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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李昌玉 |
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的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
1957年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展的一场反右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宪法、反人权、反文明的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言而无信、背信弃义的反道德运动。整个运动是在毛泽东的精心设计和预谋下逐步展开的。事后他个人极为得意地称之为"阳谋"，就是这个缘故。
一个政治家，利用自己掌握的绝对权力和拥有的崇高威望，以"整风"之名，把各方人士请来开座谈会，诚恳地征求意见，然后把说出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引蛇出洞"。采用人间最卑鄙无耻的阴谋，如此明目张胆地践踏人类的道德和良知，如此残害知识分子和广大的人民，却洋洋自得为"阳谋"，使中华民族的道德遭遇到亘古未有的摧残。
反右运动是共产党的耻辱和罪恶，因此，对于制造这场大冤案负有主要责任的另一位责任人邓小平，他拒绝彻底否定反右运动，拒绝彻底平反全部右派冤案，反而做出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结论，缺点只是扩大化。三十几年来执政党当局越来越严厉地禁止政治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各界研究讨论记叙这段历史，把这段历史作为言论的禁区予以封杀，因此，人们要问：毛泽东发动反右到底是预谋，还是被迫？本文对此要予以回答。
根据已经公开的毛泽东指导反右运动的官方文件和体现他的暗中密谋指示的报纸，将两者结合起来比照研究之后，笔者认为，从1957年5月1日宣布"整风"到6月7日之间的38天，可以称之为"引蛇出洞"时期。经过"引蛇出洞"，主要"右派"都掉进了陷阱，于是毛泽东开始"收网"，一场急风暴雨惊心动魄遍及全国的反右运动打响。反右当时，笔者是一名23岁、有过8年团龄、6年军龄的山东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大学生。作为一名右派分子，有责任有义务，把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加以探索，给没有这段经历的研读者、研究者提供一些亲历者的见解。
（一）1957："引蛇出洞"的三十八天
1957年毛泽东开展了一场民间认为至今还没有结案的政治运动，当时人们习惯上叫它为"整风反右"运动，其实那是两个性质、对象、方法、目的决然不同的两个政治运动。所谓"整风"，是共产党自己要整顿自己的作风；所谓"反右"，是共产党假借整风的名义，"引蛇出洞"，反击右派。本来这是两个风马牛不不相及的运动，毛泽东却运用了他高妙的权术，成功地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整肃，打了据官方所说55万余人的右派。整风后来成了虚晃一枪的迷彩，反右成了名实相副的战果。
从1957年5月1日发布整风指示到6月8日宣布反击右派，对于我们这些打过右派的人来说，那是惊心动魄的三十八天。对于毛泽东来说，那是引"蛇出洞的"三十八天。
经过密室策划，引蛇出洞，反右运动，使55万知识分子坠入陷阱，事后他洋洋得意地自诩为是一场"阳谋"，又称"引蛇出洞"。对于军事家的毛泽东，跟随毛泽东曾经南征北战的老军人，都五体投地地佩服毛泽东具有调动敌人，使敌人自投罗网的神奇才能。夺得政权以后的毛泽东，把这种用于对付敌人的军事手段，转而用于政治统治，对付自己的臣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把隐藏在"洞"中的知识分子的"右派"诱引到洞外，暴露出身影，从而一举击倒，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右仗。
整个"引蛇出洞"的战役，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以我有过打右派的经历者的记忆而言，那真是一场漫长的梦魇，我自己是糊里糊涂地度过的。最近，我仔细翻查了一下当时的《人民日报》和已经公开的毛泽东的文章，算了一下时间，我认为，这个"引蛇出洞"的时间表，宽泛地说，根据可以查到的文件，上限可以早到1月27日的"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的讲话，或者往下延伸1个月，始于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下限则为6月8日的发起反右，有三个多月。再如，反右打响之后的一个月，7月9日，毛泽东说："三月间，……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我们同资产阶级打了一仗，……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毛选第五卷，440页）总之，毛泽东早就预谋发起"引蛇出洞"。
