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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晓清 |
原题（六四23周年﹕在哈佛教六四有什麼難）
【明報專訊】按：哈佛大學東方語言與文明系何曉清博士自兩年前開設六四課程，去年秋季開始課程加碼，由原來一個學期一科增設至兩科，兩班學生修畢課程後，今年春季共同組織了「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研討會宣讀期末論文，來自哈佛不同學系的資深中國問題研究教授全程參與，普林斯頓大學的國學大師余英時教授為學生寫賀辭。六四課程的課堂照片連續兩年成為哈佛新生課程總目錄的封面，何曉清也連續兩年獲頒哈佛傑出教學獎；一切看似順遂無虞，實則，這第二年裏，她面臨種種挑戰。於今年六四周年前夕，她將經驗整理總結和分享，一次過回答關注這個課程的一些疑問。
問：可否分享一下在哈佛教授六四的心得？有了第一年的經驗，第二年是否教得更得心應手？
答﹕按常理說，應該是這樣的——開新課是最難的，教過一次有經驗就應該相對容易了。不過，因為六四事件的記憶在過去二十多年在國內被有系統地刻意抹殺和篡改，還原這一歷史事件真相總是困難重重。事實上，第二年教學遇到的挑戰比我想像中還要多。
真相與偏見
問﹕為什麼？第二年有什麼變化？
答﹕第一年我教的六四課是新生課程（Freshman Seminar），也就是說只對哈佛新生開放，其他年級的學生無法報讀。但去年秋季哈佛一個學期就開了兩門六四課——一門是新生課程，一門是中國歷史課。這樣一來，哈佛任何學系的本科生研究生都可以報讀。一個學期開同樣題目的兩門課在哈佛是不尋常的，系裏也很支持這門課。一般來說，系裏喜歡開大課，吸引更多學生，不過大家覺得六四這樣的題目需要深入討論，因此決定六四歷史課也應該像之前的六四新生課程那樣以研討課（seminar）的方式進行——與大課（lecture）不一樣，研討課是有名額限制的。我利用暑假對閱讀內容和課程安排作了一些調整，包括安排每堂課開始前先播放一段與該周閱讀主題相關的短片。這些短片多是港人製作，從《自由花》到去年新製作的卡通《寂靜之聲》（Sound of Silence）。萬事俱備，只等開學。
開學第一周，一位學生在臨近下課的時候既慶幸又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差點就決定不上這門課了，幸好沒有聽別人的勸告。他接解釋說：負責義務接待他的（host family）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告訴他不要上哈佛的天安門課，因為這堂課教的是「有偏見的歷史」（biased history），並堅持要幫他填表另選一門課。這位來自歐洲的學生覺得自己意願不被尊重，決定先來聽一下課。話音未落，另外一個中國學生也說他是頂壓力來上課的，他的另一位朋友就因為壓力不來了。另外，聽說一位中國學生也是因為「偏見歷史」杯葛我們的課。她說一看那「坦克人」（Tank Man）的海報，而不是「暴徒」打士兵的照片，就決意不選這門課。這些「偏見歷史」的說法和「頂壓力」的感覺對我來說是不陌生的，但是對於班上其他剛剛從中學考進哈佛的美國孩子來說，這些傳言既充滿神秘感又有點不可思議。
同學們這樣的情緒開學沒多久又加深了。起源是我們班上的一個E同學聽到一個中國學生議論我們的課——該名中國學生在眾人面前宣稱她之前上過我們的天安門課，但覺得教的不是真實的歷史，就把課dropped了。E同學是一位特別有正義感的美國女孩子，她在課堂上問我﹕我們這門課一直是「爆滿」的，是不是？到底去年有沒有人中途dropped課的？我回答說﹕是爆滿的，沒有一個同學中途放棄，而且全班每一個學生都在教學評估裏給了我滿分，不可能有同學對這堂課不滿——這點班上的同學是了解的，因為哈佛學生很看重教學評估，他們決定選修一門課前一定會看前一年學生是怎麼評價一門課的。E同學覺得很困惑。類似的小插曲，在開學初層出不窮，歷史課班上也有。
