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
图：大陆流亡作家 马建
专访一
我们使用的是一种没有历史的语言，要写好它、玩好它都不容易。所以我们现代作家的重点是讲中国的故事。从美文的角度讲，当代作家还写不过30年代的作家。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现代汉语走出政治阴影，这十分不易，政治术语伤害了过去几十年里的汉语写作……
──马健
我们使用的汉语没有历史
多维社记者万毅忠报导
4月末，首次参加纽约国际文学节的旅英汉语作家马建，被安排了四场讲座，分别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英语国际化」、「文学无疆界」，在曼哈顿下城新学校（New School）的「文学的幽默」和在纽约公立图书馆的「旅游及旅游写作」。
马建的讲座也是第三届纽约国际文学节仅有的汉语讲座，现场翻译将他的发言译成英文，传达给听众。然而，不为人所知的是，对于三十多年来藉以表达思想和进行艺术实践的汉语，马建有与众不同的认识。在首场讲座开始之前，马建接受了多维社记者独家专访。
让汉语回归随意之中
自1897年林纾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就极大地影响了现代中国人。我们的现代汉语，我们写作用的白话文，都与翻译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是翻 译创造了现代汉语因为现代汉语中，没有多少来自古汉语，所以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没有历史，而有很多外来词汇和政治词汇。共产党的功劳是为汉语引进了汉 语拼音，毛泽东曾说要汉语继续拼音化，好在他死了，否则我们现在就在用拼音书写了。鲁迅也曾说要消灭汉语，因为要消灭孔子文化必须从消灭汉语开始。
我们使用的是一种没有历史的语言，要写好它、玩好它都不容易。当我们的作品被翻译成外语时，就可能只变成了一个故事，语言本身并不重要，外人根本读不出 味道。因为它不是古汉语，而是新汉语。所以我们现代作家的重点是讲中国的故事。从美文的角度讲，当代作家还写不过30年代的作家。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 现代汉语走出政治阴影，这十分不易，政治术语伤害了过去几十年里的汉语写作。
我喜欢的 状态是，汉语保持自己的风格。或许我们现在还找不出它的风格，它正在变化，以后会越来越具有自己的特点。例如我在写作时发现汉语没有时空，例如我们可以少 用「的；地；得」，比如说「我胳膊」而不说「我的胳膊」。我们可以消灭外文给予的概念，让汉语回到一个更随意和更具思维的状态。我对此有信心，这些特点不 会被英语全球化破坏。
海外写作汉语更简练
我在英国的角色很奇怪。来纽约的前一天，伦敦一家画廊开张，章子怡主持，请了英国很多名人，我作为中国作家被邀请。结果非常滑稽，因为我发现在另一种语 言环境中，自己是零，自己根本不存在。我不知道英国人在干什么，作家在写什么，但我和他们都住在伦敦，自己就像是住在一条不知航向的船上。这种感觉我在国 内时从未有过，那时自己就像是一棵植物一样从土里长出，现在则是飘动。
在海外写作，汉语变得更简练了，因为自己必须非常节约地使用 汉语，更加注意行段，注重阅读的力感和视觉感受。最近我完成了一部关于八九「六四」的小说，讲一位青年被枪击中，成了植物人。十多年后醒来，发现自己周围 的人都是植物人，而自己才是活人。人们被商业化、物质化和政治恐惧弄得越来越傻，但却并不知觉，还以为自己有灵魂有思想。醒来后，年轻人恐惧了，因为他面 对一种真正的植物人。
在互联网时代，离乡背井不会使母语变得生疏，也不会使中国的生活 变得生疏。我的每一个灵感、每一个故事，都能在网上找到答案。中国人荒诞的故事，几辈子都写不完。但我还是每年回去一次，为的是使语言保持鲜活，一个作家 不能对自己描绘的地方存在思维空白，我不希望思维和社会的联被割断了。
在伦敦，有杨炼等汉语作家，大家聚在一起用汉语聊天之外，并没有其他活动。我认为创作是个人的事情，把语言写漂亮是自己的行为，而非集体行为。
中国的出版制度正漏洞百出
在海外有两种汉语写作，一种是流亡文学，一种是移民文学，它们都有市场。前者非常可悲地被拒于中国之外，后者有些在国内销得比海外还要旺，于是有西方人 将移民文学视作中国文学，但是从移民文学中读不出文学的重量和道义感，其实移民文学既无哲学又无思想，只是流行小说，和严肃文学没有关系。
国际文学界注重作家的职业道德和对社会的批判精神，作家要替读者表达身居其中的社会变化和思想，这些在中国作家中鲜有体现，中国作家中很难找到敢于说话和有意思的作家，所以国际文学界往往从中国的反叛作家中寻找目标。