不过狭隘地说，从设想到决定地采取措施予以实施，始于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整风运动"的指示，止于6月8日，则为38天。本文只从毛泽东如何从"整风"转入"反右"来回溯那"引蛇出洞"的38天。没有整风，毛泽东也是会反右的，借口多得很，不过假借整风之名，而且嫁接得惟妙惟肖、天衣无缝，把反右搞得师出有名，应该是整风。这件事出手漂亮极了，实在可以显示出毛泽东堪称为古今罕见举世无双的玩弄权谋的天才，斯大林比他差远了，只能当他的学生。
当然不是说6月8日之后就不"引蛇"了，以后是边引边打。大部分右派其实是6月8日之后才被"引"出的。不过，作为一个战术设计过程，我们只要把这个38天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那么，自然就可以肯定反右运动是毛泽东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结果，而不是遇到事先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挑战临门一脚，也不是像混迹美国、执教香港的政治学教授王绍光想当然地所说，毛泽东发动反右，是迫于群众的压力的结果。他说："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这真是无稽之谈。难道王绍光做学问就是凭了这种本事，在美国、在香港招摇撞骗？！
笔者研究了已经公开的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指导运动走向的当时的《人民日报》认为，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是一场预谋已久的行动，随着情况的不断发展变化而逐步采取措施，下达指示，组织指挥各级党委披挂上阵，同时调动"蛇们"出洞，这才实现他的图谋。由于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和在人民中获得的威望，采用了"引蛇出洞"的手法，大获成功，给人一种料事如神的印象，使他在中共最高领导集团中，走上了一条更加放肆无忌、独断专行的道路，给人民和共产党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整个反右运动是以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对于自己人民的背信弃义、言而无信、食言自肥而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此敝屣道德底线、无视法律底线的政治领袖，古往今来可有第二位？
（二）"五一"指示：开展整风运动
1957年5月1日由毛泽东一手操纵的"整风运动"正式开锣，"指示"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头版的上半版上。指示指出所谓"整风"是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政治运动，"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该指示的提要云：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
天机就在于这里说得好好的是共产党自己"整风"，过了38天，风云突变，转成了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
这场共产党针对自己内部的"整风运动"怎么会转换成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呢？笔者本人虽然当时打了右派，但因为打得蒙头转向，也不甚了了。
本文的主题本来限制在这个＂３８天＂中，但是因为这段发生在５０年前的历史，由于共产党长期采取封杀屏蔽的措施，因此对于太多的人仍然太陌生，所以，我先插叙几个小故事．
（三）配合"整风指示"，第四天再发"五四指示"——《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5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下发了一个给省部级党委党组的《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李按：对于所有'批评'断然肯定"极为有益"，显得何其恳切也！】
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再一次肯定'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重复强调'极为有益'！】
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所谓'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不过是陈词滥调，老生常谈而已，但说的也只不过是"思想改造"而已。】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量，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开展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用注释语"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强调原因－－态度之诚恳实在叫人感动！】
