。
毫无疑问是通过了官方审核的”百度百科“中关于“工农兵学员”词条的解释内容中说：当时工农兵上大学的招生方式是，中央政府把新生名额分配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一级一级地分到工厂、县、和军队的师。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打破了高校主要招收干部子弟的局面，会给工农子弟更多的上大学的机会。但是很快干部子弟就又占了新生的多数。原因是，1966年以后，由于所有的大学停止招生，所有干部子弟也都去做了工、农、兵，因此也都具备了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在1970年，只有不到1%的中国人受过高等教育，而大学的录取名额在中国许多地方不到适龄青年的千分之一。在许多地方和单位推荐过程由于靠裙带关系和走歪门邪道而腐败变质。有一个统计数字是，1972到1976年，百分之七十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或者出卖人格。同时，本科学制从四年缩短到两、三年。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教授抱怨说不少工农兵大学生的水平还不如文革前的中学生。“工农兵学员”是世界教育史里的一大笑柄。而这前后总数为八十二万的工农兵大学生一毕业就当了干部。
中共十八大以后，外界好事者挑起了关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知青一代是否会因为其青年时代曾经被贬为“贱民”的经历而更了解民间疾苦的议题，讨论过程中持正反两方面意见者其实都没有关注到所有进入中央和地方省部级领导层中有知青背景的那批人中的大部分同时也是工农兵学员出身。
问题的实质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相当于当时的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迫下放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全部八十二万名“工农兵大学生”中还有一小部分是原本是农村青年出身，所以当时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中有幸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只有不足八十万，占全部1600万下乡知青的百分之五不到。
试想，如果没有“文革”的发生，大学也一直没有停办，那一千六百万城市中学毕业生也没有被迫上山下乡，那么他们中间无论是干部子弟还是平民子弟，都会有机会参加对每个人的机会至少是相对平等的历年高考，优胜者即得以象“文革”前陆续进入大学或中专的干部子弟俞正声、刘延东，以及平民子弟张高丽和刘云山等人一样。如此说来，虽然包括习近平、王歧山、张德江等人在内的全部工农兵学员和其他所有“知青”都是“文革”运动的受害者，但这只是从被迫“上山下乡”的一个角度而言。再若从“工农兵上大学”的角度而言，所有的“工农兵学员”无疑又是整场“文革”运动，或者说“文革”荒唐制度的最大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受益群体。当时说到底还是靠“拼爹”才获取被“推荐”上大学资格的所有“工农兵大学生”，相比于绝大多数普通“知青”而言，绝对是“文革”运动中产生出的社会特权阶层。他们当时能够凭被”推荐“上大学的形式赶在”文革“结束之前即早早返城进而成为国家干部，是以剥夺其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知青人口的平等竞争机会为前提的。
祸国殃民的毛始皇驾崩后，高考制度恢复后的头两年里，表面上是终于给了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的每位知青以参与平等竞争的机会，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同龄人----所有已经成为国家干部的工农兵学员们也发现历史居然又给了他们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进一步成为人上人的机会，那就是邓小平和陈云提出的所谓干部“四化”政策。当时，从中年知识分子中选拔出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直接进入省部级领导岗位的同时，中、基层干部队伍的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的选择范围，只能被局限在“工农兵学员”群体中间。于是，从七七级开始的历届“新大学生”中的立志从政者还在校园里紧张学习的时候，“工农兵学员”们已经从升官发财的起跑线上冲出一大截了。
众所周知，凭高考进入大学的知青一代中最早的也是一九七八年春入学，一九八二年春才毕业，所以从整体上讲，他们中间的立志从政者无论是比党龄还是比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政坛履历的积累，无法不输给与他们同龄的“工农兵学员”们。
当然，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级里至少还有一个李克强是知青中凭高考获得正规大学学历的，但他政坛履历的“后来居上”在整个中共官场上并对不具代表性，当年的知青一代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大学一毕业即被当成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培养的，毕竟只有他一个。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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