在海外，没有纯粹的流亡文学读者群，因为流亡的最大特点就是失落、被抛弃、就是失去读者。因为它的真正读者在国内，海外移民对流亡文学不感兴趣，他们有的远离母语文化，有的躲入历史之中，身着唐装，品味着茶叶。
我的作品有时用笔名可以在国内出版，﹐中国的出版领域放宽了，性的尺度放宽了，描述风格也多样了，但意识形态的控制没有松动，只要让共产党不高兴的文字，就会遭遇查封。但中国的出版制度和框架正在漏洞百出，这给人们很多机会。
附：马建简介
中国先锋作家。1953年出生。1984辞去全国总工会记者职务化缘流浪。靠给人画画、理发和倒买纱巾、洁牙灵等走遍中国。
1986年移居香港，并创办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7年前往德国鲁尔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1999年起任英国签约作家，专事小说创作。现定居伦敦。
着有长篇小说《思惑》、《拉面者》、《九条叉路》、《红尘》。中短篇小说集《你拉狗屎》、《怨碑》，文集《人生伴侣》、《发生关系》等。其小说尖锐幽 默。已翻译出版的著作语种有：德、英、意大利、法、荷兰、挪威、卡特兰等。其中《红尘》英译本，获英国2002年托马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
──采访于2007年6月12日（京港台时间）多维新闻网
专访二
「优秀作品都是带有原创性的，主要动机都是提出理想社会见解，质疑人之被别人宰制，更是挑战任何形式的迫害和不公正的……大陆作家的作品里都没有作者的灵魂，这倒正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特征，这只给人类带来害处；制度的荒谬使活在其中的作家更荒谬。」
──（《中国文学的缺失》，马建着，《当代》杂志，2000年12月号）
「为了告别
我在你怀中走的太久」
──摘自〈白果〉（《你拉狗屎》，马建着，远流出版）
博客来袁孝康／专访
满面于腮，身穿略为泛白的深色长袖T恤、牛仔裤，中国大陆旅英作家马建，此刻正客座台北。
第二次拜访台北的马建，对台北市并不陌生，对于这个不乏文化底蕴，但是还在发展、尚未定型的城市，马建的言谈间，充满了期许。
承载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重量、对抗十几亿不开化的封闭中国人口，展现在当代中国大陆艺文创作中，是沉重的，对寄望「文以载道」的小说家马建而言，更是沉重。
「极权社会的特点，就是消灭有思想的人。他们会消灭所有敏感的、菁英的思想者。」马建说。
1984到1986年间，马建辞去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的记者工作，在中国境内流浪了三年。
「我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大陆，」他说，1999年，他将此经历写成游记《道可道》（Red Dust）。女友天衣将其译成英文，英国Chatto出版社预计于明年4月出版。「这不是高行健《灵山》的模仿，我们写的是不同的事，」他强调。
马建表示，诺贝尔曾在他的遗嘱中明确表明，他的钱是发给：「在一个理想方向上的最杰出的作品。」，他自己则引申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倾向。「是对宗教、皇权、婚姻和社会秩序，采取一种挑战的态度。是无政府主义式的。它希望通过批判，使人类的思想更开放和自由，」。
社会关怀底蕴、坚持个人风格的反抗作家
对中国大陆社会满溢关怀之情，却为对抗专制政权、离开了中国大陆的马建，让人联想到卡缪口中的反抗者。
曾写下《异乡人》、《瘟疫》的文学家卡缪，曾经这么说：
「什么是反抗者？
反抗者是个说『不』的人。
但是他的拒绝并不意味着放弃，
他也是个一想到自己时，立刻说『是』的人……
一个终身都在接受命令的奴隶，忽然意识到他不能再接受新的命令时，对他来说，说『不』，意谓着什么？」。
马建，谈着去国怀乡的忧愁，谈社会关怀，对抗专制社会，对抗极权，反省资本主义的商业运作，不时透露着他「大时代」「大论述」的格局与现代主义的理性观点和问题意识。对于本地的年轻女性作家，以情感碎屑和身旁细锁事物为主题的创作，他也坦承「有阅读的障碍，」。
这位身影错落在前现代社会的中国大陆，和后现代社会的西方世界的文学家，在批判中，不时吐露着纠结的情感和理智，和深深的社会关怀的意蕴。
正撰写新作《植物人》的马建，在尝试「书写」一种「听的语言」。有人对于马建时空交错、蒙太奇式的小说，和类似古文、需要「断句」的语法，表达不同的意见。他则表示，这就是他的风格。