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这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的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这点也请你们注意。【'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分得清清楚楚】
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这个指示实在是诚恳得叫人感动。表面上一再肯定大多数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特别是出了一个点子："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不过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中暗藏了玄机，所谓"回答的时机"，所谓"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就留下了算帐的余地，但是，时间是在"将来"，因此要由此导致开展一场反右运动还缺少逻辑上的必然性，不知道刘少奇、周恩来他们读了之后，是否能够领悟毛泽东心中的潜台词。
（四）不得强迫与盛情邀请之一例
毛泽东领悟运用中国古老的权谋文化简直是到了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地步，像欲擒故纵、声东击西、一箭双雕这些中国古老的计谋，他用于军事，用于政治都令人拍案叫绝。整风只是他的谜面，谜底是整右派。虽然整风指示中说得明明白白："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但是办法多得很，我上门去请，盛情难却，你总不好意思不赴会提意见吧？那个最恶毒的右派，千夫所指、万民唾骂、全国共讨伐的人大讲师葛佩琦，党委第一次去请，不到；第二次去请，还不到；那就第三次再请，你还能拒绝三次吗？盛情难却，于是他参加了座谈会，乒里乓啷说了一通憋了八年的苦水，结果怎么样？他的发言上了５月３１日的《人民日报》：黑体字的标题是："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不要共产党领导，人民也不会卖国。"葛佩琦往下读，越读越恐惧，心中忐忑不安，结尾的几句话是："党员有主大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葛佩琦当时是以国民党少将军官的头衔被邀请赴会的。读了这些话，已经和他原来的发言大相径庭，他能不吓出一身冷汗！这位"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中共安插在国军中军衔少将的高级情报人员，如今是百口莫辩。他的发言被锦上添花，篡改得面目全非。
到了６月５日，《人民日报》上更报道了葛佩琦说"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的话。原来右派在磨刀霍霍要杀共产党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毛泽东把反右运动的烈火点燃了起来。
（五）一个八六老人的大喜大悲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参加过延安整风的青年人来说，包括那些涉世很深的民主人士、学者、教授、老党员、老干部，都觉得整风挺好，很有必要。打右派的人，年纪最大的８6岁了。他叫冒广生，是一位五朝元老，诗词名家。那时，毛泽东的主要时间就是读报。他读得非常细致用心。他在６月６日《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千字文：《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作者叫冒广生，毛泽东显然不熟悉这个名字。文章开头说："如果说共产党员没有偏差，那就何必整风；整风是党内的事，何必要党外来批评。明白这个道理，便知整风意义，是要我们党内党外发生感情上的联系。从团结而批评，从批评而越团结。大家一致以国家为前提， 把国家事务担负起来 ，使得巩固又巩固，然后党与各民主党派才能长期共存，而人民才会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幸福。"话兼两面，说得很在理。这篇文章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文风古朴，平实，娓娓道来，别有一番内蕴。毛泽东一直读到最后："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行年八十五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希望党内外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把坏的风气移去，好的风声树起来。这才叫做整风，不是整人。这才做到批评的结果是更加团结。" 毛泽东击节称赏。
１９５７毛泽东６４岁，比这位冒广生小了２１岁。为了表示尊老的诚意，他派了周恩来专程登门邀请，说明毛主席要会见这位忠厚老者，然后在一个夜晚派出专车，把老人请到中南海，礼贤下士，虚心垂询。
我想，如果毛泽东后来不发动反右运动，如果不打冒广生老先生的右派，那该是一个多么完美得像水晶球的故事啊！可惜的是，冒广生老先生回到上海，第二年，打了他的右派。
