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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时代前传：胡锦涛被遗忘的黑历史
开场
Hello，大家好，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妖酱。这是我们油管节目的文案，不喜读长文的朋友，欢迎看油管视频。https://youtu.be/Ej6O3YB8yRY
2022年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闭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伸手去拿桌上的文件，旁边的人把文件按住。两名工作人员半扶半架地让他离开座位。他停下来，对习近平说了几句话，习近平没有回应；又拍了拍李克强的肩膀，李克强没有回头。随后，胡锦涛被带离会场。
很多人把这一幕看作胡锦涛时代的葬礼，也因此开始怀念那个经济高速增长、领导人按时交班、网络似乎还有一点空间的年代。
但如果认真梳理胡锦涛执政的十年，那些正在被遗忘的黑历史并不难找。你会看到一个与“温和、克制、不折腾”截然不同的胡锦涛。
今天，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被习近平衬托成“温和派”的前任。
第一章 真话的边界
2003年4月3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北京只有十二例非典病例，其中三人死亡，形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面对一名戴着口罩的外国记者，他甚至笑着说，在北京戴不戴口罩都安全。
七十一岁的蒋彦永坐在电视机前，越听越愤怒。他是解放军301医院的退休外科医生，刚刚向三家军队医院核实过数字：301医院有四十六名病人，302医院有四十名，309医院有六十名，其中七人已经死亡。北京官方公布的全部病例，还不到一家医院实际收治人数的三分之一。
第二天，蒋彦永写了一封八百多字的信，发给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他在信里列出自己掌握的数字，指责张文康丢掉了一名医生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并声明自己愿意对信中的内容负责。
两家电视台都没有播。四天以后，外国记者找到蒋彦永，信的内容才传到全世界。北京隐瞒疫情的真相再也压不住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随后被免职，此后，官方每天公布疫情数字，大批病人被集中收治。
这时候，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才五个月，温家宝出任总理也不到一个月。新领导层处理非典的方式，让很多人第一次产生了“胡温新政”的想象：他们似乎愿意承认错误，也愿意容忍说真话的人。
同一年，《南方都市报》披露了孙志刚在收容站死亡的真相。舆论最终推动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一个医生揭穿疫情，一个年轻人的死亡改变恶法，胡锦涛就这样得到了一个“开明”的光环。但胡温的开明，从一开始就有禁区
2003年12月，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新闻宣传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后来人们经常用这“三贴近”证明胡温时代的开放。可在同一次讲话中，胡锦涛也把边界说得更加清楚：“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所谓“贴近群众”，从来不等于媒体属于群众。新闻可以揭露一些问题，但解释问题的权力必须留在党手里；记者可以帮助中央发现地方官员的过错，却不能把媒体变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
民众总是选择性记住了“三贴近”，却在党媒的宣传中忽略了胡锦涛设下的边界。
蒋彦永很快就碰到了这条边界。
2004年2月，他又写了一封信。这一次，他要求中共重新评价1989年北京那场流血镇压。蒋彦永在信中回忆，那个夜晚，他所在的301医院在两个小时里收治了八十九名伤者，其中七人没能活下来。他亲眼看见没有武器的学生和市民被送进急诊室，因此要求中共承认错误。
第一封信让蒋彦永成为英雄，第二封信让他失去了自由。
