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臉書 2026-7-12
光陰如白駒過隙，曉波已經離開九年了。
劉曉波：看哪，這隻濡水撲火的鸚鵡
劉曉波（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二○一七年七月十三日）：作家、文學評論家、人權活動家。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民主中國》網刊主編、《○八憲章》主要組織者之一。一九八九年，積極參與天安門民主運動，「六四」後被捕，此後多次入獄。二○一○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二○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十七時三十五分，因肝癌病情惡化逝世，享年六十一歲。遺體在七月十五日火化，當天中午海葬。 胡適和余英時都引用過一個關於鸚鵡佛經故事，這故事完整見於明末清初的文人周亮工的記述：
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雲也？」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周亮工的朋友接著發感慨說：余亦鸚鵡翼間水耳，安知不感動天神，為餘滅火耶！
對於這個故事，余英時評論説：這個美麗的故事雖出於印度，但顯然已中國化了。「知其不可而為之」，「明其道不計其功」，「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這些話和上面那個神話在精神上完全一致。
胡適和余英時都以「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幾個字，來說明他們對自由中國和民主中國的關注及追求。
劉曉波就是一隻濡水撲火的鸚鵡，沒有天神幫助他，他不惜焚身救火。他的一生，正可用「濡水撲火」來形容。雖然火並未熄滅、甚至愈演愈烈，但他的事業並不能説全然失敗。當山火過後，在一片焦土之中，人們終將發現鸚鵡化身為一顆經過火的淬煉而閃閃發光的鑽石。劉曉波向死而生，他的超越時代與同儕的思想與精神，必將在未來中國民主轉型過程中不斷發酵，作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為新一代反抗者所汲取、所傳播、所發揚光大。
古代中國有「三不朽」之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在此意義上，劉曉波雖被中共迫害致死、英年早逝、以身殉道，卻實現了「三不朽」。
在「立德」意義上，諾貝爾和平獎是人世間最高標準的「美德獎」（當然，歷史上也有若干獲獎者名不副實），正如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托爾比約恩·亞格蘭在頒獎詞中所說：「劉曉波所獲的嚴刑，使他不再僅僅是人權運動的一個重要代言人，幾乎一夜之間，他就成了中國人權運動的民族和國際象徵。」亞格蘭認為，中國的人權活動家們所捍衛的是國際秩序和國際社會的主流。如此看來，他們不是什麼異見分子，他們所代表的是今日世界的主要潮流。他特別指出：「雖然面臨著多年的囹圄生活，劉曉波仍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庭上所做的最後陳述中，他說：『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以撒·牛頓曾經說過：『如果說我能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當我們在今天能夠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們站在了古往今來的眾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們無私無畏地堅持著自己的信仰，從而為我們爭得了自由。」
在「立功」意義上，劉曉波在中國的人權和啟蒙事業上所做出的重大貢獻包括四大方面：第一，在一九八○年代，他從文學批評進入文化批評，引入尼采等西方思想家的「生命哲學」、自由價值，對中國的專制文化和集體主義做出猛烈批判，帶來「劉曉波現象」和「劉曉波旋風」，啟迪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反抗意志和叛逆精神。
