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抛砖引玉讲一点我的想法。今天来心情比较复杂，也比较激动，我大概讲几个问题，第一点，就是张耀杰诉中国艺术研究院所体现的人情与规则的问题。在规则很公正的情况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人情的负面影响；在规则不公正、不透明的情况下，人情之害或人祸就可能更加惨烈。我觉得在耀杰兄身上，恰恰是遭受了双重的不幸，不利的规则与冷酷的人情联合绞杀了耀杰兄的工作权利。也许在某些单位出现类似耀杰兄出国的情况，因为人情表现出较好的一面，出访者就可能没有被解聘。关于前者，我尤其想举出胡适与向达的例子，这是我的导师谢承仁教授亲口对我讲的，我的导师谢承仁教授是胡适的弟子。他说，胡适与向达一向积不相能，就有教授说，胡校长何不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干脆把向达这个湖南土家佬解聘算了。胡适先生并没有把这个一贯意见与其相左的向达解聘，一是胡适做人有大家风范，爱惜向达作为一个研究中西交流的学问家，二是大环境有法治可求，三是胡适治校有方。细看耀杰与院长王文章、副院长王能宪在分房、评职称等问题上有阋，以至于迁延罹祸，其中二王之表现实在难见胡适之先生的半点遗风。请恕我孤陋寡闻，艺术研究院有五位名士：一为梁治平，一为刘军宁，一为章诒和，一为张耀杰，一为吴祚来。为什么会动张耀杰，真是匪夷所思。好的规则与好的人情，是我毕生所追求的境界，我深信也是耀杰兄等所孜孜以求的。在没有好的规则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不求取人情方面的练达，来补救我们规则方面的大不足。
第二点，我讲出国是公民的权利。公民因私出国，我个人一向认为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单位可予以配合、协调、协商、提供方便，但单位绝无实体权利，否则公民的因私出国权利必不能保全。从张耀杰诉中国艺术研究院一案来看，单位以此来解除与张耀杰的聘用合同，潜在的根据是公民因私出国不是公民权利，单位有同意或批准权，否则公民将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公民因私出国之权利，在清末、民国时代大兴，下南洋、卖猪仔只是其支流。这方面的实际情形，根据我的校友白刃中将的回忆，民国时代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其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其受到政府之尊重程度，不亚于南洋诸国对此项权利之尊重。只是在1949年以降，该项权利逐渐被予以剥夺。改革开放以降，此项公民权利有所恢复，但还很不完善。现在耀杰兄因为行使此项权利遭受不公待遇，是在为整个公民权利的恢复埋单，我理所当然予以支持、声援。
第三点，事业单位人事改革的价值取向。因为事业单位大多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关于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目前尚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基本的共识是存在的，那就是事业单位人员忠诚度问题，可以参照对普通公务员的要求，最多按照公务员系统中的事务官来要求。张耀杰是艺术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不担任领导职务也不在管理岗位，无须用政务官的标准对其严格要求。另外对于祖国忠诚度的考察，即使在美国也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在麦卡锡时代也是冤案迭出。所以，我认为对大多数业务官员来说，不可以设定太高的道德标准。我对现在的封闭式管理的事业单位，不满多多，也认为问题多多，急需改革。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应该更加体现人性化，应更加宽松，更加体现公用事业性质，人员聘用合同可以更多和劳动合同接规。我甚至认为，国家不必把事业单位全部包养起来，应采取课题制，只管成果不管人，优胜劣汰，自然容易彻底根绝其官场习气，使事业单位真正有公共事业的性质，开放其全部资源，而不是国家从进门管到退休、终老。目前研究性质的事业单位，这种封闭式的格局和管理模式，只能培养学阀，败坏学风，浪费公帑。希望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能够从善如流，加大力度推动事业单位的改制，在这方面可以参照奥地利的模式。相当部分的基础研究也可以交民间办理，政府从中选优资助，自由竞争方能根本改变目前这种烂污局面。
第四点是研究人员的学术自由权之保障。张耀杰先生赴美进行农业考察，我倾向于认为这也是一种学术权利，应得到根本保障。无学术自由则无可能产生学者，也无可能造就学术繁荣。一般可能认为，农业与耀杰先生的本业无关。但是我认为对于一名学者的培养训练应该是多方面的，专与博要相互结合。尤其是博，是现在中国学者所普遍缺乏的，现在的博士实际是窄士。
第五点，美国大使馆应出面协调，好事办好。耀杰先生针对自己的此次维权，在自我设计道路时，其中有一条是希望得到美国大使馆的善意回应，我认为这个救济渠道可行。美国国务院的“国际访问者计划”显然是在推动中外交流，这个计划已经久经考验。此次显然也不能例外，就是要有助于张耀杰副研究员开阔视野，提升其研究能力，包括提升其各种学习和生活本领，改善其生活和工作条件。现在却适得其反，这不能不促使使馆方面把好事办好，而不能坐视不管，这也是美国国务院不断完善“国际访问者计划”的题中应有之意。
我就简单说这些，谢谢大家。
以下为现场回应：
张耀杰：这个事情我相信本国政府和本国法律，所以我就没找美国大使馆。这就是大使寄的信，大使馆有人推荐我就可以去了，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王建勋老师插话说：大使馆的这个建议不要采用，杜先生你的好心是好心，但是这条路要走的话，恐怕就把事情给弄坏了。第二个问题，刚才丁先生提出来，在法律上应该出具邀请函，这个也不要出。因为，他首先不是人民，明明是国务院，是政府邀请的。我建议不要把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函给呈上来，这样会复杂化。就是根据对我们程序上第二部分的这块，因为，他们重要根据就是人事部的根据，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把那个东西搞透，这样可能更好一点。其他的对于张耀杰这个案子还远了一些，就把所谓的依据拿掉，或者找出它的漏洞来就行了。
丁锡奎律师：补充一下王先生的意思。我刚才强调出国的正当性，人民交往的正当性。出国本身这个权利，我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是正当的，是人民交往嘛，国际交往包括国家与国家交往和人民与国外的较，这是正常的一项公民权利。正当的权利需要证明，我提出来这是正当的邀请嘛。
于建嵘教授：但是我认为不要把这个问题政治化，这是一个很小的法律问题，假如有利于这个问题解决的话，我认为还是抓两点，第一点过错责任。当然人事部这个规定，是不是一个合法或者不合法的规定也需要研究，我们可以定下来的一条就是你没有修改合同，你的合同是2001年签的，2002年有新规定没有修改这个合同，我认为这个情况要摆清楚，你应该修改合同，而没有修改。第二个，我们要区分情况的变化，因为这两年，包括因私护照的审批全部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对出国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这都是我们应该讲明的，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出国。千万不要搞成国际的，没有必要，我们以事论事。至于什么叫人民，我们也讲不清楚。
丁锡奎：我理解王老师的担心，就是担心政治化，我理解。
于建嵘：王老师有智慧啊！
王建勋老师：对于案件的处理要避开政治化和国际化，尤其是美国大使馆避免这一点可能更好一点。我倒是感觉通过这个案子的处理，不管最终二审是什么结果，能够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就可以了，我们不指望现在的司法公正能够完全做到青天白日，这是不可能的，为了减少阻力，从策略上考虑提供给两位主办律师小小的建议。
（此文为杜光勇先生在2008年5月7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推进人事管理法治化研讨会”上的发言，由张耀杰根据现场速记和录音整理。杜兆勇是京鼎律师事务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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