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浩气凛然彭文应（1904-1962）

彭文应（1904-1962）

在全国的右派纷纷认罪，以求得宽大处理的时候，有一个“大”右派彭文应成了全国为数极少的拒不“低头认罪”、“顽抗到底”的极右分子。20几年后，为了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确定了五个“不予改正”的右派。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名列第三名。 　　彭文应是江西省安福县人，与同乡王造时、罗隆基一起，千里迢迢到北京清华求学，后来又先后赴美国留学，最初都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后三人分别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回国后他们又都成为学贯中西、年轻有为的大学教授。他们政治观点也相似，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写了许多击中时弊的文章，因此三个人被赞誉为“安福三才子”或“安福三杰”。二十几年后，他们又都成为全国著名的右派分子。这是江西省安福县的荣耀！ 　　回到30年代，彭文应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匪”的路线，认为“社会主义之路……便是中国的出路。”一次访友时，遇到一个不速之客，急于要钱解困。彭文应不问其人其事，立刻解囊相助，倾其所有。二十年后，在一个会议上，周恩来认出了当年为他解囊相助的彭文应，并告诉在场的陈毅副总理，要他记住这个“帮过我们忙”的朋友。不过当这些“朋友”，不止一个彭文应，十个一百个也有，后来打右派的时候，周恩来却没有出来为他们说项过。 　　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被迫“解散”后，民盟“一边倒”向了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彭文应被列入国民党的暗杀名单，几次脱险，幸得一命。彭文应临危不惧毅然担任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员，领导地下盟员，宣传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积极配合以潘汉年为领导的中共地下党，迎接上海解放。 　　但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预设的第一个敌人就是民盟。民盟不能只反一个“章罗联盟”。要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揪，形成一个系统。毛泽东撰《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点名《文汇报》编辑部是“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而且帅上有帅，即章罗联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即“能干女将”浦熙修。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形成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所以作为民盟上海市副主委的彭文应也应该和民盟中央有系统，上下一条线，就在劫难逃了。此外，上海市主委沈志远，副主委陈仁炳，宣传部主任徐铸成也了大了右派。 　　有一位崔太平先生发表《民盟成立70周年感怀》，深情脉脉地说：“民盟的前辈们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他们对真理孜孜以求的求真精神，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当中，讲真话，做诤友，值得后来者学习。”这位崔太平先生大概是得了健忘症，忘了“民盟的前辈”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他们对真理孜孜以求的求真精神，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当中，讲真话，做诤友，”被中共一棍子打倒了一大片，中委与候补中委59人打右派，占总数五分之一、达6000余名盟员打了右派。 　　些话好像是在高烧40度的时候说的胡话昏话瞎话。“肝胆相照”就是我共产党可以任意打你的右派，还要叫你死到阴曹地府里也要登记“另册”，不能“改正”！ 　　彭文应的所谓右派言论根本不值一辩。例如他主张： 　　“要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我认为不管新民主旧民主，只要有好的地方可以吸收过来。例如资产阶级民主中有‘质询权’，这是它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以吸收。” 　　“我赞成社会主义……我从来不想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全套搬过来，但有些是不错的。如在他们国家里，官做的不好可以罢免，可以不选他。他们在选举制度上也有好的。”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我们反对的，把资本主义的东西说成一概不好是不对的，十八亿中有十七亿是劳动人民对我们好，坏的只是少数。” 　　“学习苏联不一定全对，学习美国也不一定全错。” 　　“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自由竞争，就不可能使经济繁荣。” 　　总之，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如质询权、选举权、罢免权、市场竞争等等，因此对苏联和美国要分别情况学习。这些所谓的反党言论在当时为什么大逆不道呢？因为从建国开始，尤其是抗美援朝之后，开展了全国规模的反美仇美运动，以清除人民中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像彭文应这样留学欧美又是专攻政治的知识分子，要他们认同这种非理性的绝对化的政治宣传，实在是难以接受。 　　张春桥以常孰的笔名，在7月19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质问彭文应》一文，气势汹汹地批判彭文应。 　　《人民日报》8月25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的长篇报道：在上海人代会上“上海人民代表舌战彭文应”：“正义的声音粉碎了邪说歪道——一层层透彻的道理，一件件确切的事实，把章罗联盟这个凶恶爪牙驳得理屈词穷”。报道分为四个设问作小标题：“他崇拜的是什么民主？他想使民盟起什么作用？他的小集团不是反共的吗？他梦想什么人事制度？”官方认为，“舌战”彭文应终于取得了阿Q式的胜利。 　　即使到五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有人郑重其事地宣称“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这些头脑僵化以维护一党专制为宗旨的官僚们，他们害怕民主制度，所以一定要全盘否定美国的社会制度，连一点优点也不能承认。那么，请想一想53年前的情景，怎么能容忍彭文应这样即使是平和的中性的理性的观点呢？ 　　彭文应被打右派后，坚持真理，坚守良知。他在上海市人代会上申说自己是这样一个人：“热爱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看到了它的成绩，同时也看到了还存在着的缺点和问题。为了使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更加美满，更加巩固，更加向前发展，人民生活得更加繁荣，更加幸福，他不满于现状，他想到未来，他不愿意成绩旁边还有缺点。他不只注意缺点，更一天到晚用尽心思，采取办法，来改进工作，消灭缺点。一部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由这种人创造出来的。”他以做“这种人”而自勉自豪，所以拒不认罪。 　　政治运动是有罪推定。无论整到谁，无论有罪无罪，必须低头认罪，才能宽大处理。彭文应大义凛然，坚守良知，拒不认罪。一位统战干部登门说：你家的门槛都给我踏坏了。你只要写上几十个字的检查，认个错，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二女儿薇薇跪地求老爸检查：“为了儿女，为了能生活下去，你就承认一下吧。”彭文应说：“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没有错！”他始终不写一个字的检查。他被撤销一切职务，断绝一切生活来源，全家被逐出花园洋房。 　　共产党不是最讲实事求是的吗？那只是一袭华丽的披风。原来有个毛泽东的面子问题。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点了彭文应的名。彭文应不检讨，就是毛泽东错了。毛泽东面子问题的重要性在千百万人的死活之上。毛泽东要错到底，彭文应要抗到底，悲剧就这样注定了。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说过：“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已诏。”他还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所以毛泽东从来不认错，从来不检讨。 　　1961年，彭文应的次子志平，一个有才华的年仅十九岁的上海师院中文系学生，因家庭骤变而患精神分裂症，吞服大量安眠药去世。彭文应为爱子的自杀悲痛欲绝，亲自做了一个木牌位。在牌位上用英文写上： 　　为了民主自由平等民族教育而战！ 　　继续一万年！ 　　纪念我亲爱的儿子 　　父亲 　　1962—1—20 　　他给姐姐的信中写道：“把好意说成恶意，把好事情说成坏事情，把帮助党和政府说成反对，把一个朋友说成敌人，这样做是不可以的。”这样的冤案就是成千成万地发生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谁敢非议质疑，轻则挨批，重则挨整。 　　到年底，彭文应患心包炎败血症，在贫病交加、心力交瘁中去世，终年58岁。 　　彭文应，他是一个浩气凛然的人。在毛泽东暴政下，他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 　　参考材料： 　　1，彭文应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2004年8月 　　2，1957年人民日报

——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