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四川北部的地震灾难发生后，对要求到现场采访的西方媒体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开放态度。中国政府不仅准许外国记者前往灾区进行自由采访，甚至让外国记者登上中国总理乘坐的军用直升飞机一同前往受灾严重的汶川映秀中学。在地震废墟上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总理还专门留出时间来让外国记者提问。
图为在震灾现场的《纽约时报》记者
当外国记者在灾区的一次现场记者招待会上问中国总理温家宝，为什么中国政府改变了以往的一贯做法，对外国记者的采访和报道活动采取空前的合作和开放态度的时候，中国总理的回答是，“我们相信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
中国总理的判断没有错。外国记者充分地体现了他们的专业精神，对灾区的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道。只要打开西方主要媒体的网站，几乎每个网站都为中国地震开辟了专栏。稍微浏览一些这些专栏中的新闻标题，人们不难发现，这些报道的大多数是以报道灾情以及中国的中央和地区政府对灾区的救援行动为主。报道的内容真实生动，立场客观。尤其是他们在报道中讲述的大量的真实故事，让中外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普通民众在震灾之中所表现出的人性光辉。
当然，人们也可以从他们的报道中读到一些负面的新闻，尤其是那些在地震中丧生的学生们的家长们对地方政府和学校当局的不满。这些家长们走上街头进行了愤怒的抗议。他们认为，不是地震，而是那些偷工减料所盖成的学校的危房夺去了他们的孩子们的年轻的生命；他们要求查处校舍建设中可能存在的官员们的贪污腐败的行为。但是，即使读到这些负面的报道，似乎没有人认为西方的媒体在刻意地歪曲事实，也没有人认为西方的记者们对中国充满敌意。
总之，在地震的新闻报道中，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的确有了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良性互动。是什么启动了这样一轮良性的互动呢？应该说，启动这场变化的是中国政府。显然，中国总理相信他所说的外国记者们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早已经存在；假如不存在，中国总理也决不会幼稚地认为这些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可以在一夜之间形成。但是，是什么因素使得中国政府在一场地震后认识到外国记者身上的这些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呢？
长期以来对外国记者报道的限制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中国政府认为西方记者没有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只是中国政府担心，正是西方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将使得他们不合时宜地将许多中国政府不愿意让外界知道的事实报道出去。他们以为，只有封锁负面报道，才能够赢得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其实，只希望媒体表达自己喜欢的东西，是统治者们极不自信的一种表现。这种做法，只会使得媒体和读者对政府更加地不信任。
有人说，中国政府这次对外国记者采访控制的放松只是一种公关伎俩。应该说，所有的政府与新闻媒体打交道都是一种公关行为。这种主动开放的“公关伎俩”比过去那种愚蠢的新闻封锁要现代化得多。至少它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自己在救灾中的行为的一种自信。同时也部分地满足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普通民众要求知道真相的权利。
中国政府已经从此次的新闻开放中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赞扬，希望它能够从这些赞扬中多少找回一些自信。也希望中国政府不要从此向后倒退，在地震和奥运之后又重新回到新闻封锁的老路上去。 (RFA)
图为在震灾现场的《纽约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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