第二，劉曉波是天安門民主運動時期投身第一線支持學生的知識分子之一。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他提前結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計畫，登機回到中國，走向廣場。六月二日，他發表《六·二絕食宣言》，與周舵、高新 和侯德健 等「四君子」一起在廣場絕食。六月四日清晨，他們與包圍天安門廣場的戒嚴部隊談判後，說服包圍廣場的軍方指揮官留下一個出口，安排數以千計的學生安全撤離，拯救了無數年輕的生命。
第三，從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一直到二○一七年去世，劉曉波一直是中國最敢言的異議知識分子。他在海外出版多本著作，在網上發表上千篇政論，幾乎對每一個重大人權事件都有發言，並切身幫助受到中共當局殘酷迫害的維權者。他心存「反抗者的謙卑」，特別警惕反抗者變得跟反抗對象「精神同構」，從不回避對異議人士和民運陣營的直率批評以及對自我的解剖。他反對中共暴政，不是像某些人那樣夢想「取而代之」，而是對被中共淩虐的同胞的悲慘處境「不忍」和對公義的追求。他與天安門母親群體之間超越血緣關係的情誼，見證了聖經所説的「愛是永不止息」。
第四，二○○八年，劉曉波參與起草和發起《○八憲章》。《○八憲章》以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的風格寫成，主張修改憲法、實行分權制衡，實現立法民主，司法獨立，以及結社、集會、言論、宗教自由。《○八憲章》明確提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是繼續這種威權統治下的『現代化』，還是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這是一個不容迴避的抉擇。」《○八憲章》本身的文本溫和理性，並無推翻中共政權的內容，但它是「六四」之後中國民間力量的最大集結，而劉曉波是凝聚不同階層、群體、圈子的核心人物，故而他是唯一因《○八憲章》而被捕判刑的人。
就「立言」而論，劉曉波是人權活動家，也是政論家和思想家——然而，作為原創性的思想家的劉曉波，至今鮮為人所知。
劉曉波是一位全盤西化論者，如同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思想先驅福澤諭吉，企圖帶領國人「脫亞入歐美」。當年，福澤諭吉成功了；如今，劉曉波失敗了——不是劉曉波沒有福澤諭吉那麽努力，而是中國文化自身的黑暗、頑固、卑賤，舉世無雙。中國需要十個劉曉波、幾百個劉曉波，奮不顧身、前赴後繼，才能撬開那道沉重的閘門。
一九八八年，劉曉波赴美講學時經過香港，接受香港《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訪問，發出振聾發聵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説。金鐘後來回憶劉曉波提出「三百年殖民地」言論時，認為劉曉波當時這樣講有兩層內涵，一是對殖民地的評價。以英屬香港時期為例，在九七回歸前，港大最後一次民調中，「你最後選擇一次香港前途」的統計中，超過一半的回答是「維持現狀」，即維持英國人管治的「殖民地」現狀；另一層內涵是其個人風格——劉曉波被稱為「黑馬」，其表達方式一針見血，放言無忌。多年後，香港被中國之劣質殖民或「自我殖民」而沉淪，港人及全球這才深味劉曉波之先知式的預言。
就在這篇訪問發表的第二年，十六歲的我讀到這句石破天驚的話時，像被一道閃電照亮前路。從一九九九年到二○○八年，在我與劉曉波朝夕相處、並肩作戰的十年間，我們幾乎對每個重大議題的立場都驚人地一致：我們一樣親美（親自由），一樣反對老左派和新左派，一樣批判儒家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及形形色色的「東方主義」。我也有幸與劉曉波並列出現在毛左們製作的要處以死刑的「漢奸榜」上。但我們堅信：我們首先是人，是自由人，然後才是某國人；如果中國剝奪我們的自由，我們有權選擇「此生不做中國人」。
記得二○○五年前後，一位西方外交官邀請我與劉曉波、馬立誠在一家餐廳吃飯。三個「漢奸」遇在一起，異口同聲地讚揚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旁邊一張飯桌上，一名年輕氣盛的「愛國賊」大概聽不下去，站起來痛罵説：「你們還是中國人嗎？」跟我們在一桌吃飯的金髮碧眼的外交官隨即站起來斥責説：「我們談話，跟你無關，你沒有禮貌，給中國人丟臉！」那個色厲內荏的「愛國賊」不敢惹洋人，悻悻然地埋單走人。這個小故事形象地揭示了獨立思考的知識人在「動物農莊」中惡劣的生存環境，「一百年多了，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
