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饑荒》作者安愛波邦（Anne Applebaum）是當代知名的歷史學家、記者與作家，也是普立茲獎得主。愛波邦長期關注蘇聯歷史、共產主義體制以及東歐政治。她在撰寫《人造饑荒》時，與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所（HURI）的學者緊密合作，該計畫自2010年便開始討論撰寫一部新大饑荒史的必要性。她與倫敦企鵝出版社（Penguin Books）及紐約的出版團隊有長期合作關係，該書是她在其協助下完成的第三部重要著作。
愛波邦的作品強調跨國檔案與第一手證詞的運用，她受益於蘇聯解體後烏克蘭檔案館的開放。她指出，基輔的檔案館比莫斯科更具開放性，使她能接觸到過去被掩蓋的人口普查與祕密警察報告。她的敘事不僅基於官方文件，還大量採用過去三十年來在烏克蘭各地採集的數千份第一手口述紀錄和回憶錄，致力於重建被極權政權蓄意抹除的民族記憶，試圖還原歷史的人性溫度。她將自己的研究視為對羅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里程碑著作《悲傷的收穫》的當代補充與更新，利用過去二十五年來最新的學術成果進行深度分析。
《悲傷的收穫》出版1986年，康奎斯特是最早揭露史達林恐怖統治真相的歷史學者之一。
為讓讀者更能清楚本書的歷史創作貢獻，以下筆者想從比較敘事的觀點，來呈現本書特色。無獨有偶，論述二十世紀共產政權所造成的饑荒問題，也有另一史學名著：馮客（Frank Dikötter）2010年出版的著作《毛澤東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首先，筆者想要與讀者分享的是：這兩本都是在描述共產制度下造成的大饑荒，兩書何者是相同的？
這兩本書分別記錄了蘇聯史達林時期的「烏克蘭大饑荒」（Holodomor）與中國毛澤東時期的「大躍進大饑荒」，儘管發生的時空背景不同，但兩者在成因、執行手段、對社會的破壞以及事後的掩蓋上，具有驚人的相似性。
兩位史家分析到，分別發生在中俄饑荒的根本原因皆非自然災害，而是共產政權推行的激進經濟與社會改造政策。史達林透過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並「消滅富農」，摧毀了農村原有的經濟結構。毛澤東則發動「大躍進」，將農民趕入巨大的「人民公社」，沒收土地、工具甚至家禽，試圖藉此跨入共產主義。兩者都將生產資源收歸國有，使農民在經濟上完全依附於國家。
兩國政府都基於虛假或誇大的數據，向農村索取遠超負荷的糧食配額。在烏克蘭，莫斯科無視歉收事實，堅持完成不可能的糧食配額，甚至沒收農民種子糧。在中國，地方幹部為討好上級而「發射衛星」，虛報產量，導致政府按假數據進行「懲罰性徵購」，奪走農民的保命糧。兩者皆奉行「先國家、後農民」的階級層級，寧可讓農民餓死也要供應城市或出口換取外匯。
暴力與恐懼是兩者推行政策的共同基礎。史達林動用祕密警察（OGPU）與積極分子組成「搜糧隊」，使用金屬棒刺探農舍尋找藏匿糧食，毆打並逮捕抗命農民。毛澤東時期則利用民兵與基層幹部，對無法繳糧的農民實施殘酷折磨、綁架、甚至活埋。這兩場運動中，糧食都被當作一種武器，用來懲罰被視為「階級敵人」或不聽話的人民。極度飢餓導致了兩地都出現了相似的人性慘劇。這兩本書均詳細記載了饑荒地區出現大規模的人食人現象，包括父母殺食子女，或是挖掘墳墓分食屍體。此外，家庭關係徹底瓦解，出現大量拋棄或出售子女的現象，以及人與人之間因爭奪食物而產生的互不信任與殘殺。
