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尴尬，因为张耀杰一开始跟我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描述的情景我大概都能想象到。但是，又感觉到这个事情在中国毫无新闻价值。这也是我觉得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最主要的苦恼。我会觉得在国家影响最多人命运的事情恰恰在中国是没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像张耀杰先生这次的情况，大家的讨论给我的启发都很大。我想可以分成两方面的问题来说，一方面是张耀杰先生自己怎么样来面对公平？怎么样为未来生活的安排？一个是能不能借助这个事情推动人事制度的制度改革？ 就张耀杰先生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张耀杰先生一直扮演是为别人说公道话的角色，哪里有弱势群体遭受不公他就挺身而出，恰恰在他自己遭受不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尴尬，他的弱势甚至比一个农民工被解雇更加的弱势。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张耀杰先生身上有一点可贵的东西，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和斯文。农民工维权可以怎么维权呢？我可以到你那儿告地状，可以拦你的车，甚至同乡出面把老板打一顿，这都是维权非常有效的方法，甚至在中国工会资源比较欠缺的情况下，有些地方的黑社会也在维权方面扮演相对积极的作用。但是张耀杰先生的弱势恰恰就是他的斯文和理性。他总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不能做那种有失于他身份的事情。这就使得他在维权的时候，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而且他很多的委屈其实又说不出来，这个有人觉得特别的难过。
前面范亚峰先生讲的话我非常同意，就是一个逻辑的自洽性，在最后撕破脸皮的时候，具体生活的状况跟领导讲已经没有用了，你说我家庭困难什么的都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我看这个案子，就不能从法律的专家角度来分析每一条那么细致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张耀杰先生这件事情本身上，单看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的错误。因为，这里面说你是用年假还有探亲假出国，那么探亲假在中国的语言里面是指探亲访友的假期，实际上你到美国也是看朋友，包括说年假理解就是一年中给你休息，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有的人打麻将是一种休息，有的人下去考察也是休息。那么，其实你的这件事情上，从头到尾上你对于你的单位没有任何的隐瞒。那就好象说，现在的时代说我跟领导请一个假，我要去交一个女朋友，我没有必要跟领导汇报我女朋友长什么样。这个官司发展到现在，其实我觉得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你说你跟单位领导汇报没汇报，深入是怎么回事。这个案情的实质是在我理解就是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单位，现在领导觉得你不爽，我不需要任何理由，我就是看你不爽了，就是现在不想要你了。甚至我对于研究院这样一个机构，我本身对它的存在都挺怀疑的。我过去就很好奇这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机构，说学术机构也不像学术机构，好像有点像统战机构，有这样一批人。当领导现在有这个判断，我觉得张耀杰没有统战价值了，领导不喜欢你，就可以开除你。
在这时候就回到前面说的那种状态，就是一个讲道理的知识分子，我现在碰到了一个最不讲道理的一个状况，而且我就没道理可讲了。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也希望大家想办法帮张耀杰切实解决生活问题。一方面我们媒体可以帮你成为一个畅销的作家。再一个从操作上来说，你所要的公道已经不是跟你的单位要公道了，我们要向社会舆论要了。这个时候张耀杰先生要和自己的性格进行抗衡，就是你在追求影响的过程中，你能不能做到撕破脸皮的程度？！比如说，你到你们研究院门口去告地状去，当然要迈出这一步也很难。假如不是这一步，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不讲理的领导，做出在舆论上对领导有所压力的动作。这时候语言已经无济于事了，应该有一个反攻的姿态更加有效。
至于人事制度的问题我觉得以后会有很多的讨论，也不要寄希望于一个案例能够有多大的改进。甚至我一直觉得像这样一个案子，就是历史历经发展到今天，在中国就好像农村的土地制度，一系列的问题一样，已经是混淆了一堆滥账以后，成为一个非常无解的乱码，我也不寄希望于人事制度能够在自己体制内能够解决，能够解决最后恐怕是依赖于市场自由竞争的力量，人员可以自己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今天可以回过头来，像我和赵国君可以骂自己的原来的领导一样。如果当年赵国君是那样的状态去求领导说，我现在是下岗职工了，家里没有办法了，肯定没有什么效果的。
赵国君：我特别提醒一下，刚才宇宽说的那几点，不能拍桌子，不能随便往他家里送花圈，不能邮信件，不能把孩子的情况掌握得很细，这些都不能做，记住了！
谭翊飞：我这里算是晚辈了，我记得我们在单位的时候，我们一般说是人力资源中心，我们的领导就会说人事处。其实这个小的细节显示了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赵老师一直提就是两种体制的转轨，从企业管理叫人力资源和人事处这两者的东西是一个时代的过渡。因为在我们脑子里面很少有人事处的概念，我们就觉得是人力资源中心。我刚才听到几位老师提到关于人事制度和合同关系制度的转变。我感觉可能某些方面有一些偏向，刚才有提到跟童工事件做对比，我觉得两个事件不能做对比。一方面作为事业单位遭受双重管制，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很多福利待遇。比如说如果一个企业可能没有住房补贴，去事业单位就有了。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单位，国家会拨给土地建楼房，企业就不会。事业单位并不是单纯的弱者，不是单纯是社会压榨的对象，相反恰恰界于官员和企业身份之间既获得利益同时又获得双重约束，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简简单单的只是受到利益被侵犯的对象。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是跟童工有本质区别的。为什么这个体制不能这么快瓦解呢？因为它确确实实一方面霸着市场的手来做事情，享受了双重的利益，获得了双重的福利，同时也在享受双重的东西，我觉得不能单纯把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看作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一个非常弱者的形象。我相信正因为有巨大的利益存在，才导致这个古怪的体制，在这个利益基础上才能够存活这么久，而且无法撼动它，更多的是利益的获得，这一点我不是针对张老师，是我个人的感觉和判断。
如果要真正规范事业单位，或者人事制度的改革，比如说报社是典型的事业单位，那么经营权有没有给它好处。我觉得最根本的改变在底下事业单位的法律属性上，它的财产权的东西，我大概做这样一点说法。
赵国君：我补充一点，事业单位还有一个不正确性在哪里，不仅使所有在事业单位中的人出现了这种所谓的纠纷，在寻求救济的时候出现非常尴尬和矛盾的地方，并且有一点，事业单位有天然不正确的形象叫吃公自肥现象。一方面吃着纳税人的钱，另方面那几个单位在大量的创收，变相在向居民征税。
杜兆勇：我也补充一下，刚才你对童工的可比性方面，我理解是这样的。因为童工也是一个法律的空白，虽然表面上是禁止的。但是，实际上是有这样的需求。张耀杰先生是人情和规则这两个双刃剑，两个不好的地方都被他占着了。
范亚峰：我再补充一下，我说的弱者不是身份弱者，是他在跟单位进行司法博弈的时候处于弱势地位。
（此文为郭宇宽在2008年5月7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推进人事管理法治化研讨会”上的发言，由张耀杰根据现场速记和录音整理。郭宇宽是资深媒体人、青年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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