劉曉波思想的徹底性，在當代中國乃至東方世界中罕有人能及。印度的甘地對西方充滿疑慮，試圖讓印度擺脫英國文化的影響，回到中古時代的男耕女織、田園牧歌；俄國異議作家索爾仁尼琴流亡美國之後，嚴厲批判資本主義、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回頭緬懷「古老的俄羅斯生活方式」，主張「以農業和手工業為基礎」，以東正教爲精神支柱。與這些東方哲人截然相反，劉曉波批評儒家專制主義、東方集體主義和歐陸社會民主主義及各種左派思想，大步邁向英美清教徒傳統、自由資本主義，頌揚作為「山上之城」的「右翼美國」。
劉曉波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他擺脫了國家、民族等「大詞」的束縛，這一點與美國思想家、政治評論家安·蘭德非常相似。他尖銳地批判信奉集體主義的、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不能創造性地寫作——他們沒有這能力——因為他們的生命不屬於他們自己。」一九八九年春，他完成了《中國政治和現代中國知識份子》一書，在書中借助西方文化對於中國文化進行批判性自省。
當時，《中國政治和現代中國知識份子》一書已經交付出版社，但劉曉波決定加一個「後記」。美國學者林培瑞敏銳地注意到劉曉波的這一調整：「以他特有的诚实，刘晓波用这一『后记』来削弱此书的主题。」劉曉波寫道，「作為一個真誠的人」，他必須得「同時進行兩方面的評價」：首先是「以西方文化為參照來批判中國的文化和現實 」；其次「以自我的、個體的創造性來批判西方文化」，為此他必須從頭開始重估一切。這一思想轉向的重要性，被他飛蛾撲火般地回國支持天安門學運以及「六四」屠殺後下獄秦城的經歷所掩蓋了。其實，從一九八九年到二○一七年，劉曉波所有的思想、言論、行動乃至以身殉道，都可以從此處找到線索。
劉曉波一向身體健康，儘管他第三次入獄、被判十一年重刑，但朋友們仍樂觀期待他熬過漫長的牢獄生涯，迎來重獲自由的那一天。然而，當劉曉波在獄中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有深知中共邪惡的分析人士憂慮地指出，中共很可能會用非常手段害死劉曉波，不讓劉曉波活著走出監獄，因為頭上有諾貝爾和平獎光環的劉曉波，若從監獄中走出來，會成為民主力量的象徵，對中共政權形成巨大的挑戰和威脅。
果然，二○一七年六月，媒體傳出劉曉波重病的訊息。六月二十八日晚，遼寧省瀋陽市司法局首度公開其病情，指劉曉波是上月底發現可疑症狀離監就醫，聲明又指劉曉波本身有B肝病史。而YouTube當日傳出劉曉波獄中生活以及接受體檢治療的影片。六月七日，劉曉波因為「右上腹痛伴發熱兩週」保外就醫，住進位於瀋陽的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並確診為肝癌晚期至終末期。實際上，劉曉波此前並無肝病，多次體檢結果均顯示身體相當健康。很可能是獄方在其食物中下毒，讓其身患肝癌。
隨後，全球一百五十四位不同領域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聯署公開信，要求中國政府遵循人道主義原則允許劉曉波和妻子劉霞到國外治療，歐洲議會亦通過決議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美國和德國都表示願意接納劉曉波進行治療。長期被監視的劉曉波妻子劉霞透過朋友將家屬的願望傳遞給外界：「希望劉曉波出國去治療。」劉曉波本人明確提出，願意在妻子劉霞陪同下赴西方國家治療——他一改此前不願離開中國的立場，大概感到生命快到盡頭，必須奮力一搏，讓妻子劉霞擺脫多年被非法軟禁的惡劣處境，到西方過上自由生活。
然而，劉曉波及其家人的請求沒有被官方獲准。六月二十九日，中共黨魁習近平訪問香港，在香港國際機場發表簡短講話。離開之際，有現場記者連續高聲提出三個問題，「會讓劉曉波去國外治療嗎？」、「會釋放劉曉波嗎？」 、「會讓劉霞重獲自由嗎？」習近平沒有作答，轉身離去。
七月五日，在病床上被嚴密監控的劉曉波寫下三頁手稿。這篇手稿，是他給劉霞將要出版的攝影集所寫的序言。因為身體虛弱，手稿的字跡並不容易辨認。在官方的病情通報上，這一天，劉曉波「腹水明顯增加、肝功能惡化」。
這篇序言，可能是劉曉波留下的最後長文，也是他留給劉霞的最後禮物。文章題目為<我的讚美也許是難以饒恕的毒藥>：
昏暗的台燈，你送給我的第一台破舊的電腦，也許是奔騰五八六。
那間簡陋的屋，讓我們常常讓愛的凝視太過擁擠，
你一定讀過我那首描述蝦米（我妻）蠻橫的短詩，她去為我煮粥，要求在三百六十秒內寫出世界上最崩潰的讚美詩。
昏暗的台燈，簡陋的小屋，已經脱皮的茶几，與蝦米蠻橫的命令，融合得如同石頭和星星第一次相遇時的驚詫，天衣無縫的相交。
從此以後，讚美成了我一生的宿命，或者北極熊享受茫茫白雪中冬眠的本能。
