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哭新亞」到「哭中大」
二〇〇五年那封〈哭中大〉，並不是中大歷史上第一封敢哭的信。早在三十四年前，一位新亞書院的學生，已經為自己的書院放聲痛哭過一次。
一九七一年九月，《新亞學生報》刊出一封公開信，題為〈給新亞書院校長及各位師長〉，署名「學生劉美美謹上」。信的第一句話，今天讀來依然灼人：學校令學生失望，甚至可以說是欺騙了我們；一年以來，師生默默容忍、一再妥協，如今目睹釣魚台事件之中長者如斯表現，再不能佯作不知，不得不站起來說話。[1]
那一年，正是保衛釣魚台運動席捲香港之時。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與七月七日，香港先後爆發保釣示威；七月七日維多利亞公園一役，市政局以集會妨礙市民娛樂、損及園中花草為由拒絕批准，當晚大批警察入場驅散，學生被捕被毆。劉美美 [2] 在信中質問的，正是她的書院在這場運動裏的沉默：學生被警方拘捕毆打之際，連校外的教會人士、天主教的徐誠斌主教都站出來說了公道話，唯獨身為學生母校的新亞書院默不作聲；學生申請借用誠明堂舉辦一場公開的保釣論壇，校方一口拒絕，反而是同樣以承傳中國文化為己任的聯合書院，願意把禮堂借出。一所把「發揚中國文化」寫進創校宗旨裏的書院，竟在學生為民族尊嚴走上街頭、被警棍打散的時候選擇明哲保身——這正是劉美美再也無法沉默的緣由。
值得細看的，是她「哭」的方式。她不是泛泛抱怨，而是一筆一筆，拿新亞自己的理想來量度新亞的現實。她搬出創校宗旨：新亞自創校以來，標榜的便是教育學生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甚至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世界人。她引述校歌裏那一句「手空空，無一物……千斤擔子兩肩挑」，提醒師長新亞人本應是有血性、敢承擔的知識份子。她逐一援引創校先生的訓誨：錢穆校長說過，諸位的前途、民族的命運，即諸位自己的命運；唐君毅教授寫過，道高於師，師之為師，正在於他與道相連，師友同到道的面前，便當仁不讓、同負一份責任；吳俊升先生在月會演講中說，要把天下、國家、社會放在第一位，讀書不單為自己，更為民族國家。[3] 她甚至上溯到宋末明初書院講學的精神——師長不只以學問，更以整個人格與一生志業，為學生作指導與模範。
然後，她把新亞的師長放到另一面鏡子前。她舉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為例：當年北大學生屢屢示威，校長蔡元培、蔣夢麟、胡適之未必贊成，甚至公開反對、力勸學生罷手，但他們始終向學生說明道理，與學生站在一起；昔日的校長，會親自拿出款項，把示威被捕的學生保釋出來。對照之下，新亞的師長卻在自己的學生被捕被毆時噤若寒蟬。劉美美於是寫下那句近乎泣血的詰問：各位師長如此明哲保身，試問可知道，這樣教導出來的學生，會是怎樣的學生？而信的結尾，她要的並不是拆毀新亞，恰恰相反，是新亞精神的復活——她引錢穆之言勉勵同學堅定信念、確立目標，求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否則縱然謀得一職、成家立室，與一個亡國奴又有甚麼分別。
這封信，就是一次完整意義上的「哭」。它因為深愛而痛，因為記得書院本來應該是甚麼樣子，才為它的失落而泣；它敢於具名上書校長與師長，敢於拿創校理想當面質問當權者，而它的目的不是宣洩，是要喚回那個它仍然相信的新亞。三十四年後那封〈哭中大〉，無論作者是否讀過劉美美的信，做的其實是同一件事：拿中大自己的理想，量度中大的現實，為它的沉淪放聲一哭，而骨子裏仍然不肯放棄。從「哭新亞」到「哭中大」，哭的對象由一所書院擴大到整所大學，哭的緣由由民族尊嚴轉到本土批判，但那份「因為太愛、太記得，所以不得不哭」的執着，是一脈相承的。