（六）大学师生得风气之先，也得打右派之先
让我们继续回到五十年前。那时共产党和毛主席在广大知识分子心中具有崇高的威信。谁也不敢想共产党会骗人，谁也不敢想毛泽东会说假话。在这一点上，老百姓虔诚得可以和任何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媲美。人们把共产党比作爹，比作娘，颂歌唱得两眼泪汪汪。人世间哪有爹娘设下陷阱，欺骗儿女，把儿女往陷阱里推？谁只要这样想一想也会产生一种犯罪感。
解放八年了，共产党积累的问题确实不少，自己给自己整风，那还不是好事？所以大家都是拥护共产整风的。执政八年来，虽然共产党积累了许多问题，但大家仍然认同毛泽东的分析，这些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要用推翻共产党办法解决，但希望共产党主动自己解决。比如，许多人最伤心的事是肃反运动收到莫名的伤害。以我而言，在南京军区后勤部的肃反运动动员大会上，我就第一个被点名为"以李昌玉为首的小集团"。我那时只有21岁，4年半军龄，一个机关的副排级工作人员。往回看，我15岁半入团，是上海解放之后不到半年入团的第一批团员，16岁半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参军，自信没有搞一点不利于共产党的活动。因此，我对于自己这样先定下罪名，然后逼你交代的"有罪推定"手段极为不满。这种不满就成了后来打右派的原因。
1956年我考进了大学，正好遇到整风反右。大家读1957年大学师生的鸣放言论，为什么他们那么强烈地无畏无惧地喊出自由民主的最强音？这首先是因为肃反运动伤害了一批大学师生。他们对共产党无视人权、无视宪法、肆意伤害人的尊严，有切肤之痛。其次是他们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和较开阔的视野。打右派最多的学生，集中在重点大学中智力学业最好的中文系、历史系、法律系、新闻系、物理系等系科的学生中。第三是十年前反国民党政府的争自由争民主运动遗留的精神资源。1946―1948年，轰轰烈烈的国统区的学生民主运动，我正在武昌读小学和初中，武汉大学等开展的学生民主运动我都感受到，亲自看到。根据现在公开的资料，中共非常自豪地承认，那绝对不是自发的民主运动，而是在中共地下组织策动之下的所谓反蒋夺权的第二战线。没有中共的组织领导，那时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如此波澜壮阔遍及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之后，内迁西南各省的几百万官民人等都急于下江东，许多大学从千里迢迢的大西南迁回故土故乡，费了一年的时间。当他们刚刚举行了复校开学典礼，随即在第二、第三个月就被卷入到所谓"沈崇事件"的民主运动中，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昆明，几乎所有大城市的大学生，都忙于罢课、游行、请愿，唯独不以学业为务。这场民主运动也是一把双刃剑。解放后终于在"整风鸣放"当中产生了一次强烈的瞬间的回光返照。北大因为又有"五四"文化革命的传统，它又聚集了全国最拔尖的教授学生更是一马当先。但是在这样一个只有宪法、没有宪政的国家，"双百"方针，华光溢彩，娓娓动人，但是是一种没有任何信义保证的策略，所以七千多人的北京大学，打了右派八百多人，许多年纪、班级是全军覆没，葬身海底。
（七）大学生最最伤心事：肃反被整
大学生对于自己或者同学在肃反中无辜被整，特别耿耿不平。行文至此，我又翻出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八大的报告（1956/9/19）《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罗部长说起机关肃反来，是轻描淡写。他说："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事实是这样的吗？一派胡言。哪个单位不是大胆怀疑在先？我们那个南京军区后勤司令部，在运动一开始就隔离了大约30个人，约在五分之一左右，然后就一个一个地逼供交代，外查内调，最后一个反革命也没有找出来。军队有一个好处，就是整完之后，虽然伤害了感情，但是全都转业滚蛋，大家不必再拴在一棵树吊死。
附带赘上几句：当文革开始之后，罗瑞卿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而跳楼的时候，不知他对这样的政治运动有何反思？
当时岂止机关肃反，连大学生中也是大张旗鼓地肃反，涉及人数可不少。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大学生挨整之后，只要不毕业，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分不开。再说，年轻人自尊心特别强烈，无辜地被批被斗之后，谁心里能够平复？肃反时解放已经六年，这时候的大学生，解放前还在读小学、初中，给他们扣上反革命帽子加以怀疑，谁心里受得了。例如华东水利学院水文系三年级学生史伏初，本来是以第一名成绩考进的优秀学生，因为父亲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肃反运动被整之后，整风一鸣放，他就憋不住，鸣放了一顿，结果就成了该院学生的第一号极右分子，被开出学籍、团籍，留校监督劳动。其间，他写的论文，被"审稿"老师剽窃，据为己作，后来以此论文评为二级教授。
（八）北大右派教授胡稼胎