無論是《人造饑荒》還是《毛澤東的大饑荒》都描述為了防止饑荒消息擴散及農民逃荒，兩個共產政權都實施嚴格的邊境與流動管制。史達林下令封鎖烏克蘭邊境，禁止農民進入城市或前往俄羅斯尋找食物，並實施「內部通行證」制度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毛澤東政權也利用「戶口登記制度」建立城市與農村間的圍牆，並由民兵設立「收容遣送站」，強行攔截並遣返逃荒的農民。
兩者在事後皆投入巨大資源掩蓋災難真相。蘇聯政府堅決否認發生饑荒，銷毀地方檔案，甚至逮捕並處決揭露人口流失的統計學家。中國政府則長期將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與「蘇聯逼債」，禁止公開討論饑荒細節，並利用政治宣傳掩蓋數千萬人死亡的事實。從相同處探究，這兩本書都展示了在高度集權的共產體制下，當激進的烏托邦理想與現實脫節時，國家機器如何透過暴力徵糧、社會管控與資訊封鎖，製造出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人造饑荒」。
兩國政府都基於虛假或誇大的數據，向農村索取遠超負荷的糧食配額。在烏克蘭，莫斯科無視歉收事實，堅持完成不可能的糧食配額，甚至沒收農民種子糧。在中國，地方幹部為討好上級而「發射衛星」，虛報產量，導致政府按假數據進行「懲罰性徵購」，奪走農民的保命糧。兩者皆奉行「先國家、後農民」的階級層級，寧可讓農民餓死也要供應城市或出口換取外匯。
暴力與恐懼是兩者推行政策的共同基礎。史達林動用祕密警察（OGPU）與積極分子組成「搜糧隊」，使用金屬棒刺探農舍尋找藏匿糧食，毆打並逮捕抗命農民。毛澤東時期則利用民兵與基層幹部，對無法繳糧的農民實施殘酷折磨、綁架、甚至活埋。這兩場運動中，糧食都被當作一種武器，用來懲罰被視為「階級敵人」或不聽話的人民。極度飢餓導致了兩地都出現了相似的人性慘劇。這兩本書均詳細記載了饑荒地區出現大規模的人食人現象，包括父母殺食子女，或是挖掘墳墓分食屍體。此外，家庭關係徹底瓦解，出現大量拋棄或出售子女的現象，以及人與人之間因爭奪食物而產生的互不信任與殘殺。
無論是《人造饑荒》還是《毛澤東的大饑荒》都描述為了防止饑荒消息擴散及農民逃荒，兩個共產政權都實施嚴格的邊境與流動管制。史達林下令封鎖烏克蘭邊境，禁止農民進入城市或前往俄羅斯尋找食物，並實施「內部通行證」制度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毛澤東政權也利用「戶口登記制度」建立城市與農村間的圍牆，並由民兵設立「收容遣送站」，強行攔截並遣返逃荒的農民。
兩者在事後皆投入巨大資源掩蓋災難真相。蘇聯政府堅決否認發生饑荒，銷毀地方檔案，甚至逮捕並處決揭露人口流失的統計學家。中國政府則長期將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與「蘇聯逼債」，禁止公開討論饑荒細節，並利用政治宣傳掩蓋數千萬人死亡的事實。從相同處探究，這兩本書都展示了在高度集權的共產體制下，當激進的烏托邦理想與現實脫節時，國家機器如何透過暴力徵糧、社會管控與資訊封鎖，製造出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人造饑荒」。
為讓讀者能更深刻體認本書的特色，緊接著再追問：這兩本都是在描述共產制度下造成的大饑荒，兩書論述在何處明顯不同？
這兩本書詳細紀錄共產歷史上最慘重的兩場人造災難：蘇聯史達林的「烏克蘭大饑荒」（Holodomor）與中國毛澤東的「大躍進大饑荒」。雖然兩者都源於激進的集體化政策與對農民的殘酷壓榨，但兩位史家在分析製造饑荒的動機目標、死亡規模、破壞廣度及國際競爭背景上存在顯著差異。
愛波邦的《人造饑荒》明確指出，烏克蘭饑荒具有明確的政治與民族針對性，旨在摧毀烏克蘭的民族意識與反抗蘇聯統一政策的挑戰。史達林將「農民問題」與「民族問題」掛鉤，透過飢餓來削弱這個桀驁不馴的民族，使其徹底「蘇維埃化」。
