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B团”到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间相隔十年,却是一脉相承的,一样的逼供信,一样的抓特务,一样的风声鹤唳,一样的将矛头对准 有点知识的青年革命者,半个月内挖出的“特嫌分子”就有1400多人,只是没有达到长期被忽略、被掩埋的大杀“AB团” 那样的血腥程度,不算被逼疯、自杀的,人头落地的大约只有一个王实味。胡耀邦当时主持中央军委一局的“审干”、“反奸”工作,目睹许多青年被残酷斗争甚至 被囚禁,他很痛心。他想起自己当年被打成“AB团”的经历,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大量冤情,组织严密的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混进来。当他十分了解的妻子李昭 也被“抢救”时,他绝不相信她是特务。他怀疑一切都是逼供信的结果。为此,他做了一个试验,先后找了四个他完全清楚什么问题也没有的青年,故意让人对他们 进行“抢救”,审问中又吓又逼,果然有人因为恐惧而承认无中生有的罪名。这使他心中完全有了底,他在总政治部机关作出四条规定:严禁打人骂人、非经批准不 准捆人、没有充分证据不得逼供、严防自杀。有一次毛泽东找他听取关于“抢救运动”的汇报,他大胆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随后,毛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 原则,并开始为“抢救运动”降温。以往我们只知道毛泽东的八字说法,却不知道其中还有胡耀邦的大胆直言。
胡耀邦因为在“文革”以后大刀阔斧推动思想解放,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而受到千百万人的欢呼、景仰,而推本溯源,从他个人的人生历程中,他少年时代在江西 苏区蒙冤“AB团”、青年时代在延安身历整风、“抢救”运动都不是没有关系的。这些经历使他对中共制造冤假错案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和警惕性,他深知自己所栖 身的这个党的缺陷、不完美。我们不知道,他在极力推动平反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时,是不是想起了遥远的往事,但在他的生命深处,那些往事常常会提醒他,唤起 他善良的人性。
在1949年以后,胡耀邦的政治生涯中曾有过两次失败的“百日维新”,一次是60年代在陕西,一次是7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虽然都是昙花一现,但对他本人 影响深远,他的变革思想已有过两次小小的尝试,他在“文革”时代的黑暗结束后,能在权力舞台上有所作为,叱咤一阵,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中国社会的许多问 题,他不仅有过思考,而且在小范围付诸过实践。
1964年12月,胡耀邦受命到陕西主政,到次年6月受到错误批判、黯然返回北京,前后共两百多天,《胡耀邦传》第十一章《主陕纠“左”》较为详细地记述 了他在陕西的作为,在极左思潮弥漫的氛围中,他提出一系列以“解放思想、解放人”为中心的观点,要求停止正在进行的文艺批判、学术批判,并提出下列主张: “一、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而不要抠得太碎;二、要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得更宽一些,而不要过窄;三、要在经济政策方面搞得更活一些,而不要过死。”他 在那个年代,就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他实际上是在大声疾呼思想的解放,呼唤体制的改革。”他在三秦大地吹起了一阵阵春风。1965年6 月张爱萍将军在陕西说:“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然而,等待着胡耀邦的却是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对他的批判。
1973年,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之后,胡耀邦也从“学习班”来到中国科学院,领导“整顿”工作。他支持搞科学研究,敢于否定各种荒谬的论点,一次在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讲话时,他借题发挥说:“人没有骨头还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谁好谁坏,一时弄不 清,但埋在地下的化石都挖出来了,历史的面貌是怎么也埋没不了、混淆不了、歪曲不了、抹杀不了的。”这些富有个性和棱角的话,今天听来一点也许不算什么, 在当时却是令人振奋的。他在科学院前后只工作了120天,就被迫中断了,他自己曾说过,“这是又一次‘百日维新’,要真正做点工作太难太难。”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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