当宣布整风之后，大学师生其实也是欢迎的拥护的。如北大教授胡稼胎的文章《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他说："最近几年来，我深居简出，尽量减少和别人的接触，开会从不发言，尽量减少和别人的接触，但在解放前我并不是这个样子。在武汉大学时，我担任教授代表，在教授会上向贪污公款的工学院长开炮，仗义直言。今天毛主席提出整风是非常英明的。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农民有许多是吃不饱的，如果逼得他们起来，问题就非常严重，党员们的性命都有危险，应该猛省。不要苟安。党委会在学校弊多利少，应退出学校。走社会主义的路是大家肯定了的，已载在宪法上，党委会妨碍群众的积极性，党员向党报告教员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教员怎么积极起来呢。不懂业务或业务不高的人领导业务，要在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无异缘木求鱼，空中栽树。过去把人分为进步、中间、落后三种。我大概是被认为既落后又顽固的人。这种标准是人为的，应该撤销。党员被认为是进步的，但现在看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又那么多，这都是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又怎么能说得上进步呢，而那些拍党员马屁的所谓积极分子则是墙和沟的建筑者。"
后来批斗胡稼胎的时候，他说："党外的人是客人，党请客提意见，可以只提缺点，并不是请我们来恭维党的。"于是大家"对胡稼胎先生的不老实狡辩一致表示气愤……要斗争到底，……进行彻底的批判。"（《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教授们在国民党时代可以仗义执言，在共产党时代就不行了。虚心诚恳地请你批评，原来是为了抓到整你的反党"罪证"。
（九）北大第一个打右派的教师姚仁杰
北京大学教师姚仁杰，他也是被肃反运动伤害过的人。 他是北大第一个打右派的教师。他写的文章《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爱你!信任你》，标题是这么的诚恳，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深情厚爱。请让我选出三段让大家评论。
他说："'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沉痛的旧诗句引起了两年前辛酸的回忆。在肃反运动时我虽然被斗了，究竟我错在哪里呢?当时的确我自己也不知道。斗争我时，我的同志竞歪曲事实地力图'证明'我思想是反党的，也有个别同志竟捏造中伤我的私生活和人格。组织上抛弃了我，群众被一股歪风所蒙蔽。这种社会性的误解和孤立，给一颗年青的心灵所带来的伤痕实在是沉重的。我想任何一个共产党人也会为这种无辜遭遇洒几滴同情的泪水。生活中有甚么痛苦能比心灵受伤更可怕呢?!何况自己的良心是拥护党的事业的，刚好就被同志们误解自己是反党的，就连一个人生活的内心支柱也被拆去。亲爱的同志们啊！你们难道知道由于'三害'的偏见，你们伤害了手足之情呀。难道有谁真的忍心把党的儿女，把正直的公民说成敌人，把他(她)们推向虎口去。想想吧！我们应该为以往的委屈抱头痛哭的。我们沉痛地哭以往的误会！我们兴奋地笑今日的谅解！我们从此就会相爱更深，相依为命。
党毕竟是公正的。根据中央规定的'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政策，我主动地协助了党组织查清了我的历史：铁的事实证明了我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也没有任何反动政治问题。同时也澄清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检举材料'。……"这样理智地客观地来陈述肃反被整的经过应该得到称赞吧？
姚仁杰批评了肃反运动中的种种错误。他说："我认为：肃反中的错误，集中表现了'三害'的恶果。而且反映了不少社会歪风(如是非心和正义感被舆论所压抑，违背良心说话而不感到惭愧等等)，这些东西不但使我们工作造成严重的错误，而且腐蚀了人们的心灵。诸如：肃反运动中某些同志(当然不是每个人全有)主观主义的捕风捉影!形而上学的断章取义!宗派主义的倾轧排挤！官僚主义的偏听偏信！实用主义的逻辑论证!以及违背事实和良心的乱'揭发'，不以是非为标准(真正的党性应该是与人民的利害是非统一的)的盲从冒进等社会歪风。难道这些不都需要彻底铲除么！显然这些都是与真正的马列主义违背的。是先进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每一个有良心的人和每一个真正马列主义的卫道者都应该下决心客观地、冷静地、理智地、深刻地、科学地、大胆地、公正地揭露出这些问题出现的真实根源。然后用最果断的魄力和对子孙后代人民的责任坚决地消灭它。"我们看到，姚仁杰的揭露和批评是非常理智的，平实的，他希望共产党能够接受教训。姚仁杰还企图以"真正的党性"、"真正的马列主义"来唤起整人者的良知。
姚仁杰最后还以最美好的言语呼唤："我希望一切受过'三害'之苦的朋友们能用理智克制一些愤激之情。冷静热情地帮助党整风，因为我们的体会比别人更深沉！我们的正义呼声也更能打动人心。
目前，中国共产党正面临一次严重的历史考验。
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善良人类都在期待：
"党是否能真诚透彻的整风，是否能真正大公无私地对待人民，……"。
我们以爱党的心祝愿：
