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吴宓、陈寅恪诗歌观分梳浅析――兼议双照楼诗及评

新诗自五四始；而新文言体新古诗则远自五四；有一说，开始于黄遵宪；这个分水岭说，可以讨论。但是，我们现在则说的是，关于一般而言的史实由诗和以诗求史——这个由陈寅恪大师再提昌之观点——这个观点自然含及寅恪大师所谓古文运动之“文起八代之衰”之诗歌－之小说方法和写实精神。也就是一诗一事，一诗一念。这个观点，在寅恪关注钱谦益注释杜甫诗歌之采诗庇史观念中，得一继承。于是，诗歌求史之观念，是不是就是看待诗歌内涵乃至中国文论、史材观点、倾向之唯一观念？这里，吴宓先生有他自身的一种看法。这个看法，正好与寅恪观点不一而补。一般而言，吴、陈不分，历史和政治态度乃及文学史学，无以分伯仲；但是，他们的诗歌观念还是不同。何以如此说法？可见吴宓诗歌集子里面和他的《空轩诗话》中每每论证的观点。这些观点，不讲就一诗一史，而讲究诗歌之柏拉图精神。柏拉图精神何谓？就是总体观念大于具体观念。这个共相说的内涵世人皆知。简单诠释之，就是一般而言：狗，这个观念大于黄狗，白狗，黑狗等等具体之狗——而这个狗之观念被拿到人这里，就产生很大麻烦——人，在总体论中，就是：抽象人（比如后来经过卢梭和马克思发展以后）如，人民，无产阶级，新生产力代表，诸如此类，就大于赵钱孙李……这样，所谓阶级，代表和人民，产生了抽象的人之0存在的意义；也就是，他们不代表，不能代表和僭越了赵钱孙李。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个逻辑的历史和历史的逻辑是这样演变的：最早，由柏拉图特定一个抽象之概念，总体之概念；再有卢梭就此概念发展出一个总体概念（含文化和法律意义上的总体论：普遍意志——再有马克思加以异化之，由他发明无产阶级可以代表历史发展，可以领众立法，可以打倒一切……）这样，从希腊传承的民主精神和没民主载体，就附带出后在全世界出现的专制（僭主统治）和极权主义（柏拉图＋卢梭＋马克思）。这是一个令人瞠乎其目的历史异化荒诞论。于是，拣视这个诗歌观念如何到达吴宓先生的言、耳之中，且写于笔下，产生和寅恪大师诗歌观念之具体精神之有异观点，凿实可以商榷一论。因为，这里牵涉的两个课题，如何分梳，也是值得探究的。

我们说，吴宓观点，绝对不是让柏拉图主义完全架构于政治之柏拉图身上。这一点务必说明。但是，文学－政治间性课题如何析明，也是值得我们绝对注意的选项。因为，世界上没有没有政治的，历史的（甚至经济的）文学；却有没有文学的政治，经济。这也是人们考量文章标准和史材诗笔的一个环节。第二，所谓文学中使用绝对主体精神，和一般意象或者抽象概念，又绝对不至于等同于政治总体论。这是务必要讲清楚，说明白。三，这样，如何考量文学－政治（历史）间性，可以简单而言：其实，文学还是注重寅恪先生之具体化人文主义；这个解法在政治学里面，叫做西方之个体主义；简单说，文学注重大于政治，历史，经济甚至文化大概念的“个人”——因为这样的个人，可以在价值层面上颠倒政治和历史的原则——比如，为德国妇女遭受苏军和法军强奸，而杜撰一种貌似公允的小说和电影——就像我们在阿富汗看到的；美军士兵滥杀无辜事件和美国自由观念之间，每每产生价值间文学－政治的反差。这样的反差，在文学看来，是美军残杀无辜，妇孺之绝对有罪——在政治看来，这是一桩偶然的、个体的、不代表的、非价值（载体）之事件。当然，我们正常读者更加关心纳粹屠杀和美军拯救之间的一般历史和正面史实。这是两种观念、政治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分梳考量。三是，这个文学和政治的灰色地带，也不是绝无仅有；比如，在二战之前之西班牙内战期间，毕加索和洛尔伽与邱吉尔，佛朗哥，斯大林之间的混淆，也产生混淆的文学政治价值。等等。回到主题。这一种名大于实的观念。这个观念导致柏拉图撰发他的理想国精神——乃至这个精神一直可以传达到现代作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我们看到，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帕穆克，就是这样的观念持有者——他的大作《我的名字叫红.》之“红”，就是这样一种类似抽象观念和俱象观念的集合。（——“紅色是物質與精神兼具，世俗而又神聖的色彩”。而寅恪之“素娥”，“红袖”；白、元之长恨歌，会真记，又何尝不是？……）（资料）。这样，我们直接观察吴宓先生于柏拉图，于抽象，甚至于宗教观念，信仰间之诗歌哲学。先从他的宗教观点入手——吴宓诠释曾国藩曾孙女曾宾荪诗歌节（《空轩诗话》）中有一段重要自白，说他的哲学人生观——“诗中（曾宾荪诗）‘炉火烛光依皎日’句，盖喻言每个人之感情（炉火）及理智（烛光）极渺小微弱，但其源皆出于上帝，上帝有如皎日，其光热为无穷大，无穷久。是故人之辛苦致力于理想事业，所谓殉道殉情者，皆不过表扬上帝之精神，执行上帝之意志而已。然沧海不择细流，泰山积自土壤，苟能持此信念，则既不至：