把這兩封相隔三十四年的信並排來讀，真正的問題便浮現出來。一九七一年，有人哭新亞；二〇〇五年，有人哭中大；那麼二〇二六年的今天呢？為甚麼在這所大學遭受了遠比當年深重的摧折之後，反而再沒有人哭？這篇文章想追問的，正是這一片沉默。
二、一封敢哭的信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看清楚二〇〇五年那封〈哭中大〉究竟說了甚麼，又是怎麼說的。
二〇〇五年一月，中文大學校方在沒有經過任何師生諮詢的情況下，要求所有準備收取外地學生的學系，必修課必須開設英文班。消息經《中大學生報》曝光，整個校園在短時間內被震動。中大學生會隨即發表一封長達數千字的公開信，題為〈哭中大：致中大師生的公開信〉，邀請各方聯署，不足一個月便有逾千名師生校友具名，學生會更在文化廣場掛起「哭中大」的橫額。[4]
今天重讀這封信，真正耐人尋味的，與其說是它的結論，不如說是它說話的方式。
信的開首，學生會用三個詞概括他們的情緒：震驚、傷心、憤怒。他們震驚，是因為一個深遠影響中大未來與每位同學學習的重大決策，竟然可以在完全不諮詢同學的情況下強制推行；主其事的楊綱凱副校長更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聲稱諮詢工作應由學系自行去做。他們傷心，是因為一向以批判精神自豪的中大師長，在這件事上竟然連一點異議的聲音都沒有，輕易地便放棄了中大最值得珍惜的傳統。他們憤怒，則因為校方可以用種種堂皇美麗的理由，把一個完全違反大學教育理念的政策，硬生生強加在師生身上。
值得停下來細想的，是這封信敢於指名道姓。它點名批評楊綱凱副校長把諮詢責任推卸給學系，直指這是新任校長劉遵義上台後匆匆推出的「傑作」，由高層用種種方式自上而下強加在各學系身上。在二〇〇五年的中大，學生可以在一封公開信裏直接質問副校長、點名校長，而這封信不但沒有為作者帶來任何處分，反而引發了一場持續數月的公開論戰。單是這個事實，已經說明了當時的中大是一所怎樣的大學。
信的論述也遠不止於教學語言。它指出所謂「國際化」的真正目的是賺錢，是政府大幅削減大專經費之下大學開源的方式，而所謂非本地生其實絕大部分來自內地，這是一場赤裸裸的搶錢遊戲。它申明用母語學習才是吸收知識最有效的方法，反問為甚麼一定要絕大多數土生土長的同學，去遷就極少數說英語的同學。它更把英文放回香港的後殖民脈絡來看，指出在長長的殖民地歷史中，英文背後所代表的階級權力與社會地位，早已深深刻在每個香港人的深層意識之中。[5]
最後，它把教學語言的轉變提升到一所大學的使命層次。信中說，中大作為香港其中一所最具人文與社會關懷的大學，理應在這個歷史關頭，把培養「對本土社會和文化有認識有承擔有批判性的公民」視為時代賦予自己的使命。信的結尾兩句，是整封信感情最濃的地方：作為中大人，他們不得不為中大放聲一哭，儘管絕不輕言放棄；他們若繼續沉默，代價便可能是中大更深的沉淪。
要理解這封信為甚麼能夠寫成，以及為甚麼二十年後再沒有人能寫出這樣一封信，必須先回到中大的「中文」理想本身。
三、一個批判傳統：中文之為大學理想
李敏剛在二〇一五年中大五十周年之際撰寫的長文〈中文之為大學理想〉，把這封信放回了半個世紀的歷史縱深。他指出，中大的創立本身就是一場反殖抗爭的勝利。[6]