6月1日，蒋彦永和妻子准备前往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还没有到达，两人便被带上一辆装甲车，送往秘密地点。妻子两个星期以后获释，蒋彦永被关了四十九天。没有逮捕证，没有审判，也没有一项公开罪名。官方给出的说法，是军队正在对他进行“帮助和教育”。
所谓帮助和教育，就是每天接受政治学习，再写七页思想汇报。负责看管他的人要求他承认，给中共领导人的那封信是政治错误。蒋彦永连续一个月交出几乎相同的答案，拒绝改变自己对那场镇压的判断。
七个星期以后，他终于回到家中，但自由并没有回来。接受采访、会见访客、离开北京和出国，都要得到军方批准。此后，他长期受到软禁和出行限制。直到去世，他的名字仍然是中国网络上的敏感词。
蒋彦永的两封信，准确划出了胡锦涛允许说真话的范围。
真相一旦指向这个政权本身，说真话的人就从英雄变成了需要被“教育”的对象。在胡锦涛眼里里，真相不是公民拥有的权利，而是最高权力根据需要使用的工具。
《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们很快也明白了这一点。孙志刚报道为胡温新政赢得了掌声，这份报纸的管理层却付出了另一种代价。2004年3月19日，法院以分配单位奖金为由，分别判处喻华峰十二年、李民英十一年。二审虽然改为八年和六年，两个人仍然被送进监狱。同一天，报社总编辑被警方带走，关押五个月，最终没有受到起诉，却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
2006年，类似的场面又出现在《中国青年报》。旗下《冰点》周刊发表袁伟时的文章，质疑历史教科书对近代史的叙述。文章刊出十三天以后，《冰点》被勒令停刊，两名负责人被撤职。一个多月后，刊物获准复刊，但原来的编辑没有回来。复刊第一期用整版篇幅发表的，正是一篇批判袁伟时的文章。
这就是胡锦涛时代媒体控制最迷惑人的地方。胡温确实留下过一点新闻空间，社会也记住了那一点空间；但当报道产生全国影响，或者记者试图把偶尔开放的空间变成一项稳定的新闻权利，最高权力就会迅速下手。抓走几个媒体人，撤掉几个负责人，让整个行业看见越线的代价，其他编辑部自然会学会沉默。
传统报纸还可以通过撤换负责人重新控制。可就在这几年，互联网迅速普及，每天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登录论坛、开设博客、转发新闻。胡锦涛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把编辑部里的那条红线搬到每一台电脑上。
第二章 高墙落成
2005年3月16日下午三点，许多清华校友像往常一样打开水木清华BBS，屏幕上却出现了一行红字：“从即日起，BBS水木清华站由开放型转为校内型，限制校外IP访问。”
这个已经运行十年的论坛，最多时有两万多人同时在线。人们在这里谈校园生活，也讨论新闻和社会问题。限制生效以后，百分之八十二的用户无法登录。一个月后，服务器被学校接管，一百五十一名版主集体辞职。差不多同一时间，北大未名、南京大学小百合等高校论坛也转为校内访问，要求实名注册。
那时的中国互联网，还没有今天这样完整的平台审查系统。论坛就是最活跃的公共空间，大学BBS尤其聚集了大量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胡锦涛政府先向这些论坛下手，把彼此相连的公共空间重新变成学校可以控制的内部公告栏。
2006年1月，Google推出中国版搜索引擎Google.cn。为了进入中国市场，Google同意按照北京提供的规则过滤搜索结果。每当用户查找某些内容，页面底部便会出现一行小字：“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这行字成为一代中国网民的共同记忆。它第一次如此直白地告诉用户：你要找的东西确实存在，搜索引擎也知道它在哪里，但是有人不允许你看见。
一年以后，胡锦涛在中南海给出了答案。200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互联网专题学习，胡锦涛亲自主持。他提出，要“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还要“净化网络环境”。他要求各级政府同时使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思想教育和行业自律等手段，并建立专门的管理队伍、舆论引导队伍和技术研发队伍。
这不是一句临时应付某次舆情的讲话，而是最高层确定的网络控制方案。删帖只是最简单的一步。网站负责自我审查，地方政府建立队伍，技术公司负责过滤，宣传部门负责引导，公安机关负责找到不肯闭嘴的人。互联网可以发展，但舆论主导权必须留在党手里。