“（１）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因自私虚荣而忮刻争竞，亦可免（２）由于一己之孤危失败，而遂感觉诸种努力为无益无补，前途全成黑暗也。易言之，宓深信宗教与上帝。所谓宗教，乃融合（一）深彻之理智，（二）真挚之感情，信所可信，行所当行，而使实际之人生成为极乐。上帝者，即兼具无上之感情与理智之理想的人格，其光热力命皆为无穷大，如皎日为一切炉火、烛光之来源及归宿也。曾女士为坚诚之基督教徒，故有此毅力，有此信心。即宓生平辛勤致力之事，（如《学衡》、如《文学副刊》，为《碧柳》，为海伦等。）亦由宓内心（虽不具形式）宗教之观念，上帝之信仰有以致之。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持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及奋斩之力量，实来自西方。（注者——下划线为自立加）质言之，宓爱读柏拉图《语录》及《新约圣经》。宓看明（一）希腊哲学，（二）基督教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业之原动力。而宓亲受教于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亦可云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宓秉此以行，更参以西人之注重效率之办事方法，以及浪漫文学、唯美艺术，遂有为《学衡》，为《文学副刊》；对碧柳，对海伦之诸多事迹。惟然，故友朋中真能了解我者极少。”这里，显然而然的提示就是，“宓爱读柏拉图《语录》及《新约圣经》”；既然是柏拉图，既然是新约，自然产生和他所谓白璧德主义产生纠集；这个纠集就是，人文主义和宗教主义之间的分合异同。首先说一。柏拉图预言过西方宗教必然走向一神教；二，柏拉图之总体观念和上帝与人——这样一个后来所谓马丁.布柏之人－神伦理论之间，说人文主义之“人”之唯此唯大，就不准确了；是人，该绝对对神负责。三，这个也是中国人精神伦理哲学中的阙如和蒙混；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没有神－人伦理论。四，故此，援此西洋信仰说，吴宓视野似乎较之寅恪秉承传统，秉承中国，有了一些不同。（？）

但是，这个宗教伦理说如何适配中国之诗歌据史，个体事件乃及整体与个体关系？是一个有待严考之问。我们就此进入吴宓之具体的诗歌观之柏拉图论。他说得明白，“古语云：‘一将功成万骨枯’，夫诗与史实皆极耗费之事业，盖牺牲许多时间、金钱、精神、物质，结果仅积得一丝情感，一点经验。写以妙文丽词，纵能惬心合律，亦不过寥寥三五句，区区数十字而已。亚里土多德谓诗著普遍，而史记特殊，故诗高于史。由是以言，诗比史更重归纳，更严选择，则诗比史尤为耗费多多。然惟其耗费至极，乃诗之所以最可珍贵欤？吾今之意，盖谓诗之所以耗费，不在其作成一篇之时力，更不在排印诗集之工本，乃在造成诗人情感经验所需所耗者至于如彼之钜。”（《空轩诗话》）这是他诠释照录之“海伦”凫潘式之诗后议论——
一个海伦，一个碧柳（吴吉芳，是他空轩的记载主将，最重视的现代诗人之一。）但是，赞美“亚里土多德谓诗著普遍”之余，宓却在凫诗《拾煤核诗》看到寅恪大师之以诗庇史料。这是绕有趣味的事情。因为笔者同样感动于拾媒核，故此照录如兹——