一九五七年底，香港大學教育系主任皮理思在報章撰文，斷言中文根本不適合大學教育，認為中文中學的畢業生連高等教育的程度都未達到，中文學院最多只能充當入讀港大的預備班。中文專上學校協會立即在報端撰文反擊，質疑皮理思漠視中國半個世紀以來人才輩出的事實，並以一九五七年兩位華人科學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而他們的學術養成多以中文為主一事相詰。協會的文章更把論調提升到民族文化的層次，指港大不過是一所為殖民地政府訓練公務員的大學，唯有一所由華人自辦、以中文授課的大學，才能滿足香港乃至整個東南亞華人的文化追求。[7]
這篇抗議在社會引起的迴響遠超港英政府預期。教育司高詩雅不得不公開承認，建立一所頒發學位的院校，可能是惟一可行的解決方案。換言之，中文大學並不是從行政規劃裏長出來的，它是民間知識人爭取文化尊嚴的成果。李敏剛因此說，成立中文大學其實是民間反殖抗爭的一次勝利，也是戰後香港首次成功的民間抗爭。[8]
這條批判的線索並未隨建校而中止。一九六七年起的第一次中文運動，由中大學生領頭，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到一九七四年終於成功。一九七八年的第二次中文運動，同樣以中大師生為旗手，焦點由爭取中文的社會地位，轉向倡議在中小學推行母語教學，這是香港首次有聲音為母語教學辯護。李敏剛精準地指出，貫穿這五十年不同論述的，是一個共通的批判精神：立足於本土民間，關心社會弱勢，向當權者和霸權提出挑戰，並指向更公義的社會改革。「中文」之於中大，從來不只是一種授課語言，而是一個讓中大人對香港的霸權與壓迫保持敏感的參照點。
劉美美一九七一年的〈哭新亞〉，正是這條批判線索在書院層面的一道側影。它的底色仍是反殖與民族——為釣魚台、為民族尊嚴而發；它質問的方式，卻和日後的〈哭中大〉如出一轍：拿創校理想，當面丈量當權者的作為。從這個角度看，「哭」本身就是這個批判傳統的一種表達形式——學生之所以敢哭、能哭，正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有權拿學校的理想，去要求學校兌現。
到了二〇〇五年的「哭中大」，這條線索被賦予新的時代內容。前兩次中文運動和創校之爭最重的反殖、民族主義底色已經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對英語霸權、對大學教育市場化、本土文化身分被掏空的警覺與批判。「哭中大」之所以能夠成立，不僅因為它接續了這個傳統，更因為當時的中大仍然具備三個讓「哭」成為可能的條件：一個有動員能力的學生會，一群願意公開署名發言的教師和校友，以及一個容許批判存在的制度空間。關子尹撰文論述母語教學的文化意義，梁文道以意大利、日本、法國的高等教育為例批評校方盲目崇英，哲學系全體教師發表聲明堅持以中文授課。整場論戰激發了華人社會近年最深刻的一次教學語言辯論。[9]
四、哭，是一種需要條件的行為
「哭中大」不是一個人的情緒，而是一場有組織的公共行動。一封公開信能夠寫成、聯署、掛上文化廣場、引起持續數月的論戰，背後需要一整套條件：要有一個能夠動員的學生會去起草和徵集聯署，一份學生報去報導和擴散爭議，有願意公開署名的教師和校友去接住這個聲音，更要有一個容許這種聲音存在而不予追究的制度空間。哭，從來不是想哭就能哭的，它是一種需要條件的行為。
二〇〇五年，這些條件一應俱全；二十年之後，它們被逐一拆除。學生會在二〇二一年被迫解散之後一直懸空，校園電台遷出會室，學生報報架被移走，到二〇二六年初，九所書院的學生會只剩兩所仍在運作。民主牆早已圍封，民主女神像在某個平安夜的凌晨被悄悄拆走。願意公開署名的教師大多已經離開，留下來的，連在課堂上提到某些名字都要再三斟酌。至於制度空間，《國安法》與二十三條把「合規」變成了校方回絕一切追問的擋箭牌；一個政治系學生只因為在一場奪去一百六十八條人命的大火之後發起聯署、要求問責，便被國安拘捕、被學校開除。這一連串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現任校長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已在另一篇文章裏詳細交代，於此不贅。[10]