問﹕這些情對教學有什麼樣的影響？
答﹕這些例子，正好說明八九民運並沒有結束於一九八九年，六四只是一個結束的開始——八九民運與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國社會密不可分。不過新生同學不一定都明白。為此，我相應調整了教案。按照原來的課程設計，前面幾個星期集中閱讀有關六四歷史的文獻資料，後面再講記憶。可是，因為同學們一開學就要面對關於六四記憶的爭議，因此歷史與記憶的討論無法再分開，而是雙線並行——一方面了解真相，另一方面回顧分析歷史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如何在官方和非官方的話語裏被記憶和解讀。當然，這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公義，愛國與身分認同
問﹕可否具體講一下遇到的困難？
答﹕大概因為想證明我們這門課不是有偏見的歷史，新生課程的部分同學一開始對傾向於中國官方的觀點更為包容而對批評的意見則有更多的質疑。例如，班上一位中國同學反覆強調中國現在很強大、六四已經過去西方嫉妒中國的崛起才糾纏這些問題等等，同學們也是老老實實地聽不大爭辯。這樣的情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有一天我們去燕京圖書館看天安門資料集。面對死難者的血衣，面對那些被坦克壓過連頭、手、身都無法在辨認的血肉模糊的照片，那位中國同學開始解釋中國政府是沒有辦法才鎮壓的，當時沒有更好的裝備。他說為什麼我們就不能相信政府是好意的，是為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才鎮壓等等。那一刻我有一種很強的無力感，半個學期大量的史實閱讀資料分析，加上眼前血淋淋的證物，還有那一箱箱充滿希望的八九學生的照片——那些曾經如同這位哈佛中國學子一樣年輕的臉孔，依然無法讓他理解二十多年來天安門母親的苦苦等待與抗爭。我不記得自己是怎樣把資料集的最後一個箱子交還的。當我走出圖書館的時候，居然看到好幾個同學在雨中等我，陪我走回哈佛園。後來這幾位同學多次要求哈佛圖書館給他們機會不收報酬義務整理天安門資料集的箱子，他們希望六四證物重見天日而不是放在塵封的箱子裏。
問﹕那次經歷對學生有怎樣的影響？
答﹕同學們開始對關於八九後的清算、媒體宣傳、網絡控制、教科書修改、天安門母親等閱讀題目產生濃厚興趣。前面提到的那位因為別人中傷我們的課程而困惑的E同學，在哈佛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新聞和網絡審查的文章，指出言論自由的中國才有希望；班上另一位同學也在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五毛黨的文章。
當同學們讀到「愛國主義運動」的內容和修改過的教科書主題，發現裏面的論調居然如此熟悉——他們都在不同的中國學生那裏聽說過了，就愈發好奇。我開始引入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概念，同學們在這個理論框架下有效地探討教育、傳媒、網絡、同齡人、家庭等社會化的媒介（agents）在民主社會會和非民主社會裏所起的不同作用，從而分析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與政治灌輸（political indoctrination）對年輕人產生的截然不同的影響。好幾位同學在期末論文裏不同程度地探討對後八九的愛國主義教育對大陸新一代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和身分認同的影響，以及掩蓋真相的做法對今天的中國社會意味什麼。其中一位W同學用QQ的社交網絡方式與大陸同齡人探討六四問題的論文在研討會上讓人印象深刻。多位學者表示W同學的論文無論從文獻資料到數據到分析都是研究生水平，無法想像是出自大學新生之手。W同學中學期間在中國生活過三個暑假，與班上其他一些同學在大陸生活過的同學一樣，平時談起中國總是一往情深。在美國長大的孩子都明白批評政府不等於批評國家和人民——相反，監督政府是公民的責任。W同學也是當日雨中在圖書館門口等我的其中一位，我清晰記得他當時問我﹕為什麼他們知道真相還為政府辯護？W同學大概沒有料到：他提出的那個問題，竟然被一位大陸觀眾在我們的研討會以感嘆的方式表達。