党顺利地通过这一历史考验(当然会需要很艰苦的努力)，我相信全国人民也会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帮助和鼓舞我们的领导者通过这一考验。
我无法概括将来会如何美好，我只赤诚地等待着去歌颂礼赞。"
这位姚仁杰还没有来得及"赤诚地等待着去歌颂礼赞"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把他打成了右派，送进了人间地狱。
（十）北大右派学生谭天荣
北大最锋芒毕露的右派学生之一、物理系的谭天荣也是在肃反运动中受到伤害的一个。
他说："看看，我们'右派分子'吧!大字报中激动人心的语句、辩论会上钢铁般的逻辑力量，实际工作中那种中国式的刻苦耐劳，斗争会上，面临凌辱的从容的风度，以及在他们个人独处时平静的心灵，哪来的这样蓬勃的生气呀!哪来的这种永远不枯竭的精力呀!还有比这种无比的灵魂天真，这种随时随地创造奇迹的信心，这种对于一切事物――即使它是难苦的――爱好更美妙的东西吗?然而按照生活的意志，他们暂时地退却了，如果把凡是受批判的人都算作'右派分子'，那么，他们的表现远不一致的，他们的遭遇也不一样。……然而，也有这样的人，运动毫不留情地在他们肩上留下各式各样的考验，而他们熬了过来，忍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既不违背名节，也不冒犯良心，更不吝惜神经与勇气。
呵!'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原上草——第四株毒草》）
谭天荣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概反右运动刚刚开始，还处在"批判"阶段，他还敢于负隅顽抗，也许在他的潜意识中，还装着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或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人还可以坚贞不屈的故事，以富于诗情哲理的语言来表达高贵的灵魂，自许自恋地喊出"呵!'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这样凄婉而悲壮的绝唱。这真是空想浪漫主义的一厢情愿的绝唱。
叶挺在白公馆里可以唱出"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这样的《囚歌》，宋绮允可以在渣滓洞了抒发"我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这样昂然的心声，但是只要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任何一级共产党组织说你是右派，除非你不想叫自己和家人活下去，否则，例如那些全国著名的右派，唯一的生路就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痛哭流涕地的悔罪书，像费孝通的《向人民伏罪》，黄琪翔的《请求人民宽恕》，储安平的《向人民投降》，章伯钧的《向人民低头认罪》、张云川的《我恨自己是个右派》，马哲民的《我要重新做人》，钱孙卿的《我做了人民的罪人》等等，这样文章当时充斥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但是滑稽的是，当这些头面人物正经八百地跑到各级人代会上悔罪，在报纸上认罪的时候，中共中央还没有制定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连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非法文件都没有出台的时候，全中国已经打出了成千成万的右派分子，报纸上已经把他们批得狗血喷头。
你说滑稽不滑稽？6月8日开始反右运动，直到10月15日中共中央才下达《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这时起码是大学和大城市的反右运动已经基本完成。
而且，据我的记忆，这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于我们这些打右派的对象来说，还是保密的。我是直到"改正"之后，才抄录到了这个《标准》。
事实上，中共在对待异己者方面，从来是极端冷酷无情的，比沙皇还要沙皇，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一入右派深渊，只有像林昭那样的"圣女"才能叫灵魂升入天国。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苟活到今天，就是因为做到了"弯下腰"，从"狗的洞子爬出"。为了苟活只能不断地请罪服罪，把人格拿来当作破鞋扔到垃圾堆里。最可怕的是，对待政治运动的失败者，这种办法和态度，成了中共党员的共识，一种文化。谭天荣"改正"以后在青岛大学任教，和我近在咫尺，但从未有过任何交往。听说，今天的谭天荣所存锐气已经不多了，那个自称为"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大概已蜕变为一个安分守己的改正右派了。阿门！
关于反右这个话题，太沉重，太厚黑，太阴暗……，那是说也说不完的，暂时煞笔吧！
（2012-5-28校改与化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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