（空轩云：“外此凫公所作，予最喜其《拾煤核诗》（相比于《七德舞》，《卖炭翁》……——自立）。此诗作于民国二十年冬，（时在北平）《序》云：‘故都举火，多碾煤令碎，调以黄泥，团之如荔枝，名曰煤球。贫者岁暮往往就富人墙侧，搜其烬余，积而燃之，俗呼曰拾煤核。慨焉兴悲，为诗云尔。’）诗云：‘雪漫天，风撼壁，朱邸沈沈临道侧。绣围暖护玉楼人，蝶台花娇正无力。弃煤委地出香厨，屋后贫娃来拾核。褐衣不掩胫，俯行雪满脊。承筐是将，爰罗爰剔，旋拨残灰抉碎石。远视茫茫但一白，蠕蠕渐近分形迹。自言大雪无人争，喜气轩腾动颜色。我行前致辞：适可而止君其归。贪多忘却北风烈，肌肤冻破爷娘悲。呜呼！辽东雄县称抚顺，本溪湖水明珠润。铁索凌天星斗高，钢机凿地雷霆震。谁令拱手事虾夷？十万为奴食残烬。（原注：本溪湖煤矿，乃露天撷取，可知蕴藏之富。劳工皆上著也。）往事伤心汉冶萍，开滦更仰英人。天之锡我何太丰，我自不臧天所忿。东倭举国肆狂氛，痛见炎黄血霜刃。墙根拾核未云悲，忍说他时无一寸。覆巢安望卵能完，一例朱门会同殉。江草江花句尚新，杜陵忠骨久成尘。时危空负干坤大，我亦长馋抗饿人。’此诗语意沈痛至极。”于是，寅恪之元、白，少陵、昌黎，钱、柳之史，之诗，和这首宓择，成为与寅恪诗观史才之一统；而宓则有新发现于一种宗教和抽象范畴。其实，这二者或可二兼并合也。为了给读者之吴，之陈，我们也援出寅恪以诗采史之证。“他（钱谦益）在《胡致果诗序》中说，‘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更是寅恪诗歌观点的写照：钱－陈写照，是也。这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启示；至于寅恪是不是宗教，信仰，抽象和柏拉图——这是另外一个大话题，令辟之。