需要在這裏指出的，是這一連串拆除的共同效果。它瞄準的不是某一次哭聲那麼簡單；被一併移走的，是哭這個行為所賴以成立的整套憑藉。一封〈哭中大〉式的公開信，從來不是一個人關起門就能寫成的：文字要由學生會起草，逾千人的聯署要靠它一個一個徵集，爭議要藉學生報的報導才擴散得到校園以外，寫成之後還得有願意公開署名的師長和校友在另一端接住，而這一切又必須以一個容許異議、不會反過來追究的制度空間作為底氣。如今這幾環逐一斷裂，即便今天仍有人想提筆，他也會發現身後再沒有組織替他動員，沒有報刊替他把聲音傳出去，遠處也沒有人會應和，而單是落筆本身，就先得思量後果。二〇〇五年的人還哭得出來，靠的是一份「我並非孤身一人」的肯定；今天的人之所以噤聲，是因為一抬起頭，觸目盡是四面的牆，和身邊的空無一人。
問題於是從「為甚麼大家不哭」變成了「大家還能不能哭」。答案是不能。不是不想，是不能。
五、從「回應」到「不予置評」
關於現任校長其人，以及他與歷任校長之間的差異，我已另文詳論，此處不贅。我想在這裏換一個角度：暫且擱下校長是誰，轉而看大學作為一個機構，如何對待向它提出的批評。因為「哭中大」能否成立，不只取決於有沒有人去哭，還取決於有沒有人會聽，以及那個被哭的對象會不會回應。
二〇〇五年最值得記住的一點，是校方被迫回應。公開信發表之後，校方立即發表聲明澄清，指自己無意取消中文教學，雙方更兩度來回發表聲明互相駁斥。迫於壓力，校方在二月底宣布成立「雙語政策委員會」檢討教學語言問題；委員會的諮詢稿出爐後，又引來另一波論戰，哲學系全體教師、雙語政策委員會委員、學生會的捍衛中大理想小組各自發表文章交鋒。後來更有學生提出司法覆核，質疑報告書違反《中文大學條例》弁言中「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的要求，官司一直打到二〇〇九年。[11]
這整個過程當然不能說是學生的勝利，他們最終也沒能推翻政策。但它揭示了一件今天看來幾乎不可思議的事：在二〇〇五年，批評是有着力點的。面對一封學生公開信和逾千人的聯署，校方沒辦法當作看不見，只能被輿論推着一路回應下去，先是發聲明澄清，繼而設委員會檢討，到頭來還得上法庭應訴。換句話說，那時的中大還是一所必須向自己的師生社群交代的大學。哭之所以有意義，正因為被哭的對象還會回頭看你一眼。
今天的中大已無須回答。面對學生被開除、學生組織被消滅、教職員自我審查成為常態這些事，校長辦公室的標準回應只有一句：不評論個別個案。這六個字的可怕之處，不在於它說了甚麼，而在於它宣告了一件事：你說甚麼都無關宏旨，因為這所大學已經不認為自己有義務回答你。二〇〇五年的校方因為害怕輿論而回應，今天的校方因為再不畏懼任何輿論而沉默。前者的回應再不情願，總還預設了一個它必須面對的公共社群；後者的沉默再客氣，也等於宣告那個社群已不存在。
二〇二六年的一樁聯署，把這種「客氣的沉默」演示得淋漓盡致。政治系學生關靖豐被開除學籍之後，有中大人發起聯署，要求校方撤回這項處分。短短八日之內，便有一千三百一十五名中大人具名響應，當中包括四百二十三名在學學生、八百四十三名校友，以及四十九名前任或現任教職員；聯署信連同公開名單，正式遞交到校方手上。校方的回覆，是一句不痛不癢的客套：感謝你分享意見，確認收到，並表示感謝。[12] 二十年前，逾千人的聯署足以把校方推上輿論的風口、再推上法庭的應訊席；二十年後，同樣逾千人的聯署，換來的只是一紙「確認收到」的回條。這正是「不予置評」最精緻的形態——它不必動氣，不必辯駁，甚至不必說一個「不」字，只消客客氣氣地確認收到，便足以把一千三百多個簽名輕輕擱到一旁。