一隻鳥又一隻鳥穿過我的目光，抓住一個人的審美後，就將終生在他的生命裏穿行，蝦米的詩出自冰與黑的交匯，如同她的攝影拍下了詩的黑與白。瘋狂與面對苦難的平靜，慘烈的小娃們在胸膛的敞開中向煙幕放散，披着黑紗的木頭人也許來自見證耶穌復活的寡婦，或《麥克白》中的女巫。不，不，都不是，那是蝦米筆下獨一無二的曠野孤枝，是灰暗的地平線中一朵染滿沙塵的白百合，——獻給亡靈。
蝦米的畫從第一幅完成，就成了永遠不會完成的命運悲愴。最遺憾的是至今，我仍然未能為蝦米為辦一次《詩·畫·攝影——黑與白的糾纏》的聯展。
冰一樣激烈的愛，黑一樣遙遠的愛，或許，我庸俗而廉價的讚美，才是對這份（在）詩意、畫風和影像的褻瀆……
二○一七年七月五日
七月九日，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發表了參與劉曉波會診的德美兩國專家的一份聯合聲明。聲明稱，劉曉波須儘快被移送海外就醫。美、德兩間癌症中心及大學皆同意接收劉曉波，並提供最佳的醫護。這個聲明與中國醫大一院網站上的發布的「美、德專家稱劉曉波到國外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截然不同。 七月十三日晚，中國官方通報，劉曉波因「多臟器官衰竭」，搶救無效死亡。醫院周圍佈滿警察，處於戒嚴狀態。在醫院附近等待的朋友、仰慕者、紀念者，除了在猜測中模糊看到殯儀車開出醫院，並沒有任何一點告別的機會。
劉曉波是第二位因在國家監視下死亡而未能前去領獎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第一位是納粹德國時代的卡爾·馮·奧西茨基），也是歷史上唯一一位從獲獎至辭世未能恢復人身自由的諾貝爾獎和平獎得主。
林昭是中國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殉道者，劉曉波則是中國二十一世紀上半葉最偉大的殉道者。
林昭是毛澤東時代最徹底的反抗者，她完全走出了共產黨的語言體系和思想體系，因為她擁有更高的觀念秩序——基督教文明。她因為點名批判毛澤東及其暴政而被槍殺，是以身殉道的中國基督教之典範。林昭在日記中寫到一個關於林肯的小故事：「有一天傍晚，林肯駕車回家時，看見一頭公豬陷於泥沼，拼命掙扎已經下沉到一半，眼看快要滅頂。林肯想下車把它救起，一低頭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僅有的整齊衣服，不免遲疑，便匆匆駕起車走了。走上半里，耳邊似乎一直聽到那頭豬在呼叫，終於還是掉頭回去找那頭豬。林肯費了九牛之力，幾乎成了泥人，終於把那頭豬救了上來。事後人們雖稱賞他的行為，但都認為那樣做不值得。林肯說，我不是為了那頭豬，我為自己的良心。」對於林昭來說，那頭豬就是中國的隱喻。林肯是為了自己的良心，林昭也是為了自己的良心——「迷途知返的基督徒的良心」。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裡，她以血為墨寫道：「假如上帝需要我成為一個自覺的殉道者，我也只會發自衷心地感激施賜與我這樣一份光榮！」
中共當局在林昭墓地周圍安裝攝像頭，佈置警察巡邏，重演了「死諸葛嚇走活司馬」的典故。或許因為林昭墓地的前車之鑒，中共不能讓劉曉波有一塊墓地，必須將其挫骨揚灰、投入大海。
劉曉波宣稱「我沒有敵人」，中共卻如此害怕劉曉波及其思想遺產。劉曉波所說的「我沒有敵人」，被一些貌似勇敢的反共人士非議和否定。他們未能理解，這裡的「我沒有敵人」，不是左派膚淺的和平主義、相對主義、多元主義，而是一種基督精神。劉曉波不將共產黨及一切專制暴政當作精神和心靈層面的敵人，他在精神和心靈層面遠遠高於共產主義和中華傳統文化這些邪惡意識形態及其支持者。光明與黑暗不是對等的，光明高於黑暗，光明超越黑暗。很多誓言反對共產黨的人，卻在觀念秩序、精神秩序、心靈秩序的意義上淪為另一種共產黨，反抗者的墮落，是世上最大的悲劇。劉曉波從未被「敵人意識」控制、支配和毒化，享有完全的精神和心靈的自由，正如他生前所說：「非暴力反抗的偉大之處在於，當人類必須面對被强加的暴政及其苦难时，居然是受害者用爱面对恨，以宽容面对偏见，以謙卑面對傲慢，以尊嚴面對羞辱，以理性面對狂暴。」
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又活了。曾經出現過劉曉波的中國，與從未出現過劉曉波的中國，絕對是不一樣的國度。前者，只能如索多瑪城那樣在哀哭中滅亡；後者，因為義人的緣故，將如尼尼微城那樣在上帝的雷霆之怒下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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