中国人，中国诗人是不是可以世外桃源，为之以纯，纯文学，非政治？显然不行。吴宓，寅恪，不行；空轩提到的那些诗人如萧公权，梅光迪，胡先骕，不行，更何况于于右任，梁启超，王国维……近来，余英时先生对汪精卫诗词再版作序言之，说寅恪也对对日和解颇赞同，且有文字列证。对日战还是和，令人想起寅恪大师关于唐人战和两派分析。庙谟休兵与否，成为唐朝走衰趋势。中日战和，关系重大。那时有不战，缓战，战与不战之说。再，日本人，德国人玩殖民主义于后殖民时期，本就不是好运。中日之战，是世界格局变化。中日决定在次，主要是美国时代崛起，日，德宿命不免。所以，老蒋坚战，英明，正确；汪精卫，至少是错误的。寅恪先生等在此课题上不是睿算。汪，更不在话下。故此，蒋百里持久战，正确也。此为体外话。只是想说明，即便兆铭，即便胡适，也不是政治测算大师——诗人一事，也在不逃政治（甚至战争）影响之中——也算以诗求史，史证诗词，概莫例外。我们看到，吴宓和寅恪之间的诗作唱和，都是史实的某种写照，记于寅恪诗集和吴宓诗集之中。笔者看到吴宓古今中外之大诗人视野；虽有其友吉芳君对他的诗歌的弱处和不畅，做过率评，道出批评（都见《吴宓诗集》）。所以，寅恪诗歌高出于宓，是不争的事实。另处，余先生说，“陈寅恪〈阜昌〉诗‘一局收枰胜属谁’句的长註，《陈寅恪诗笺释》”，值得注意。（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汇》序）此诗全文如兹：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论，一局收枰胜属谁。
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或：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其中“一局收枰胜属谁”，当然令人想到寅恪之钱、柳史实，诗材，认知里面钱谦益南明抗争，庄周说剑之典故。钱，棋诗弈咏甚多，备几十首。以弈谋略，号称预为帅，而不能取代郑成功，黄毓琪……也。所以有“楸枰小技，可以喻大”说——这里兆铭也是这样类比于棋数。（可见《柳如是别传》及鄙作《天上素娥原有党》文。）当然，棋谕诗很多。网络上都可以查到，截至清期，就有吴伟业，有袁枚，等等；更早，自然更多。是一种惯常写法。汪用此道无异。棋是政局，诗是历史，人是命数，不在话下。这还说明了诗歌－文学－政治－历史之间的分合，契阔，这比就政治说政治，就文学说文学，来得视野、胸襟、心思之广大宽容。更多内容，读者可以捋读寅恪和吴宓两位大师作品于书纪。另外，余英时先生早年诠释、争论、辩护寅恪诗歌与一个讼棍之史事，早就是坊间关注过的公案。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北京曾有出售。“这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中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现在第三次增订刊行，我想略述书成的经过，并对先后关心过它的朋友——包括相识与不相识的——表示我的感谢。”（余英时《陈寅恪研究因缘记——《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本〈书成自述〉）文学、文论，且祖，且宗；政治、历史，可古，可今；而诗歌解读，随着时间、事件、背景的延伸和纠集，势成增值，多义文本。也是传统、现代乃及后现代接受，诠释美学之一部分；只是对于中国人，中国诗人，这样的结构和解构不能等同于西方人，西方文本而已。

附录——

写好此文，又读到有文绍述寅恪大师关于柏拉图主义的文章，现在结合吴宓大师有关与此的文本做一个参照。

以下是文章摘录：“大陆学者包括季羡林、周一良等教授在内，常谓陈寅恪有朴素的辩证法。他们所谓的辩证法，实即“唯物辩证法”，意在牵引陈氏以提升其说，而王君别有所见，认为陈氏实有取于柏拉图的“辩证法”，于论辩之前，先提“假设”，以期在论辩过程中能有一超越、由当下的论题或现实而进入抽象之“理念世界”（页88），并指出陈寅恪“虚者实之”之说与柏拉图意识形态有相互证发之处，如在《柳如是别传》中的一段论述：“清代曹雪芹（1719-1764）糅合王实甫（1620-1336）‘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具体化之河东君。真如汤玉茗（1550-1617）所写柳春卿梦中之美人，杜丽娘梦中之书生。后来果成为南安道院之小姐，广州学宫之秀才。居然中国老聃所谓‘虚者实之’者，可与希腊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说，互相证发，岂不异哉！”（页95）陈先生于惊叹之余，对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实有些误解，按柏拉图所谓“意识”（idea）与“形态”（form），乃一物体之“真实”（real），而此“真实”可有众多之“虚影”（Eidole）。若以美人为例，则无论柳如是或林黛玉，以及南安道院之小姐或广州学宫之秀才，皆美人意识与形态之副本。故抽象的意识与形态为“真”，个别之美人无不为“虚”，恰是“实者虚之”。陈寅恪又言：“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按英文字Eidos，古法语作idole，希腊原文作ειδωλοο，拉丁文作īdōlum,皆“形象”（image）、“镜象”（appearance）、“副本”（insubstantial forms）或“幻想（phantoms）之意，并非真实之“理念”，或“抽象理想最高意境”。敝见以为，陈先生固不取“唯物辩证法”，亦未深娴柏拉图之“辩证法”；若然，则王君论陈学，力求从柏拉图的意识形态学说而立论，处处上溯柏拉图的“辩证法”思想和“理念世界”，恐怕徒劳而无功。”

（汪荣祖《陈寅恪有朴素的辩证法吗？》/注：此处讲到王君是指撰著《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的王震邦先生。）

（原载《自由写作》。此刊补充汪荣祖先生《陈寅恪有朴素的辩证法吗？》文字、注。——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