胡锦涛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口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帖子被删除、论坛被关闭，网民不再直接说自己遭到审查，而是说内容“被和谐了”。很快，“和谐”又被写成读音相近的“河蟹”。一只横着爬、挥舞钳子的螃蟹，从此成了网络审查的代号。
胡锦涛本来想用“和谐”定义自己的时代，中国网民却用“河蟹”记住了他。
2009年1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工信部、公安部等七个部门发起“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门户网站被逐批点名，博客、论坛和个人网站大量关闭。到当年6月，官方宣布已经关闭四千多家网站。
就在这场整治中，一种名叫“草泥马”的动物突然出现在百度百科和各大论坛。它生活在“马勒戈壁”，最大的敌人就是“河蟹”。网民为它制作儿歌、动画和伪纪录片，让这群动物在戈壁上抵抗河蟹入侵。
所有人都听得出这些词的谐音，却很难仅凭字面给它定罪。草泥马不是一个单纯的粗俗笑话，而是中国网民在审查中发明的一套政治语言：不能直接骂，就用一只动物代替；不能直接说审查，就说河蟹来了。说话的人好像在开玩笑，听得懂的人都知道他在反抗什么。
但语言游戏挡不住越来越高的墙。YouTube在2007年10月第一次遭遇整站封锁，几天后又恢复。你没听错，今天必须翻墙才能看的油管，当时在大陆大部分时间还能直接登录。2009年3月23日晚，中国大陆访问YouTube的流量迅速下降，第二天接近于零，此后再也没有正常恢复。
两个月后，工信部又准备把过滤系统推进到你书房里的个人电脑。5月19日发布的文件规定，从7月1日起，所有在中国生产、销售以及进口的电脑，都要预装一款名叫“绿坝—花季护航”的软件。中央财政为此支付了四千多万元。
官方说，绿坝只是为了保护青少年免受不健康内容影响。研究人员测试软件后，却发现它还会过滤政治和宗教词汇，可以在用户没有得到提醒的情况下更新敏感词名单，甚至会关闭浏览器、电子邮件和文字处理软件。更严重的是，程序存在安全漏洞，黑客可能借此查看屏幕、复制文件，甚至远程控制电脑。
绿坝意味着网络审查不再只设在国际出口和网站服务器上，而要直接装进每个人买回家的电脑。计划引发中国网民、电脑厂商和国际企业的强烈反对。6月30日晚，距离强制预装只剩几个小时，工信部宣布推迟实施。绿坝没有完成全国铺设，但它让人们第一次看清，北京希望把审查推进到什么位置。
就在绿坝争议最激烈的时候，境外社交媒体开始从中国网络上消失。2009年6月2日，64事件二十周年前夕，Twitter第一次遭到全国封锁。短暂恢复以后，7月初再次被封，此后一直无法正常访问。Facebook则从7月7日开始在中国大陆大面积消失。
7月初的全面封锁发生在乌鲁木齐冲突以后。此前，广东韶关一家玩具厂流传出针对维吾尔工人的虚假指控，引发汉族工人围攻。两名维吾尔工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7月5日，乌鲁木齐最初举行的是要求调查韶关事件的和平示威，随后演变成严重的族群暴力。维吾尔人袭击汉族市民，汉族人随后也展开报复，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197人。
胡锦涛政府对这场悲剧的回答，是让整个新疆从互联网中消失。网络、手机短信和国际长途电话被大面积切断。当地商人无法收发订单，有人不得不到邻近省份发送邮件。直到当年12月底，新疆居民才获准登录新华网和人民网，而且不能留言、不能进入论坛，也不能使用邮箱。
2010年5月14日，新疆才恢复完整的互联网服务。整整十个月，七百多万网民被切断与外界的正常联系。Facebook和Twitter却没有随着新疆恢复网络通信而解封。一次以紧急状态为理由的封锁，变成了覆盖全国、长期存在的新边界。
Google很快也走到了这条边界面前。
2010年1月12日，Google公开宣布，公司和二十多家美国企业遭到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调查还发现，一批中国人权活动者的Gmail邮箱长期遭人入侵。Google同时表示，不愿再继续审查Google.cn的搜索结果，并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如果无法提供不受过滤的搜索服务，它将退出中国市场。