更值得記下的，是這一次連「聯署」本身都舉步維艱。發起人事後透露，由啟動到遞交之間，承載聯署表格的帳戶在一週之內兩度被無預警停用，理由是含糊的「違反服務條款」，卻始終沒有任何具體說明，也沒有申訴的途徑，要等到正式提出上訴，才重新取回存取權。表格停用出自網絡平台之手，未必與校方直接相關；但它與那紙「確認收到」的回條疊在一起，恰好勾勒出今天一個中大人想要發聲的全部處境：上游，連動員與徵集簽名的工具，都隨時可能在毫無解釋之下被掐斷；下游，就算千辛萬苦把名單遞到校方面前，也只會撞上一堵用禮貌砌成的牆。從動筆到遞交，每一環都在收窄；而走完全程之後，你會發現那個你想哭訴的對象，根本不打算回頭看你一眼。
於是「哭中大」失去了它最後的對象。你可以對一個會回應你的機構哭訴，因為哭訴本身假定了一種關係，一種它欠你一個交代的關係。但你無法對一個用「不予置評」把自己徹底封閉起來的機構哭訴。當大學不再回答，哭就從一種抗爭，退化成一種獨白；而獨白，是不會有人聯署的。
六、「中文」理想的全面潰敗
用李敏剛所揭示的那個批判精神來衡量今天的中大，潰敗是全面的。「中文」理想最初是民族尊嚴與反殖意識的載體，到了「哭中大」時代，被重新定義為對英語霸權的抵抗、教育市場化的批判、本土文化身分的捍衛。在每一個階段，「中文」都是讓中大人對霸權與壓迫保持敏感的參照點。
今天，這個參照點已經失效。失效的緣由，並非教學語言之爭塵埃落定；恰恰相反，是比教學語言更根本的東西先一步被摧毀。二〇〇五年「哭中大」時，爭論的焦點是校方為了排名與「國際化」而犧牲中文教學的理想；二〇二六年的問題已經不在這個層次：大學連讓學生自由結社、自由辦報、自由追問公共事務的空間都不再提供，教學語言之爭相形之下已成奢侈。一所連學生會都沒有了的大學，還談甚麼「中文理想」？
七、遺忘：不哭的最深一層
到這裏，不哭的原因已經有了兩層。最表層的一層是條件被拆除，沒有了哭所依賴的學生會、學生報、署名的師長和容許異議的空間。第二層是恐懼，在《國安法》之後的香港，發聲的代價高到足以改變一個人的人生路向，於是人們學會了自我審查，學會了把真話藏起來。那套關於恐懼如何運作、沉默如何成為共謀的分析，我在別處已經談過，於此不再展開。我想談的是更深、也更少被提及的第三層：遺忘。[13]
哭是一種需要記憶的行為。你之所以為一樣東西流淚，是因為你記得它曾經是甚麼，本來可以是甚麼，如今變成了甚麼。哀悼總是有對象的，而那個對象必須先活在你的記憶裏，你才可能為它的消逝而痛。一個從未見過某樣東西的人，是無法為它的失去而哀傷的，因為在他的世界裏，那樣東西從來就不存在，也就談不上失去。
這正是今天中大最深的困境。一個在二〇二六年入學的新生，他所認識的中大，從第一天起就是一所沒有學生會、學生報、民主牆、民主女神像的大學。對他來說，這不是失去，而是「本來如此」。他不會為學生會的消失而難過，因為在他的經驗裏，大學本來就沒有學生會；也不會為民主牆的圍封而憤怒，因為他從未見過牆上貼滿大字報的樣子。拉波埃西早就說過，起初人們是在強制之下屈服，後來者卻已不再感到屈辱。屈辱感的消失，從來不靠暴力，只靠時間與遺忘的合力；當壓迫持續得夠久，它就會被下一代誤認為理所當然的日常秩序。[14]
這就是今天中大如此安靜的緣故。安靜的底下，並沒有多少強忍的淚水；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根本已經沒有甚麼值得一哭。那個值得哭的中大，以中文理想為精神支柱、批判意識為教育核心、敢於以一封公開信質問校長的中大，正在從集體記憶裏淡出。再過幾年，當最後一批親身經歷過二〇一九、學生會、民主牆的學生畢業離開，校園裏將再無人記得這所大學曾經是甚麼樣子。到那時，哭中大就不只是不被允許，而是不再有人想得起來要哭。
