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达赖喇嘛与罗伯特・瑟曼
佛法西渐，改变了西方文化版图。在此过程中，并无国家力量的支撑，而是一批又一批对人类智慧怀有谦卑之心的西方人，不辞辛苦前往东方求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软实力”。
东方的两位圣贤，佛陀释迦摩尼和孔子，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初先后来到了美国，那就是流亡藏人在异国他乡传播的藏传佛教和中国政府砸下巨额资金建立的孔子学院。这两位差不多同龄而且在东方世界都有深远影响力的贤哲，在美国的遭遇却迥然不同。
美国人对孔子学院的疑虑
自从2005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成立以来，到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其中约20%建立在美国，其发展势头远远超过法国人在世界各地的语文学院、德国人的歌德学院。
全美孔子学院在短短几年里的扩展和影响令人刮目相待。特别是数量颇为可观的孔子课堂，满足了众多中小学生学习中文的愿望。学好中文有利于将来和中国做生意，或者在中国发展，一度被视为一种有远见的做法。很多中国人也颇为以孔子命名的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学校在美国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而自豪。
不料，最近突然传来令人瞠目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要求全美的孔子学院必须得到美国认证，并指在学院教授中文的中国教师和志愿者违反了签证规定。美国国务院说，孔子学院内教授中文以及文化的教师是以J-1签证入境。J-1签证是一种非移民签证，供外国籍人士申请在美国作为交换学生、学者教书、工作和学习，以取得所谓的文化交流经验。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以教授、教师以及研究学者的身份到美国，但是他们教授的对象却不仅是大学生，而是有不少小学和初中的学生。这违反了J-1签证持有者不得在公私立高中、初中以及小学教书的规定。
表面上看，这是美国国务院就签证的技术细节对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和志愿者找茬，其实这只是敲山震虎，对孔子学院及其背后的老板发出信息：山姆大叔注意到了你们，不要指望轻松地在美国搞中国那一套。
孔子学院的搞法，和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纽约时代广场的中国国家形象片等大动作，有异曲同工之特点，即依靠中国庞大经济体和特有的强政府体制，集中决策、集中花钱，高目标，高效率，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中国的老百姓和西方民众不一样，一般人分不清国家富强和政府有钱的区别。于是政府就可以用手里的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威权国家的领导人，有一种别人没有的自信，他们可以不顾民生需求，动用国家力量来做事。然而，这恰恰触到了西方民众最敏感的神经，即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教育是塑造青少年价值观的事，美国人在这样的事情上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敢信任，更何况一个仍然宣称自己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外国政府。孔子学院的中国政府背景，是引起越来越引起西方民众疑虑的根本原因。
藏传佛教在西方
与孔子学院截然不同的是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1956年至1962年，中共在藏区发动“民主改革”和“平叛战争”，迫使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西藏本土被关在双重铁幕之后，没有人知道，在“平叛”的过程中，多少寺庙毁于战火，多少僧尼死于非命。在其他几个地区，包括蒙古和苏联的几个共和国，藏传佛教同样遭到毁灭性打击。古老的藏传佛教岌岌可危，似乎难逃一劫。
然而，大批藏人出逃的时间不早不晚，恰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当第一波西藏难民在陌生的土地上挣扎求存的时候，世界进入了“六十年代”。