問﹕是由學生組織的研討會？
何﹕是。當時的情是這樣的﹕在研討會第一輪小組討論上，W同學宣讀完論文後，歷史課班上一位來自香港的J同學宣讀她的關於港人的六四記憶與身分認同的關係的論文。她用自己的個人經歷說明「為何香港的年輕人會關心六四」，她用維園的燭光來回答「香港人是否愛國」。她從一個八九年後在香港出生長大的年輕人的眼光，講述她小學的歷史老師陳先生明明知道六四不是必教內容，但依然在下課後在黑板上寫上「六四」兩個字，並向當時還是小學生的J和其他小同學講六四是怎麼一回事。後來這位陳先生又帶同班上的十多個同學參加維園紀念活動。
聽完J同學的論文後，一位大陸觀眾在提問時段舉手，並表示他不是要提問，只是想談一下自己的感受。一開始我以為「偏見」大批判又來了。結果，這位朋友說他看到J同學這樣的香港年輕人對六四的關注，看到香港是中國大陸唯一可以紀念六四的地方，再想想大部分大陸年輕人不了解六四真相，非常感慨。雖然這位朋友英文說得十分費力，說話時因情緒激動而聲音一度哽咽，但他表達的擔憂我相信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聽感受到。值得欣慰的是﹕當天現場觀眾席上就有好幾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有批判精神、獨立思考能力、探討真相勇氣的年輕學生。J同學的論文也得到曾在諾貝爾和平獎上為劉曉波演奏《茉莉花》的音樂家張萬鈞先生的共鳴。
對那位大陸觀眾的感嘆，我自己當然也感同身受。正因為那些顛倒是非黑白的挑戰，每一個人對真相的執著、對公義的堅持才顯得更為重要。J同學的小學老師陳先生一定沒有想到：他為同學們講述「六四」的聲音有一天在哈佛燕京禮堂裏迴響。
米蘭昆德拉把人民與強權的抗爭形容為記憶與遺忘的抗爭。一九八九年，北京市民學生用血肉之軀面對機槍坦克；在八九後的二十三年裏，港人用燭光面對強權，點燃真相。維園不滅的燭光，代表不死的民心，無權者的權力，人民的力量就算在漫長的黑夜裏，我們都不言棄。因為，明晚，維園將再次燭光點點。
答﹕按常理說，應該是這樣的——開新課是最難的，教過一次有經驗就應該相對容易了。不過，因為六四事件的記憶在過去二十多年在國內被有系統地刻意抹殺和篡改，還原這一歷史事件真相總是困難重重。事實上，第二年教學遇到的挑戰比我想像中還要多。
真相與偏見
問﹕為什麼？第二年有什麼變化？
答﹕第一年我教的六四課是新生課程（Freshman Seminar），也就是說只對哈佛新生開放，其他年級的學生無法報讀。但去年秋季哈佛一個學期就開了兩門六四課——一門是新生課程，一門是中國歷史課。這樣一來，哈佛任何學系的本科生研究生都可以報讀。一個學期開同樣題目的兩門課在哈佛是不尋常的，系裏也很支持這門課。一般來說，系裏喜歡開大課，吸引更多學生，不過大家覺得六四這樣的題目需要深入討論，因此決定六四歷史課也應該像之前的六四新生課程那樣以研討課（seminar）的方式進行——與大課（lecture）不一樣，研討課是有名額限制的。我利用暑假對閱讀內容和課程安排作了一些調整，包括安排每堂課開始前先播放一段與該周閱讀主題相關的短片。這些短片多是港人製作，從《自由花》到去年新製作的卡通《寂靜之聲》（Sound of Silence）。萬事俱備，只等開學。