馮客的《毛澤東的大饑荒》認為，毛澤東推動大躍進之動機在於極端的烏托邦理想與經濟狂熱，試圖透過「大躍進」在不到十五年的時間內趕超英國。這是一場試圖將落後經濟轉化為現代共產主義社會的實驗，強調創造現代中國農業與工業「兩條腿走路」（兼顧兩面平衡）生產的新經濟發展模式。
兩書在分析饑荒造成的死亡規模與致死手段也存在差異。烏克蘭大饑荒的超額死亡人數估計約為390萬人。而毛澤東大躍進造成的死亡人數則高達至少4500萬人。而在烏克蘭，致死主因是政府沒收了農民所有能找到的糧食並封鎖邊境，使農民困在村莊中餓死。在中國，除了飢餓，系統性的暴力與酷刑更為普遍：估計有6～8％的受害者（約250萬人）是被折磨致死或草率殺害的。此外，大量人口因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如修築大壩、大煉鋼鐵）而精疲力竭或死於事故。
兩位史家在論述大饑荒對物質產權與環境的破壞廣度之描述，也有差異。毛澤東時期的大躍進造成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房屋拆除，高達40％的住房被推平，目的是為了獲取有機肥、擴建公社或單純懲罰住戶。同時，為了大煉鋼鐵，中國的森林資源也遭到了毀滅性的砍伐。蘇聯在烏克蘭的情況主要是沒收糧食、種子、家畜與農具，雖有沒收富農房屋改建公辦室的紀錄，但較少見到像中國那樣為了「經濟現代化」而大規模系統性地將民宅夷為平地。
共產執政者製造的兩場大饑荒皆受國際政治背景與競爭對手威脅影響。蘇聯史達林主要的外部疑慮來自對波蘭勢力的防範，並以此為藉口在烏克蘭進行政治清洗與邊境管制。毛澤東正處於中蘇交惡，毛澤東在經濟政策上與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展開激烈的「共產主義競賽」，試圖證明中國的發展模式（人民公社）比蘇聯更優越，甚至不惜在饑荒高峰期仍大量出口糧食與提供對外援助以換取面子與政治利益。
這兩本書詳細紀錄共產歷史上最慘重的兩場人造災難：蘇聯史達林的「烏克蘭大饑荒」（Holodomor）與中國毛澤東的「大躍進大饑荒」。雖然兩者都源於激進的集體化政策與對農民的殘酷壓榨，但兩位史家在分析製造饑荒的動機目標、死亡規模、破壞廣度及國際競爭背景上存在顯著差異。
愛波邦的《人造饑荒》明確指出，烏克蘭饑荒具有明確的政治與民族針對性，旨在摧毀烏克蘭的民族意識與反抗蘇聯統一政策的挑戰。史達林將「農民問題」與「民族問題」掛鉤，透過飢餓來削弱這個桀驁不馴的民族，使其徹底「蘇維埃化」。
馮客的《毛澤東的大饑荒》認為，毛澤東推動大躍進之動機在於極端的烏托邦理想與經濟狂熱，試圖透過「大躍進」在不到十五年的時間內趕超英國。這是一場試圖將落後經濟轉化為現代共產主義社會的實驗，強調創造現代中國農業與工業「兩條腿走路」（兼顧兩面平衡）生產的新經濟發展模式。
兩書在分析饑荒造成的死亡規模與致死手段也存在差異。烏克蘭大饑荒的超額死亡人數估計約為390萬人。而毛澤東大躍進造成的死亡人數則高達至少4500萬人。而在烏克蘭，致死主因是政府沒收了農民所有能找到的糧食並封鎖邊境，使農民困在村莊中餓死。在中國，除了飢餓，系統性的暴力與酷刑更為普遍：估計有6～8％的受害者（約250萬人）是被折磨致死或草率殺害的。此外，大量人口因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如修築大壩、大煉鋼鐵）而精疲力竭或死於事故。
兩位史家在論述大饑荒對物質產權與環境的破壞廣度之描述，也有差異。毛澤東時期的大躍進造成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房屋拆除，高達40％的住房被推平，目的是為了獲取有機肥、擴建公社或單純懲罰住戶。同時，為了大煉鋼鐵，中國的森林資源也遭到了毀滅性的砍伐。蘇聯在烏克蘭的情況主要是沒收糧食、種子、家畜與農具，雖有沒收富農房屋改建公辦室的紀錄，但較少見到像中國那樣為了「經濟現代化」而大規模系統性地將民宅夷為平地。