第二天，北京气温在零下十度左右。人们陆续来到中关村的Google中国办公楼前，在彩色标志旁放下鲜花、蜡烛、卡片和白酒。有人写下“谷歌，真汉子”，有人写“珍重，再会”，还有人留下了一本英文版《1984》。一家互联网公司可能被迫离开中国，送别它的人却像在提前参加一场葬礼。
园区保安很快开始清走鲜花，并告诉后来的人，献花需要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否则就是“非法献花”。这个荒诞的新词当天传遍网络，相关帖子和百科词条随后又被删除。“非法献花”本身，也被列入了不能正常搜索的内容。
两个月的谈判没有结果。北京时间3月23日，Google停止审查Google.cn，把中国版搜索服务转到香港。中国用户再次输入网址，页面上只剩下一句话：“欢迎您来到谷歌搜索在中国的新家。”
四天以后，《重庆晚报》刊出一篇《网络神兽古鸽迁移记》。文章把Google写成一种来自美国加州的“搜索隐禽（引擎）”，因为无法抵抗天敌“河蟹”，只能举族迁往中国南方的一个港口。Google所在的中关村变成了“鸟关村”，百度则被写成一种即将称霸中国的“毒鸟”。
这篇文章没有直接出现一句政治批评，却让所有读者都看懂了。文章很快被网站删除，中宣部随后将它定为“严重政治差错”，要求其他媒体不转载、不报道、不评论。
从“河蟹”到“草泥马”，再到“古鸽”，中国网民的表达似乎越来越幽默，实际上却是正常说话越来越困难。每多发明一个谐音词，就意味着又有一句话不能直说。
防火墙技术并不是从胡锦涛上台那天才出现，但在他执政的十年里，它完成了最关键的转变：从过滤几个词语，发展到封锁整个平台；从限制一所大学的论坛，发展到切断一个自治区的互联网；从要求中国网站删帖，发展到要求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接受审查，否则就离开中国。
2014年，习近平政府进一步切断中国大陆用户对Google香港搜索、Gmail等境外服务的访问。但在习近平上台以前，YouTube、Twitter和Facebook已经在胡锦涛时代遭到长期封锁；Google也因为北京坚持审查搜索结果，被迫在2010年把大陆搜索服务迁往香港。习近平把墙修得更高、更密，胡锦涛则完成了把中国网民关进墙内的关键基础工程。
第三章 公园与空椅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当局宣布在紫竹院公园、日坛公园和世界公园划出示威区域。任何人只要提前五天申请，得到公安机关批准，就可以在那里合法表达诉求。这个安排被当作中国履行奥运承诺、尊重表达自由的证据。
整个奥运期间，北京公安共收到七十七份申请，涉及一百四十九人。官方最后宣布：七十四份经过“协商”后撤回，两份因为手续不全被暂停，一份不符合法律规定。批准的数量是零。
七十九岁的吴殿元和七十七岁的王秀英，因为住房在2001年被强拆，想在奥运示威区申诉。两位老人接连四次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办理手续，第一次便被盘问了十个小时。8月17日，她们收到一份日期写着7月30日的决定书：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劳动教养一年。
两人当时没有被送进劳教所，而是留在家中受监控；一旦违反限制，就可能被立即收走。第二天，她们又去递交申请，警察告诉她们：既然已经被劳教，就没有资格申请示威。
这套程序的荒谬之处正在这里。政府先告诉世界，中国公民可以依法示威；两位老人相信了，认真填表、反复申请；随后，同一套权力又用们的申请证明她们需要被劳教。公园是真的，申请表是真的，法律条文也是真的，唯独依法表达的权利是假的。
北京奥运是胡锦涛政权向世界展示“盛世中国”的头号国家工程。2008年6月27日，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亲自部署奥运筹办最后阶段的工作，会议明确要求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卫。北京为此动员了五万名警察，以及一百多万名民兵、巡逻队员和安保志愿者。所谓“平安奥运”的政治标准，不是抗议者能够安全表达，而是所有抗议都不能真正发生。
同一年，四川地震让这种逻辑更加刺眼。地震发生两个小时后，温家宝飞往四川。接下来的几天，他穿着皱巴巴的白衬衣，蹲在废墟旁指挥救援，对着被掩埋的孩子喊话。电视台反复播放这些画面，一个亲民、流泪、和普通人站在一起的总理形象由此达到顶峰。
5月18日，胡锦涛也站在什邡市蓥华镇的救援现场，高声喊出：“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对胡温来说，这场灾难同时成了一次巨大的政治宣传：温家宝负责展示亲民，胡锦涛负责展示坚强，官方媒体则把救灾拍成胡温政府“以人为本”的证明。