马建，外界评价为下一个高行健的小说家（以下简称：马），12日接受博客来（以下简称：博）的专访，内容如下：
博客来：你在95年时曾经来过台北，和这次比较起来，有什么差别？
马建：95年来的时候，台北还在建设。在街上，到处可以看到穿着厚底鞋的年轻人，当时台北给我的感觉像是暴发户，不伦不类的。
这次再来台北，感觉到市容、建设都起了很大的变化，成了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稳定的城市。就像前几天，傍晚的时候，我看到大家很有秩序地拿着垃圾袋，等着垃圾车丢垃圾，你们是叫「垃圾不落地」。我看到政策的力量，让民众改变习惯、守秩序，这是很不容易的。
在欧洲，就连你在街上看的、头顶剃得光光，只留一撮头发、很奇怪的庞克族，他们要丢个可乐瓶，都会走很远，去丢在垃圾桶里。对他们来讲，这是内化的习惯，他们有一套成熟的行为规则。
在中国大陆，你不管看到年轻人、老人都是随地一口痰，没进步。从这点来看，台湾的年轻人是比台湾的老年人要文明得多。但是和西方国家比起来，台北是还在发展、还没定型的城市。
此外，这次来，我发现年轻人谈的都是网络。只有四、五十岁的人，像是报社编辑、作家，才谈社会，谈关怀。
对经过计算机网络的沟通方式，给我的感觉是──人变得太像了。加拿大人、英国人……和本地人，都用类似的模式在沟通。
我没上过一次网。因我担心创作的原创性被破坏了，我觉得信息时代太消灭个人，对我来说，网络上的讯息太多太杂，需要的讯息，透过传媒知道就够了。
我感觉，网络，和它背后运转的商业机制，像个黑洞，会吸干人的精力。
中国大陆是另一个状况。
这几天，我看到本地的报导说，「中国的网络警察就有30万人」，这些人24小时就盯着屏幕看，看到有问题的网站就查封，这是说，大陆的人们生活在缺乏讯 息的社会。像这次高行健得奖的消息，在大陆是被封锁的。一般人完全与时代脱节了，他们生活在另一个「节奏」，另一个「时间」里。
这种封闭的社会是很可怕的，生活在里面的人，久了就像「植物人」，没有思考的能力。现在搞经济的大陆，以后会像新加坡，生活在新加坡这样国家的「植物人」有几个特征：
一是他们的经济生活、物质生活非常好，另一个就是这些人没有思想、没有个人色彩。中国社会正在往这儿走，中国文学非常丰富，但现在却是一片空白──思想的空白。
在专制下的大陆作家，成了不能说出观点的哑巴
博：经济上的进步，不会带来政治上的变化吗？
马：一个极权的社会富有了以后，还是有可能转变成一个「人文的社会」，但是需要两三代人死掉了以后才有可能。在共产党主政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苏联不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此外，我不喜欢台湾文化界还在出版苏童莫言……的书，这些人、这些作品都是已经通过中国政府检验的出版品，我认为是没有思考、没有社会关怀，很虚伪的东西。
高行健得了诺贝尔奖，是中国文学的开始，而且以后的大陆文学，不能再叫中国文学。
用中文写作早就已经国际化了，而大陆在极权统治下，共产党认同的文学只是中国文学的边缘。
高行健的得奖也给中文作家一次反省职业道德的机会。没出国前的高行健作品，不断被禁，这证实他是一位不与狼共舞的作家──只有在有机会展示作家的人格时，你才可以看出文学的真实风格。
作家如果不对生活中周围的人报以同情和怜悯，他是写不出感人的作品。在极权下写作，除非是个反叛者，出路是逃出去写，保持良知，不然只能是麻木的犬儒。
被改造了的作家已经不再对社会提出问题，他们已经从制度的受害者变成制度的受益者。所以我说，可以肯定，在这样社会能公开发表和获奖的作品，是不会有思想，也没什么不同观点。在这种大环境中从事创作的作家群体，在有限的自由里，只能玩形式和玩语言或写写过去来存活着。
中国大陆的老作家在80年代还表达了时代的愿望，聚合了人们的情感，把社会推向了思想解放的前沿，今天他们大都成了审美霸权的核心，强调民族情感、国家认同，来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化。
人们期待作家能诉诸个人的真实感受，对当代的事物有参与，起码有情感上的关切，这种关切和道德责任是分不开的。
为了能在专制下过日子，大陆作家都成了不能说出观点的哑巴。
我们从老作家巴金那里，只能读到些麻木良知，这些只是正常社会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常识。从王蒙那里读到了犬儒式的小人物，学着人该怎么忍气吞声地过日子。
从余华的小说里读到人的可怜处境，读不到作家的个人心情和勇气，倒像个冷面杀手。
从苏童那里只能读到些湿乎乎的脏故事，也不知道他活在哪个时代、想和谁共鸣。
从女作家群体里读到些白日梦式的写作，她们自恋自己的三围或者头发、习性、质量和自造的女人风采，试图代替现实的欲望。