我曾經把流亡者的處境稱為「有家的悲痛」，那是一種明知有家、卻回不去的痛。而今天留在中大校園裏的年輕人，面對的是一種更徹底的失落：他們連那個家曾經存在過都不知道。沒有記憶，就沒有悲痛；沒有悲痛，就沒有哭。遺忘，是壓迫所能取得的最徹底的勝利，因為它讓被壓迫者連自己失去了甚麼都無從知道。[15]
八、散了的哭的隊伍
一封公開信要成為「哭中大」，需要一整群人一起哭。二〇〇五年那場運動之所以動人，關鍵從不在一封信寫得多好，而在信後面站着的那支隊伍：起草的學生、署名的教師、撰文助陣的文化人，以及把文章輯錄成書、在司法覆核中全程支援、其後更成立校友關注組多年跟進校政的校友。今天再沒有人哭中大，一個樸素的原因是，這支隊伍散了。
教師這一列，散得最徹底。當年率先在報章撰文捍衛母語教學的，正是中大的教師；哲學系更曾經全體署名，堅持以中文授課。今天，這個系卻陷入了刺眼的沉默，而緘默的又何止哲學一系。整個人文學科，那些本應最擅長辨識壓迫、最該對時代發言的領域，在二〇一九年之後，於期刊、書籍與公開平台上，幾乎再找不到任何針對香港、大學或中國的明確評論。偶爾透出的一點悲懷，也只能側身於一首古典詩、一個隱晦的典故裏；這樣的寄寓容得下一首詩，卻容不下一篇論文，更容不下社交媒體上一句明白的話。
「人權觀察」的報告把這種狀態說得很準：教授們願意就自己的專業範圍發言，卻拒絕在鏡頭前討論國安法對教學與研究的衝擊；大學本身，就是一座孕育從眾的熔爐。歷史學者何曉清記下的一幕最是蒼涼。她與同事在校園最後一次午餐時，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我們要開始寫小說了，因為我們再也不能寫出事實真相。[16]
校友這一列，則散落到了世界各地。當年那批撰文、輯書、打官司、組織校友關注組的人，如今流散海外者眾。身在海外，固然不再受國安法直接威脅，但他們的聲音對校內的實際政策，也已經失去着力點。更教人沉吟的，是那種瀰漫在海外中大人之間的集體緘默。五十年來歷屆學生會幹事、學生報編輯，加起來數以千計，除了極少數仍在發聲的人之外，大多數至今沒有為母校學生自治的全面瓦解公開說過一句話。
留港者的沉默可以用恐懼解釋，海外者的沉默卻不能。也許是事不關己，畢業多年，與母校早已疏遠；也許是無能為力，覺得說了也改變不了甚麼；又也許是一種更難啟齒的心理：承認母校已經淪陷，就等於承認自己年輕時為它投入的一切都已化為烏有，而這種喪失感太沉重，於是寧可不去看、不去想、不去說。無論是哪一種，結果都一樣：曾經一起哭過的人，如今散的散、啞的啞、忘的忘。哭中大需要一支隊伍，而這支隊伍，已經再不存在。
九、從「哭中大」到「啞中大」
「哭中大」的前提是「愛中大」。你在乎這所大學，相信它承載着某種值得捍衛的理想，為它的墮落感到痛心，所以你哭。哭是有對象的情感行為，它預設了一段關係、期待，以及被辜負之後的憤怒。
今天的中大，已經超出了「哭」的範疇。你無法為一所你已經認不出來的大學哭泣。當學生會、學生報、書院自治、民主牆、民主女神像、批判性的講座與教職員被逐一移除之後，剩下的是一個外殼完好、排名亮麗、靈魂空洞的機構。它仍然叫「中文大學」，但李敏剛筆下那個以中文理想為精神支柱、批判意識為教育核心、民間反殖傳統為歷史根基的中文大學，已經不復存在。你不會為一具屍體的美容哭泣，你只會感到荒謬。
「哭中大」於是變成了「啞中大」。這裏的啞，無關乎能不能開口；真正啞掉的，是讓開口變得有意義的那一整套條件。前面已經說過，從動員、發聲到呼應與跟進，這條鏈上的每一環如今都已不在，剩下的，是一間用「合規」封住眾口、以排名數字填滿版面的校長辦公室，再靠創業比賽和研究生書院，粉飾出一種「一切向前看」的虛假繁榮。