真正的考验，不是领导人在镜头前流泪和喊话，而是镜头离开以后，遇难学生的父母能不能追问责任。记者一度获准进入灾区，但当人们开始追问，为什么那么多学校垮了，周围一些建筑却还站着，这种自由便迅速结束。
四川德阳的一名中学教师刘绍坤走访灾区，拍下倒塌校舍，把照片和对工程质量的质疑发到网上。6月25日，他被带走，理由是“散布谣言，破坏社会秩序”，随后收到劳动教养一年的决定，没有公开审判，也不需要法院判决。
胡锦涛时代允许你拍摄灾难，却不允许你追问灾难为什么发生；允许你赞美救援，却不允许你追问那些学生为什么会死在本应安全的教室里。
2008年12月8日，作家刘晓波在北京被带走。《零八宪章》原定两天后公开；因为刘晓波突然被捕，文件提前流出。最初参与联署的有三百零三人，他们主张言论、结社和宗教自由，要求司法独立、民主选举和宪政改革。没有武器，没有地下组织，只有一份文件和一串签名。
刘晓波被带走十天后，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他在讲话结尾说：“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一定能够实现目标。中国社会后来常常只记住“不折腾”三个字，觉得这是一位谨慎温和的领导人对安稳生活的承诺。
但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意思就完全不同。胡锦涛所允许的改革，是共产党继续掌权之下的经济改革；刘晓波提出的政治改革，则属于必须被消灭的“折腾”。前者可以在人民大会堂庆祝，后者连讨论都要付出自由的代价。
2009年6月，刘晓波被正式逮捕。12月23日，审判只用了几个小时；圣诞节当天，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他十一年有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判决书列出的核心证据，是他写过的六篇文章、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以及他利用互联网传播这些文字。
胡锦涛政权用一次正式审判，把一个只发表文章、参与起草文件的人送进监狱十一年，也把自己对“改革”的真实边界写进判决书：经济可以开放，市场可以扩大，奥运会可以邀请全世界政要；但谁若要求权力接受选票、法律和言论的约束，谁就会被当成国家的敌人。
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两天后，刘霞到锦州监狱探望丈夫。刘晓波哭了，他说这个奖应该献给1989年北京镇压中的死难者。
刘霞回到北京，随即失去自由。她的电话和网络被切断，访客被拦在门外。她没有被起诉，也没有收到任何判决，却被警察看守在家中。
两个月后的12月10日，挪威奥斯陆市政厅举行颁奖仪式。舞台中央摆着一把蓝色椅子，椅子上放着证书和奖章，却没有领奖人。刘晓波正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他的妻子也被困在北京家中。
那把空椅子的画面传遍世界，在中国却迅速遭到封锁。网站删除图片，搜索受到限制，连“空椅子”也成了需要小心使用的词。
2008年北京三个空荡的示威公园，与2010年奥斯陆那把空椅子，构成了胡锦涛时代最准确的一组政治肖像：权利可以写进宪法，可以印在奥运承诺里，也可以圈进三座公园；但真正走进去的人，会被权力从公共生活中抹去。
刘晓波足够有名，世界至少看见了那把椅子。更多没有名气的上访者，什么都不会留下。他们在火车站和街头被拦住，被塞进汽车，送进没有招牌、没有手续、也没有人承认存在的房间。
收容遣送站的牌子已经摘掉，胡锦涛的黑监狱却开始营业。
第四章 黑狱生意
2009年7月31日，二十一岁的安徽姑娘李蕊蕊第一次来到北京上访。四天以后，她被阜阳市驻京办的截访人员找到，送进北京南站附近的聚源宾馆。
那里虽然叫宾馆，住客却不能自由进出。建筑内已经塞进七十多名来自各地的上访者，身份证和手机被收走，门口有人看守。他们没有收到拘留证，不知道要被关多久，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违反了哪一条法律。
8月4日凌晨，李蕊蕊遭到一名看守性侵。天亮以后，几十名上访者冲出宾馆，陪她到派出所报案。陪同报案的人一度被扣住，李蕊蕊则被送回安徽。当地干部答应帮助她讨回公道，同时要求家属看住她，不要再到北京。
事件闹大以后，涉案看守徐建投案。年底，北京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八年，赔偿李蕊蕊经济损失两千三百元零九毛。但判决书只处理了性侵，没有回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谁把一个没有犯罪的年轻女人关进宾馆？阜阳市驻京办凭什么在首都设立关押上访者的场所？里面另外七十多人又是谁抓来的？