大陆的小说里读不到作家的灵魂。这样的作家和文学是有缺陷的，而且是根本的缺陷。
那是心灵跟着腐烂的社会一起腐烂了。
台湾没有「大思想」，大陆人拿不出个人看法
博：你对于台湾的作家和作品，有什么看法？
马：我喜欢黄春明，他写的台湾小说很细腻，在语言上非常成功，用字很准，又不霸道。像张大春，还有一些中生代的作家也不错，他们掌握了传统语言的能力，但是缺乏大慈大悲的能力。
对于再年轻的台湾女性作家，我有「阅读的障碍」。她们对于细致事物的敏感波动和情绪，无法对我构成感动。
我认为作家应该对时代、社会表现更多的关怀。像郑茜匀就不错（新着有《探险的女人》），表面上她看起来很夸张，有些肤浅，但是她有思想、有文化的认识在里面。这是台湾的社会给她的，虽然带有女人的夸张、情感的夸张，但还有文化的底蕴。
博：很多像你一样在求学时期遇上「文化大革命」的人，在这一段的求学历程中是一片空白，可说是「结构性的文盲」。你认为这些已到中壮年的社会中坚，对整个中国社会现况的影响在哪？
马：在海外的这几年，我看了许多国家的人，其实对于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台湾人……，我们是不自觉地可以辨认出来，因我们都带着「社会的符号」。
你可以看看，这一辈的大陆人其实拿不出一点儿个人的看法。
95年我来台湾的时候，正好碰上导弹危机，我听到在厦门的许多大陆人竟然要自愿加入军队，说要统一台湾，但是我说，大陆人你在台湾缴过一分钱、一点税没有？你如何有权利谈台湾？
经过文革，四、五十岁的人，是反对意识较强的一代人。这些人后来一部分经商了，一部分过普通生活，一部分靠精神生活的人，逃出来了。极权社会的特点，就是消灭有思想的人，他们消灭敏感的、菁英的思想者。
高行健提过「一片空白」，是说大陆文学的空白。我想他没提到的是，共产党说：「我们消灭了一个阶级」，它的专制消灭了能思考、有反省能力的人。
在大陆四、五十岁的这一代人是没有文化、有断层的。他们忘了在20年前他们杀了人，住进人家的大房，现在当成是故居，他们开始说四书五经、谈儒家、谈礼仪，装着是有文化的上流社会人。
不过20年前的事，他们忘了，这是虚伪。
台湾也有断层。国民党从大陆逃到台湾，是带了传统文化的东西，你看台北市不是有南京路、重庆路……这些大陆地名的街道，但是，国民党一边跑一边丢，让台湾缺少更深层的文化底蕴，也使得台湾的文化变得太小，拿不出「大思想」。
流亡作家的困境，高行健的坚持和例外
博：你怎么看现在海外的流亡作家？
马：中国文学的另一类是流亡文学，这个概念是暂时的，当大陆独裁政权瓦解，流亡也就消失了。
这些作家没有了在大陆时的政治压力，取而代之的是个人的实现。但是靠着反叛、没有独立思想的写作，很难进入更高的文学境界，离开母语环境也使得语言和智能变得贫乏。像是刘宾雁，他原来在《人民日报》，因为正义感离开了《人民日报》，但是，离开了中国的他，就难活了。
完整的个人现代意识，在极权下长大的作家身上几乎是不可能有的，他们大都做为极权迫害的活样品存在着，像插在水里的树枝，一时也死不掉，也生不了根，只有西方社会的文学基金支持的少数作家，像郑义、苏晓康、多多、北岛等，稍微活跃些，但是大作很少。
逃亡出来的作家大都是些风吹散了的沙子。原创性的作品，就算有也是大海捞针。时代和内心时间的错位，就不仅要调外在的手表，还要调内在的时间。必须重组记忆、重新做人，才能认出表达自我的中文语言。这要有一种对语言的信仰。
北岛虽然名气很大，但做为一个诗人，他还不够，最多是个英雄人物。他的诗本身没有诗意，没有原创性，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一个思想体系往里走。
高行健在海外真是个例外。他既没语言障碍也没生活压力，他熟悉法语，让他更深入地把握汉语，他的水墨画每年开展，收入足够他写作而不考虑稿费。他两部长篇确实自然地展开了自己对生活的真实印象和生命的真实感受。
但是，做一个流亡作家，你必须忍受文化断裂的孤独，必须重新检视自己以前对语言的滥用。作家面对的不仅是个人的勇气，更需要一种坚持。高行健的忍耐最终让人们信服了，中国文学能达到一种诗意。他用真实的写作展示汉语的能量，把汉语的长处发挥得很充分。
博：此行对你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马：我想这次来台北，对我具有特别的意义，我有种回家的感觉。
我觉得回到了一个到处都可以触摸、都可以观看的地方，虽然，这儿文字有从右边读、也有从左边读，不一定的。但是，我非常企盼也认为，这是中国未来的一个方向，而不是像新加坡一样的残废。
──专访于2000年12月14日 博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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