在西方历史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那个时代里，陈腐的社会规范，僵死的宗教信条，以及传统的行为模式受到年轻一代的激烈挑战。在躁动不安的气氛里，一个新的时代呼之欲出。精神追求者们朦胧地感到，信仰不应仅仅是遵从一套固定的仪式，对生命的认知也不应只限于经典的诠释。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到哪里去寻找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在理性与灵性，宗教与世俗之间，是否有一条“中道”？ 一些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
六十年代初，两万多逃亡藏人刚刚到达印度。就在这时，努力从东方宗教中寻找精神资源的西方青年，千里迢迢前往喜马拉雅山南。在临时难民营里，怀着好奇和疑虑的西方青年们看到，一无所有、历尽苦难的难民和僧侣们心态平和，甚至在临时难民营里就开办学校，开始重建人生。西方青年们想知道，这些难民的信仰中有什么样的“神秘因素”，赋予他们令人敬佩的内在力量？第一批西藏难民中鲜有人懂英语；第一批前往喜马拉雅的西方青年几乎无人会说藏语。两方艰难地交流，两种文明就这样撞击出炫丽的精神之花。 藏传佛教从此西渐。
早期最著名的求法者中，有个名叫罗伯特・瑟曼的年轻人。1964年， 24岁的罗伯特成为达赖喇嘛亲自剃度的第一个“洋喇嘛”，藏名丹增。他师从达赖喇嘛习经3年后，返回美国继续学业，于1967年获哈佛大学梵文博士学位。日后，他出版了多本介绍藏传佛教的通俗性书，被认为是促进藏传佛教流行西方的先驱者之一。
在达赖喇嘛流亡半个多世纪中，藏传佛教寺庙和中心在世界各国涌现。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皈依藏传佛教。达赖喇嘛等藏传佛教高僧大德每年在西方各国举行讲经会，宣讲佛教理念和当代人类普世价值观。慈悲与智慧，是达赖喇嘛所代表的佛教精神的核心。来自雪域高原的达赖喇嘛的微笑，成为欧美国家男女老幼都熟悉的形象，达赖喇嘛是当代世界最受欢迎的精神领袖之一。达赖喇嘛每年都访问美国，美国总统每年都要和达赖喇嘛相见欢谈。不是总统故意挑战中国政府宣称的“国家核心利益”，而是总统必须顺从美国民众对他的道德原则设下的标准，达赖喇嘛倡导的人类普世价值，高于眼下的商贸利益。
佛法西渐，改变了西方文化版图。在此过程中，并无国家力量的支撑，而是一批又一批对人类智慧怀有谦卑之心的西方人，不辞辛苦前往东方求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软实力”。
佛法西渐，改变了西方文化版图。在此过程中，并无国家力量的支撑，而是一批又一批对人类智慧怀有谦卑之心的西方人，不辞辛苦前往东方求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软实力”。
东方的两位圣贤，佛陀释迦摩尼和孔子，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初先后来到了美国，那就是流亡藏人在异国他乡传播的藏传佛教和中国政府砸下巨额资金建立的孔子学院。这两位差不多同龄而且在东方世界都有深远影响力的贤哲，在美国的遭遇却迥然不同。
美国人对孔子学院的疑虑
自从2005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成立以来，到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其中约20%建立在美国，其发展势头远远超过法国人在世界各地的语文学院、德国人的歌德学院。
全美孔子学院在短短几年里的扩展和影响令人刮目相待。特别是数量颇为可观的孔子课堂，满足了众多中小学生学习中文的愿望。学好中文有利于将来和中国做生意，或者在中国发展，一度被视为一种有远见的做法。很多中国人也颇为以孔子命名的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学校在美国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而自豪。
不料，最近突然传来令人瞠目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要求全美的孔子学院必须得到美国认证，并指在学院教授中文的中国教师和志愿者违反了签证规定。美国国务院说，孔子学院内教授中文以及文化的教师是以J-1签证入境。J-1签证是一种非移民签证，供外国籍人士申请在美国作为交换学生、学者教书、工作和学习，以取得所谓的文化交流经验。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以教授、教师以及研究学者的身份到美国，但是他们教授的对象却不仅是大学生，而是有不少小学和初中的学生。这违反了J-1签证持有者不得在公私立高中、初中以及小学教书的规定。
表面上看，这是美国国务院就签证的技术细节对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和志愿者找茬，其实这只是敲山震虎，对孔子学院及其背后的老板发出信息：山姆大叔注意到了你们，不要指望轻松地在美国搞中国那一套。