共產執政者製造的兩場大饑荒皆受國際政治背景與競爭對手威脅影響。蘇聯史達林主要的外部疑慮來自對波蘭勢力的防範，並以此為藉口在烏克蘭進行政治清洗與邊境管制。毛澤東正處於中蘇交惡，毛澤東在經濟政策上與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展開激烈的「共產主義競賽」，試圖證明中國的發展模式（人民公社）比蘇聯更優越，甚至不惜在饑荒高峰期仍大量出口糧食與提供對外援助以換取面子與政治利益。
大饑荒發生後，兩位共產執政者對真相掩蓋的技術手段也有所不同。蘇聯的史達林政權除否認饑荒，更直接廢除1937年的人口普查並處決統計學家，因為數據揭露巨大的人口缺口。中國毛澤東政權長期將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與蘇聯逼債，這成為中國民間最持久的迷思之一。直到近年來透過地方檔案的開放，才揭露大量隱匿不報的死亡數據與人為政策的毀滅性後果。
透過比較可知：史達林的人造饑荒是一場針對特定民族的種族滅絕行為；毛澤東的大饑荒則是為了追求極端集體主義與經濟趕超，不惜將人民當燃料燒的巨大社會工程災難。
最後，筆者想從歷史書寫與歷史記憶的角度分析《人造饑荒》的特色，探討本書之所以能在眾多烏克蘭大饑荒（Holodomor）相關著作中脫穎而出之原因。歷史書寫不同於報導文學，需結合原始史料佐證，本書運用大量口述歷史與第一手證詞，除官方檔案外，更大量分析近三十年來在烏克蘭各地採集的數千份第一手口述紀錄和回憶錄。敘事中穿插農民寫給克里姆林宮的信件、祕密警察報告中記錄的平民哀鳴，以及倖存者對飢餓、食人現象和人倫崩潰的具體描述，使宏觀的政治決策具備了令人震撼的人性溫度與細節。
作者的歷史書寫採取將「饑荒」與「民族鎮壓」雙線並行模式：作者認為，大饑荒並非單純的經濟政策失敗，而是一場雙管齊下的鎮壓運動。在農村，透過人為製造的饑荒，摧毀作為烏克蘭民族意識根基的農民階級。在城市，則以另一種方式對付精英階層，當鄉村農民餓死的同時，祕密警察也系統性地迫害、監禁或處決烏克蘭的知識分子、藝術家、神職人員與政治精英。這種敘事結構強調史達林如何利用糧食作為武器，同時剷除體力上的反抗者（農民）與精神上的領導者（知識分子）。
《人造饑荒》另一特色是深入探討了「種族滅絕」一詞創始人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的觀點，他是1948年聯合國制定《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背後的關鍵人物。萊姆金曾將當時的烏克蘭視為種族滅絕的「經典案例」，認為這不只是對個人的殺戮，更是對文化與民族的徹底毀滅。本書將此歷史事件放在國際法與道德判斷的框架下進行辯論。愛波邦犀利地指出，自萊姆金提出該詞後，受政治因素影響，國際法對「種族滅絕」的定義日趨狹隘。蘇聯在參與制定聯合國公約時，刻意將「社會階級」與「政治團體」排除在受保護對象外，以避免其自身政策被定罪。作者藉此辯論：烏克蘭大饑荒是否符合法律上的嚴格定義，或是應回歸萊姆金最初更廣泛的社會學視角。本書緊接著也挑戰「全蘇聯都在挨餓」的平反論調。作者引用歷史學家安德烈．格拉齊奧西（Andrea Graziosi）的觀點，認為不能因為全蘇聯都有饑荒，就掩蓋了針對烏克蘭人的特定迫害，這如同不能將納粹針對猶太人的屠殺僅歸類為一般的戰爭暴行。愛波邦引用最新的人口學研究，指出烏克蘭境內死亡率最高的地區（如基輔和哈爾科夫）並非地理上最易乾旱的地區，而是民族意識與反抗最激烈的核心區，這在道德與邏輯上強化了「行政手段干預死亡率」的論點。