这些问题没有进入法庭。徐建坐了牢，聚源宾馆背后的截访系统却毫发无损。国家惩罚了一个越过界线的看守，却没有追究是谁把李蕊蕊送到了他手里。
这套系统的前身，是收容遣送。2003年，孙志刚死在广州收容站以后，国务院宣布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公开挂牌的收容站不能再随意关押没有本地户口的人，这成为胡温新政最著名的开明标志之一。
但制度被废除，不等于制造这套制度的权力逻辑被废除。地方政府仍要阻止上访者进京，公安系统仍要控制所谓“不稳定人员”，干部也会因为辖区内出现大量进京上访者而受到通报、扣分和追责。
2005年，温家宝签署新的《信访条例》。文件开头写着“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实际执行中最重要的变化，却是把原来的“分级负责，归口办理”，改成“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明确责任，放进中共的干部考核体系就变了味。一个人到北京控告县里的官员，北京不会替他调查，而是把人和材料交回原籍处理。被控告的地方政府，既要处理冤情，又要为这个人成功进京承担政治责任。对官员来说，最快的办法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2008年12月，胡锦涛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说：“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当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硬任务，上访人数便不再只是社会问题，而是考核干部能不能守住地盘的政治指标。胡锦涛政权一边要求“属地负责”，一边追究进京上访，等于把截访任务层层压给地方。各地于是在火车站、国家信访局和中南海周边布置截访人员。
他们先把上访者送到马家楼等接济场所，由各地驻京办辨认和领走。公开的强制收容不能再用，地方政府便租下宾馆、招待所、养老院、废弃厂房和普通民宅。门外没有牌子，截访人员没有警察编号，更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后来，人们把这些地方叫作黑监狱。
2009年，人权组织访问了三十八名曾被关进黑监狱的上访者。有人被殴打，有人被没收申诉材料，还有一名十五岁女孩因为替残疾父亲申诉，被从北京街头抓走，在甘肃一家养老院关了两个多月。地方政府通常按照每名上访者每天一百五十到两百元，向黑监狱经营者支付食宿和看管费用。
只要能够抓到人，非法拘禁就可以赚钱。黑监狱由此不再只是地方干部的临时办法，而是迅速长出了一条商业链，成了一门生意。
2010年9月，《财经》曝光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这家公司与各地政府和驻京办签订所谓“特保护送服务合同”，派人寻找上访者，收走手机和身份证，关进自己控制的院落，再用车辆押回原籍。一名广西上访者回忆，看守告诉她，地方政府为了把她带回去，要向这家公司支付三万元。
安元鼎拥有三千多名保安。2007年，公司营业收入是860万元；到2008年，已经增长到2100万元。福建上杭县公安局甚至曾在政府网站的工作报告中承认，当地与安元鼎签订合同，把十八名女性上访者押送回乡。
一个私人保安公司，能够在北京街头抓人，能够长期经营关押场所，还能与地方政府签订合同，这不是一个胆大包天的老板能够独自完成的犯罪。安元鼎就是胡锦涛维稳体系的承包商。地方政府出钱，驻京办提供名单，北京的警察和监管部门选择看不见，私人公司负责完成最脏的工作。
报道引发舆论以后，北京警方拘留了安元鼎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宣布调查非法拘禁。但媒体对案件的追踪很快消失，也没有哪一级政府因为购买非法截访服务承担责任。处理一家曝光的公司，拦不住仍在运行的整套截访系统。
收容站被撤销，政府可以宣称尊重人权；非法关押却被搬进没有招牌的旅馆，交给驻京办、基层干部和私人保安。牌子没有了，受害者反而更难被找到。
而这一切都需要钱。截访人员要发工资，宾馆要付租金，保安公司要按人头结账，地方干部还要维持越来越庞大的监控网络。接下来，胡锦涛又把这些临时手段变成一套由财政供养、覆盖全国的维稳机器。
第五章 维稳国家