開學第一周，一位學生在臨近下課的時候既慶幸又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差點就決定不上這門課了，幸好沒有聽別人的勸告。他接解釋說：負責義務接待他的（host family）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告訴他不要上哈佛的天安門課，因為這堂課教的是「有偏見的歷史」（biased history），並堅持要幫他填表另選一門課。這位來自歐洲的學生覺得自己意願不被尊重，決定先來聽一下課。話音未落，另外一個中國學生也說他是頂壓力來上課的，他的另一位朋友就因為壓力不來了。另外，聽說一位中國學生也是因為「偏見歷史」杯葛我們的課。她說一看那「坦克人」（Tank Man）的海報，而不是「暴徒」打士兵的照片，就決意不選這門課。這些「偏見歷史」的說法和「頂壓力」的感覺對我來說是不陌生的，但是對於班上其他剛剛從中學考進哈佛的美國孩子來說，這些傳言既充滿神秘感又有點不可思議。
同學們這樣的情緒開學沒多久又加深了。起源是我們班上的一個E同學聽到一個中國學生議論我們的課——該名中國學生在眾人面前宣稱她之前上過我們的天安門課，但覺得教的不是真實的歷史，就把課dropped了。E同學是一位特別有正義感的美國女孩子，她在課堂上問我﹕我們這門課一直是「爆滿」的，是不是？到底去年有沒有人中途dropped課的？我回答說﹕是爆滿的，沒有一個同學中途放棄，而且全班每一個學生都在教學評估裏給了我滿分，不可能有同學對這堂課不滿——這點班上的同學是了解的，因為哈佛學生很看重教學評估，他們決定選修一門課前一定會看前一年學生是怎麼評價一門課的。E同學覺得很困惑。類似的小插曲，在開學初層出不窮，歷史課班上也有。
問﹕這些情對教學有什麼樣的影響？
答﹕這些例子，正好說明八九民運並沒有結束於一九八九年，六四只是一個結束的開始——八九民運與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國社會密不可分。不過新生同學不一定都明白。為此，我相應調整了教案。按照原來的課程設計，前面幾個星期集中閱讀有關六四歷史的文獻資料，後面再講記憶。可是，因為同學們一開學就要面對關於六四記憶的爭議，因此歷史與記憶的討論無法再分開，而是雙線並行——一方面了解真相，另一方面回顧分析歷史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如何在官方和非官方的話語裏被記憶和解讀。當然，這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公義，愛國與身分認同
問﹕可否具體講一下遇到的困難？
答﹕大概因為想證明我們這門課不是有偏見的歷史，新生課程的部分同學一開始對傾向於中國官方的觀點更為包容而對批評的意見則有更多的質疑。例如，班上一位中國同學反覆強調中國現在很強大、六四已經過去西方嫉妒中國的崛起才糾纏這些問題等等，同學們也是老老實實地聽不大爭辯。這樣的情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有一天我們去燕京圖書館看天安門資料集。面對死難者的血衣，面對那些被坦克壓過連頭、手、身都無法在辨認的血肉模糊的照片，那位中國同學開始解釋中國政府是沒有辦法才鎮壓的，當時沒有更好的裝備。他說為什麼我們就不能相信政府是好意的，是為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才鎮壓等等。那一刻我有一種很強的無力感，半個學期大量的史實閱讀資料分析，加上眼前血淋淋的證物，還有那一箱箱充滿希望的八九學生的照片——那些曾經如同這位哈佛中國學子一樣年輕的臉孔，依然無法讓他理解二十多年來天安門母親的苦苦等待與抗爭。我不記得自己是怎樣把資料集的最後一個箱子交還的。當我走出圖書館的時候，居然看到好幾個同學在雨中等我，陪我走回哈佛園。後來這幾位同學多次要求哈佛圖書館給他們機會不收報酬義務整理天安門資料集的箱子，他們希望六四證物重見天日而不是放在塵封的箱子裏。
問﹕那次經歷對學生有怎樣的影響？
答﹕同學們開始對關於八九後的清算、媒體宣傳、網絡控制、教科書修改、天安門母親等閱讀題目產生濃厚興趣。前面提到的那位因為別人中傷我們的課程而困惑的E同學，在哈佛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新聞和網絡審查的文章，指出言論自由的中國才有希望；班上另一位同學也在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五毛黨的文章。