愛波邦在本書終章延伸探討到當代烏克蘭的記憶政治，說明這段被掩蓋五十年的歷史如何形塑當今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雙邊關係與身分認同。這種運用具備長時段的歷史縱深與現代聯繫的手法，更讓讀者閱讀本書時，不自覺地穿梭於歷史過去與當前現實之間。首先，作者在本書的歷史書寫的時間斷限並不侷限於1932至1933那兩年，而是從1917年的烏克蘭革命拉開序幕，解釋布爾什維克在內戰時期對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恐懼根源（即「1919年的殘酷教訓」），巧妙地與當前俄烏戰爭產生連結呼應。又透過終章運用記憶政治的概念，深入探討烏克蘭大饑荒這段被掩蓋五十年的歷史，如何成為當今烏克蘭與俄羅斯在身分認同與雙邊關係鬥爭中的核心。
學術界將「記憶政治」（Memory Politics）定義為一個社會如何選擇、建構、傳承和利用歷史記憶的過程，甚至直言歷史論述就是另一場關乎認同的「紙上戰爭」。在《人造饑荒》中，作者愛波邦指出，蘇聯政府曾長期堅決否認1932至1933年間發生過饑荒，不僅銷毀地方檔案、竄改人口普查數據，學校也禁止教授這段歷史。在蘇聯統治的五十多年間，烏克蘭的「蘇維埃化」往往以「俄羅斯化」的形式出現，烏克蘭語地位被貶低，民族歷史被蓄意抹除。然1991年烏克蘭獨立是歷史的轉折點。新一代的歷史學家、檔案館員和記者開始利用變得更加開放的基輔檔案館，揭露被隱瞞半世紀的真相。這場「記憶的復甦」讓烏克蘭人重新認識到自己是一個擁有獨立痛苦經驗與歷史的民族，而非俄羅斯歷史的附庸。
因此，關於這場大饑荒的歷史詮釋與遺留影響，在當代俄烏戰爭持續發展的背景下，以及俄羅斯與烏克蘭關於共同蘇聯歷史的爭論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現代俄羅斯領導人持續質疑烏克蘭作為國家的合法性，而烏克蘭則透過確立大饑荒的歷史地位，來強化其脫離俄羅斯影響的正當性。作者指出，2014年的廣場革命、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以及入侵烏克蘭東部等事件，使得大饑荒這類歷史背景成為理解當前局勢的關鍵。對烏克蘭而言，記住這段歷史是為了防止再次被鄰國強權主宰。
對這場大饑荒的歷史論述，關乎烏克蘭人對自身身分認同的重建問題。將大饑荒定調為針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Genocide），已成為烏克蘭民族認同的關鍵組成部分。這不僅是法律層面的定性，更是一種道德宣告：強調這場災難不只是對個人的殺戮，更是蘇聯政權為了摧毀烏克蘭民族意識而發動的戰爭。然十九世紀俄羅斯常將烏克蘭視為「小俄羅斯」，認為其歷史只是俄羅斯歷史的一條支流。當代同情烏克蘭的史家則透過記憶政治，徹底推翻這種父權式的觀點，建立起基於烏克蘭自身歷史痛苦與反抗精神的民族認同。
俄羅斯往往將烏克蘭對大饑荒的紀念視為一種政治示威或反俄行動。這使得歷史記憶不再只是對過去的悼念，而成了兩國在國際舞台上爭奪話語權的武器。在烏克蘭，紀念大饑荒已從私下的家庭傳承演變為全國性的公共儀式，人們在街頭張貼檔案照片、設立祭壇，甚至從當年的亂葬崗取土祭奠。這些活動都強化烏克蘭人「再也不願失去獨立」的共識。揭發這段被掩蓋五十年的歷史，已從家屋中的耳語變成了烏克蘭立國的基石。從記憶政治的角度，讓大饑荒成為區分「烏克蘭」與「蘇維埃／俄羅斯」的重要分界線，也成為決定當前兩國衝突中，關於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的深層論述，也藉此可理解當前俄烏戰爭為何會遲遲無法結束的非物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