李敏剛在文末寫道：如果不談中文，我們便無以知中文大學應有的社會意義。二十年之後，我要補上一句：如果不談自由，我們便無以知大學應有的存在意義。一所大學可以沒有中文教學，仍然是一所有價值的大學；但一所大學若失去了自由探索與批判言說的空間，它就只是一座工廠。中文大學今天的癥結，已經不在教學語言，而在它作為一所大學的根本資格。
結語：寫給還記得的人
這篇文章，寫給那些還記得的人。記得一九六七年第一次中文運動，一九七一年新亞學生劉美美的〈哭新亞〉，一九七八年第二次中文運動，二〇〇五年「哭中大」，二〇一九年二號橋的中大人。也寫給那些不記得的人，從未見過民主牆的新生，不知道學生會是甚麼的大一學生，以為大學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的年輕人。
中大不是本來就這個樣子的。它曾經是一所在殖民地時期敢於以「中文」確認自身身分的大學，培養了幾代社會運動者與批判知識人的大學，讓學生可以在民主牆上張貼任何意見、學生報上批評任何校政、書院裏與師長平起平坐討論任何議題的大學。這些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恩賜，每一樣都是半個世紀以來無數師生校友爭取與守護得來的。
這些成果在五年之內被全部摧毀了。而坐在校長辦公室裏的那個人，對此沒有說過一句惋惜的話。他忙着制定策略計劃，招聘國際學者，籌建研究生書院，在就職典禮上感謝創校先賢的英明領導。他引述了錢穆和唐君毅的名字，卻從來沒有問過自己一個問題：如果創校先賢看到今天的中大，他們會說甚麼？
這個問題，五十多年前已經有人替他問過了。一九七一年，劉美美還能拿着錢穆、唐君毅的名字，去質問新亞師長的沉默，因為那時候，「新亞精神」還是一個可以被援引、可以被要求兌現的尺度。今天的校長同樣把創校先賢掛在嘴邊，分別只在於：他是在一個再沒有人能拿這些名字回頭質問他的校園裏，安然地引述他們。
至於那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簡單。他們會哭。但在今天的中大，連哭，都已經不被允許了。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英國，聖奧爾本斯
[1] 劉美美：〈給新亞書院校長及各位師長〉，原載《新亞學生報》一九七一年九月號，轉載於《中國學生周報》「生活‧讀書‧思想」版，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六十年）十月一日。以下徵引此信，均據此版本，不另出注。
[2] 一九七一年保衛釣魚台運動期間，香港先後於四月十日及七月七日爆發示威。七月七日維多利亞公園一役，市政局以集會妨礙市民娛樂、損及園中花草為由不予批准，當晚警方入場驅散，多名示威者及學生被捕被毆。
[3] 劉美美信中所引創校先生之言，分見《新亞精神》一輯及《新亞生活》各期：錢穆論「諸位的命運即民族的命運」、唐君毅〈再說希望、警覺與心願〉論「道高於師、師必與道相連」（《新亞生活》三卷五期）、吳俊升於月會演講論「把天下、國家、社會放在第一位」。徵引悉據原信。
[4] 中文大學學生會：〈哭中大：致中大師生的公開信〉，原刊《中大學生報》，轉載於《獨立媒體》，二〇〇五年一月三十日。以下徵引此信，均據此版本，不另出注。
[5] 據楊綱凱副校長二〇〇五年一月四日致各學系函，校方明言內地學生「大多不諳粵語」，並以「英語授課環境」為內地生捨內地院校而取香港院校的主要理由之一。此語見於〈哭中大〉信末附注所引原文。
