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台湾作家初次交往，是在二十三年前。1985年王蒙率作家代表团参加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成员有我、北岛、舒婷、张抗抗、傅天琳等属于文革后的文坛新锐。
柏杨与夫人张香华
在西柏林，我认识了白先勇、陈若曦、钟玲等台湾作家。那时海峡两岸的隔阂，比现在大得多，好在作家之间论道文学，沟通颇易。然而要说完全没有隔阂，那是过甚其词。譬如，白先勇带去了根据他的小说《玉卿嫂》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已在西伯林当访问学者的高行健约我一起去看，对这部作品所表现的爱恨交织的人性挣扎，我颇为震撼，却生出感慨：大陆人的政治生活太沉重，连爱与恨、悲与欢都充满着太多政治符号。故而，尽管我很喜爱白先勇，却觉得大陆作家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四九年之后文坛再无张爱玲，亦同此理。
然而柏杨是另类，台湾作家当中数他在大陆拥有最多读者。尽管官方对他的态度暧昧而且几经变化，但他在大陆读者当中的知名度却扶摇直上。记得在八十年代中期，广东出版界“内部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读书人几乎人手一册。八十年代是一个读书的年代、思考的年代。那是因为文革十年痛定思痛，便涌现了西单民主墙壁、《今天》地下文学运动、伤痕文学、《星星》画展、先锋电影和戏剧、《走向未来》丛书……那是勤于自省、勇于批判的一代，他们阅读柏杨、谈论柏杨，再加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威权时代加诸柏杨的苦难，大陆读者都感同身受，极易产生心弦共鸣。
一九八八年，柏杨重履阔别四十年的中原故土。在北京时，他忽然提出要去民盟看看，因为他在台湾的“匪谍”罪名，就是诬指他是民盟成员。柏杨严刑之下，屈打成招，后被关入绿岛数年。为这个无中生有的罪名，柏杨生出好奇，民盟是甚么组织？门面是甚么模样？他便执意要去民盟门口照相留念。按照大陆的“外事接待”规章，即刻先行通知了民盟中央，于是乎民盟就忙乎起来了。正好我有亲属在民盟中央工作，目睹了柏杨的来访，以及在民盟中央委员会的招牌下照相。亲属后来跟我描述了半天，我只是说，柏杨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可是他和民盟毫无关系。
那次柏杨访大陆在西安下榻的酒店，每天都有热心读者在大堂转悠，为的是见上柏杨一面和求得他的签名。当地新华书店举办了一次柏杨签名售书，结果人头躜动，直至活动结束，还有几十名读者未能如愿以偿（柏杨事后都把自己的书给他们逐个寄去了）。
这就是八十年代的柏杨热。他的“酱缸国”、“买西瓜学”、“一脸忠贞学”、“听话学”、“说不准学”、“难得胡涂学”、“顶缸学”……都成了中国青年对文化探究与省思的参照符号。柏杨的一些名言，我至今记忆犹新——“中国人之所以丑陋，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丑陋”；中国文化之所以丑陋，是因为被“千年酱缸”酱成了“干屎撅”。
这是反向的“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吗？闻道：打人莫打脸，揭人莫揭短。柏杨不但打脸揭短，更要掘祖坟。在台湾他也一度被骂为“恨自己同胞的蟊贼”，但是骂他的声音没能成为社会主流，相反，勇于直面中国文化病灶的知觉者主导了台湾的政治变革……
大陆也曾响起过思想的足音，但由于千年专制冷土的板结和贫瘠，卒未完成这一历史进程，以一九八九年为分水岭，那个年代以极其惨烈的方式猝然结束了。
一九九〇年国际笔会在旧金山开会，我初识柏杨；次年春再到他台北家中作客。当时，“苏东波”风起云涌，共产营垒土崩瓦解。我对柏杨说自己的八九亲历记，并说开启这个大时代的是中国人，尽管他们在血泊中失败了，却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所写下的历史，是中国人的光荣。我说得很投入，柏杨听得很认真，末了他就对我说（事后也见诸他的文章和演讲）：这不是中国人的光荣，是中国人的耻辱。因为其他专制国家的人民都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独是中国人做不到，这就是耻辱！
而今回眸，柏杨说得太对了。九〇年《光明日报》发表社论，指斥八十年代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种下了八九“风波”的祸端；九一年《解放日报》点名批柏杨；同年，河南辉县拆除了八八年为乡梓名人柏杨建造的半身塑像……
侯德健在八九风云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上创作并演唱的《漂亮的中国人》，意念正是来自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当时我和侯德健一样，看到的是中国人美丽的面孔与心灵。弹指之间，十九年过去了。中国人变得更漂亮了吗？
柏杨痛批的“酱缸国”，面门已悬起了大红灯笼，还装修一新，添置了鲁迅所说的“人肉酱缸上的金盖”。酱缸里的群蛆活得更滋润，更繁茂、更肥白，它们不容许别人再提“酱缸”二字，只能说“盛世”和“崛起”。
一九八七年柏杨到香港，曾与李怡作过一番对谈。论及“爱国”时，他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用爱这个国家的办法来害这个国家，用害这个民族的办法来爱这个民族。”
眼前种种，爱国还是害国？圣火全世界跑了一圈，再等到北京奥运之后，中国人是更漂亮了，还是更丑陋了？柏杨无语，他已化为飞灰，并按他的意愿，把骨灰撒到绿岛周围的海域去了。他为什么不回归天国，而执意长眠于曾令他创巨痛深的绿岛？柏杨亦无语，他已言尽于此，已不能再告诉我们一些甚么了。（2008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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