孔子学院的搞法，和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纽约时代广场的中国国家形象片等大动作，有异曲同工之特点，即依靠中国庞大经济体和特有的强政府体制，集中决策、集中花钱，高目标，高效率，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中国的老百姓和西方民众不一样，一般人分不清国家富强和政府有钱的区别。于是政府就可以用手里的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威权国家的领导人，有一种别人没有的自信，他们可以不顾民生需求，动用国家力量来做事。然而，这恰恰触到了西方民众最敏感的神经，即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教育是塑造青少年价值观的事，美国人在这样的事情上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敢信任，更何况一个仍然宣称自己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外国政府。孔子学院的中国政府背景，是引起越来越引起西方民众疑虑的根本原因。
藏传佛教在西方
与孔子学院截然不同的是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1956年至1962年，中共在藏区发动“民主改革”和“平叛战争”，迫使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西藏本土被关在双重铁幕之后，没有人知道，在“平叛”的过程中，多少寺庙毁于战火，多少僧尼死于非命。在其他几个地区，包括蒙古和苏联的几个共和国，藏传佛教同样遭到毁灭性打击。古老的藏传佛教岌岌可危，似乎难逃一劫。
然而，大批藏人出逃的时间不早不晚，恰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当第一波西藏难民在陌生的土地上挣扎求存的时候，世界进入了“六十年代”。
在西方历史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那个时代里，陈腐的社会规范，僵死的宗教信条，以及传统的行为模式受到年轻一代的激烈挑战。在躁动不安的气氛里，一个新的时代呼之欲出。精神追求者们朦胧地感到，信仰不应仅仅是遵从一套固定的仪式，对生命的认知也不应只限于经典的诠释。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到哪里去寻找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在理性与灵性，宗教与世俗之间，是否有一条“中道”？ 一些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
六十年代初，两万多逃亡藏人刚刚到达印度。就在这时，努力从东方宗教中寻找精神资源的西方青年，千里迢迢前往喜马拉雅山南。在临时难民营里，怀着好奇和疑虑的西方青年们看到，一无所有、历尽苦难的难民和僧侣们心态平和，甚至在临时难民营里就开办学校，开始重建人生。西方青年们想知道，这些难民的信仰中有什么样的“神秘因素”，赋予他们令人敬佩的内在力量？第一批西藏难民中鲜有人懂英语；第一批前往喜马拉雅的西方青年几乎无人会说藏语。两方艰难地交流，两种文明就这样撞击出炫丽的精神之花。 藏传佛教从此西渐。
早期最著名的求法者中，有个名叫罗伯特・瑟曼的年轻人。1964年， 24岁的罗伯特成为达赖喇嘛亲自剃度的第一个“洋喇嘛”，藏名丹增。他师从达赖喇嘛习经3年后，返回美国继续学业，于1967年获哈佛大学梵文博士学位。日后，他出版了多本介绍藏传佛教的通俗性书，被认为是促进藏传佛教流行西方的先驱者之一。
在达赖喇嘛流亡半个多世纪中，藏传佛教寺庙和中心在世界各国涌现。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皈依藏传佛教。达赖喇嘛等藏传佛教高僧大德每年在西方各国举行讲经会，宣讲佛教理念和当代人类普世价值观。慈悲与智慧，是达赖喇嘛所代表的佛教精神的核心。来自雪域高原的达赖喇嘛的微笑，成为欧美国家男女老幼都熟悉的形象，达赖喇嘛是当代世界最受欢迎的精神领袖之一。达赖喇嘛每年都访问美国，美国总统每年都要和达赖喇嘛相见欢谈。不是总统故意挑战中国政府宣称的“国家核心利益”，而是总统必须顺从美国民众对他的道德原则设下的标准，达赖喇嘛倡导的人类普世价值，高于眼下的商贸利益。
佛法西渐，改变了西方文化版图。在此过程中，并无国家力量的支撑，而是一批又一批对人类智慧怀有谦卑之心的西方人，不辞辛苦前往东方求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软实力”。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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