2010年4月17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进河南漯河市精神病医院，见到五十九岁的农民徐林东。面对记者，他没有长篇申诉，只在一张黄色稿纸上写了五个字：“救救我，想出去。”然后签下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徐林东已经被关了六年半。他不是为自己上访，而是帮助同村一户残疾人家庭处理宅基地纠纷。从1997年开始，他替邻居写材料，陪她向政府反映问题。2003年10月，徐林东在北京上访时被乡政府人员抓回河南，直接送进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
他的家人直到将近四年以后，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家属要求接人，医院却回答：人是乡政府送来的，家属没有权利办理出院。大刘乡政府为了防止徐林东继续上访，六年多来每个月向医院支付一千多元。
医院的病历把“坚持逃跑、继续上访”写成偏执症的表现。徐林东后来回忆，他在里面被捆绑四十八次，接受电击五十四次，还被强迫服药（这个要在字幕中删除）。一个原本说话正常的农民，出院时身体消瘦，反应迟钝，还留下了口吃。
报道刊出两天后，徐林东终于回家。调查认定，三名基层干部为了把他送进医院，伪造了相关证明；加上当年的乡党委书记，共有四名官员被免职。但没有人因为非法剥夺一个公民六年半的自由而坐牢。
徐林东的遭遇让一个新词在中国流行起来：被精神病。它与黑监狱使用的是同一种办法，只是换上了白大褂。黑监狱把上访者说成扰乱秩序，精神病院则把继续申诉写成患病症状。只要地方政府愿意付钱，医生、病床和药物也可以成为维稳工具。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召集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门研究“社会管理及其创新”，要求“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三个月后，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加强社会管理。会议说，这项工作“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这句话把优先级说透了：这套社会管理的最高目标不是服务民众，而是守住中共的执政地位。
当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第一份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专门文件。随后，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改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成员单位从四十个增加到五十一个。它负责建立覆盖全部人口的动态管理体系，把流动人口、“特殊人群”、社会组织、互联网和基层社区全部纳入统一管理。
这套系统在基层落地以后，最典型的形式叫作网格化。北京东城区把二十多平方公里划成五百八十九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管理员、警员、党支部书记、司法人员和消防人员。过去，政府只有在事情发生以后才会出动警察；网格化以后，每条街、每栋楼、每一个被认为可能制造麻烦的人，都有人提前发现、登记和上报。
机构扩张的同时，财政投入也在迅速增长。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预算达到6244亿元，国防预算是6011亿元。其实在上一年的实际支出中，公共安全已经超过国防；到了2011年，年初预算也已经高于国防。
这项预算并不是一个单独标注为“维稳”的科目，还包括法院、司法、监狱等支出。但武警、公安、法院、司法和缉私警察五项占了八成以上，其中公安系统得到3225亿元，武警超过1046亿元。八成以上的公共安全开支又花在地方，真正承担截访、监控和处置群体事件成本的，正是县市两级政府。
胡锦涛在台上讲“和谐社会”，财政账单却说明了这个社会依靠什么维持和谐。一个政权愿意拿出比国防预算更多的钱防范国内民众，说明它最害怕的敌人，并不在国境线以外。
但维稳机器不只会使用强制。2011年，广东乌坎村民因为土地被村干部私下出售，连续举行抗议。村民代表薛锦波被警察带走，两天后死在羁押期间。官方说他死于心脏问题，家属却在遗体上发现多处伤痕，拒绝接受这个结论。