當同學們讀到「愛國主義運動」的內容和修改過的教科書主題，發現裏面的論調居然如此熟悉——他們都在不同的中國學生那裏聽說過了，就愈發好奇。我開始引入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概念，同學們在這個理論框架下有效地探討教育、傳媒、網絡、同齡人、家庭等社會化的媒介（agents）在民主社會會和非民主社會裏所起的不同作用，從而分析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與政治灌輸（political indoctrination）對年輕人產生的截然不同的影響。好幾位同學在期末論文裏不同程度地探討對後八九的愛國主義教育對大陸新一代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和身分認同的影響，以及掩蓋真相的做法對今天的中國社會意味什麼。其中一位W同學用QQ的社交網絡方式與大陸同齡人探討六四問題的論文在研討會上讓人印象深刻。多位學者表示W同學的論文無論從文獻資料到數據到分析都是研究生水平，無法想像是出自大學新生之手。W同學中學期間在中國生活過三個暑假，與班上其他一些同學在大陸生活過的同學一樣，平時談起中國總是一往情深。在美國長大的孩子都明白批評政府不等於批評國家和人民——相反，監督政府是公民的責任。W同學也是當日雨中在圖書館門口等我的其中一位，我清晰記得他當時問我﹕為什麼他們知道真相還為政府辯護？W同學大概沒有料到：他提出的那個問題，竟然被一位大陸觀眾在我們的研討會以感嘆的方式表達。
問﹕是由學生組織的研討會？
何﹕是。當時的情是這樣的﹕在研討會第一輪小組討論上，W同學宣讀完論文後，歷史課班上一位來自香港的J同學宣讀她的關於港人的六四記憶與身分認同的關係的論文。她用自己的個人經歷說明「為何香港的年輕人會關心六四」，她用維園的燭光來回答「香港人是否愛國」。她從一個八九年後在香港出生長大的年輕人的眼光，講述她小學的歷史老師陳先生明明知道六四不是必教內容，但依然在下課後在黑板上寫上「六四」兩個字，並向當時還是小學生的J和其他小同學講六四是怎麼一回事。後來這位陳先生又帶同班上的十多個同學參加維園紀念活動。
聽完J同學的論文後，一位大陸觀眾在提問時段舉手，並表示他不是要提問，只是想談一下自己的感受。一開始我以為「偏見」大批判又來了。結果，這位朋友說他看到J同學這樣的香港年輕人對六四的關注，看到香港是中國大陸唯一可以紀念六四的地方，再想想大部分大陸年輕人不了解六四真相，非常感慨。雖然這位朋友英文說得十分費力，說話時因情緒激動而聲音一度哽咽，但他表達的擔憂我相信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聽感受到。值得欣慰的是﹕當天現場觀眾席上就有好幾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有批判精神、獨立思考能力、探討真相勇氣的年輕學生。J同學的論文也得到曾在諾貝爾和平獎上為劉曉波演奏《茉莉花》的音樂家張萬鈞先生的共鳴。
對那位大陸觀眾的感嘆，我自己當然也感同身受。正因為那些顛倒是非黑白的挑戰，每一個人對真相的執著、對公義的堅持才顯得更為重要。J同學的小學老師陳先生一定沒有想到：他為同學們講述「六四」的聲音有一天在哈佛燕京禮堂裏迴響。
米蘭昆德拉把人民與強權的抗爭形容為記憶與遺忘的抗爭。一九八九年，北京市民學生用血肉之軀面對機槍坦克；在八九後的二十三年裏，港人用燭光面對強權，點燃真相。維園不滅的燭光，代表不死的民心，無權者的權力，人民的力量就算在漫長的黑夜裏，我們都不言棄。因為，明晚，維園將再次燭光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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