[6] 李敏剛：〈中文之為大學理想〉，《獨立媒體》，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七日（中大五十年系列）。本文有關中大創校史、皮理思之爭、兩次中文運動，以及二〇〇五至二〇〇九年雙語政策爭議的史實，均以此文為據。
[7] 一九五七年底，香港大學教育系主任皮理思（K. E. Priestley）撰文斷言中文不適合大學教育。中文專上學校協會隨即在報端反駁，並以一九五七年兩位華人物理學家獲諾貝爾獎、其學術養成多以中文為主為例予以駁斥。詳見李敏剛前揭文。
[8] 教育司高詩雅（Douglas Crozier）一九五八年回應稱：「建立第一所頒發學位的院校，可能是惟一可行的解決方案。」轉引自李敏剛前揭文。
[9] 關子尹：〈語文作育，國之大事〉；梁文道：〈說英文的中文大學〉，均刊於二〇〇五年論戰期間之報章，後輯入周錫輝、雷競璇、繆熾宏編《令大學頭痛的中文》。
[10] 關於學生會、學生報及書院自治如何被系統性摧毀，現任校長盧煜明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二〇二五年宏福苑大火後關靖豐因發起聯署而被拘捕、被開除學籍的始末，詳見拙文 〈知識工廠的管理者：盧煜明治下中文大學教育理念的瓦解〉，《追光者》二〇二六年四月二日。本文不再重複。
[11] 雙語政策委員會於二〇〇五年二月成立，二〇〇六年九月發表諮詢稿，主張普世性科目原則上以英語授課。其後學生李耀基提出司法覆核，質疑報告書違反《中文大學條例》弁言「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之規定，二〇〇九年敗訴。詳見李敏剛前揭文。
[12] 關靖豐遭中文大學開除學籍後，中大人發起聯署要求撤回處分。據發起人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六日於社交媒體發表之聲明：聯署八日內共獲一千三百一十五名中大人具名，包括四百二十三名在學學生、八百四十三名校友及四十九名前任或現任教職員，聯署信及公開名單已正式遞交校方；校方僅由傳訊及公共關係處回覆，確認收到意見並致謝。聲明並透露，聯署期間承載表格之 Google 帳戶曾於一週內兩度被無預警停用，平台指其違反服務條款而未提供具體細節，亦無申訴途徑，至正式提出上訴後方恢復存取。
[13] 關於恐懼如何內化、自我審查如何成為常態、沉默如何構成共謀，參拙文〈沉默即服從，服從即共謀〉及其續篇。《追光者》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日，本文不再重述該套分析。
[14] 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自願為奴論》（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1548）。其謂起初人們在強制下屈服，後來者卻已不再感到屈辱，習於奴役而忘其苦味。
[15] 「有家的悲痛」為筆者論流亡現象學時所提之語，指明知有家、卻回不去的痛。參拙著相關各篇。
[16]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二〇二四年報告引述香港學者證言：教授願就專業範圍發言，卻拒絕在鏡頭前討論國安法對教學研究的衝擊，並稱「大學是孕育從眾主義的熔爐」。歷史學者何曉清亦憶述同事在校園最後一次午餐時異口同聲說：「我們要開始寫小說了，因為我們再也不能寫出事實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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