愤怒的村民赶走村干部和警察，在村口设置路障。上千名警力包围乌坎，切断物资进入。事件通过网络传遍全国以后，广东省政府没有立即强攻，而是承认村民的主要诉求合理，释放被捕人员，并同意重新选举村委会。2012年，乌坎村民投票选出了自己的村干部。
当时很多人把乌坎看作胡锦涛时代仍有政治改革可能的证据。但这场选举没有推广到其他地方，“乌坎模式”也没有变成一项全国制度。它究竟是一项新的权利，还是维稳机器为了结束危机做出的临时让步？四年以后，答案来了。
第六章 不是反面
2016年，习近平从胡锦涛手中接过总书记的权柄已经两年，6月18日凌晨，几名警察闯进乌坎村委会主任林祖恋的家，把他从睡梦中带走。
林祖恋是2012年那场村民选举中当选的负责人。四年过去，当年被侵占的土地大部分没有归还，补偿问题也迟迟没有解决。被抓以前，他刚刚发表公开信，准备召集村民再次集体上访，要求政府兑现承诺。
从林祖恋被捕的第二天开始，乌坎村民每天举着国旗游行，要求释放林祖恋、归还土地。三天以后，林祖恋出现在官方发布的视频里，对着镜头承认收受贿赂。那时案件还没有开庭，他的家属聘请的律师也无法正常介入。村民不相信这份电视认罪，游行持续了八十多天。
9月8日，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林祖恋三年零一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二十万元。五天后的凌晨，警察进入乌坎，逐户抓走抗议组织者。村民用砖块和石头抵抗，警察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至少十三人被捕。村口设置检查站，互联网一度中断，持续近三个月的游行被强行终止。
五年前，胡锦涛时代的广东官员走进乌坎谈判，承认村民的主要诉求合理，允许重新选举；五年后，习近平时代的警察走进同一座村庄，把选出来的负责人送进监狱。
表面看，这是两个时代、两种处理方式。实际上，前后两幕恰好证明了同一件事：2011年的让步从来没有成为制度。村民得到的不是一项可以对抗地方政府的土地权和选举权，而是上级为了结束危机临时批准的一次例外。只要土地仍由权力支配，选出来的人仍可能被抓，一切就随时可以收回。
胡锦涛留给习近平的，也远不只是一宗没有解决的土地纠纷。全球社交平台已经被挡在墙外，截访和黑监狱已经形成产业，网格化管理已经进入社区，公共安全开支也已经超过国防。一套覆盖媒体、网络和基层社会的控制系统已经成形。
甚至在胡锦涛执政的最后一年，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还扩张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于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等案件，只要认定在家执行会妨碍侦查，侦查机关就可以把嫌疑人带到指定地点，期限最长六个月。政治控制不再只靠黑监狱和劳教，又多了一件写进刑事程序的工具。
习近平上台以后没有拆掉这套体系。他做的是集中权力、扩大对象，再用新的技术提高效率。
2013年，习近平在解释为什么要重组互联网管理体制时说，过去的问题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改革的目标，是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互联网管理合力”。这段话已经说透：在习近平看来，胡锦涛的方向没有错，问题只是那套机器还不够统一、不够高效。
此后，网格员接上摄像头、手机实名制、人脸识别和大数据；分散在宣传、公安和互联网公司的审查权，被收进更集中的管控体系；“维护稳定”也被提升为覆盖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和网络的“国家安全”。习近平只是把这套系统管得更集中、监控得更细、打击范围扩得更大。
胡锦涛确实按时退休，任内也保留了更多党内集体领导。可那只是中共高层如何分权的区别，不是普通中国人有没有权利的区别。
习近平让人恐惧，胡锦涛则更容易让人误判。前者把强硬写在脸上，后者一边讲和谐、亲民和依法治国，一边把强制藏进讲话、文件、财政预算和干部考核。社会记住了胡温偶尔允许的报道、灾难现场的眼泪和乌坎的一次选举，却逐渐忘记了为这些短暂空间付出代价的人。
现在再回到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胡锦涛被带离会场，并不意味着一个民主时代被独裁者赶出了历史。胡锦涛从来没有允许中国人决定谁能够坐在那张主席台上。那一幕真正展示的是：一位旧式的中共统治者，在自己参与建造的权力体系里，已经失去了让继承人回头看他的能力。
所以，不能因为习近平更坏，就把胡锦涛重新包装成明君；也不能因为今天更加黑暗，就把昨天的受害者从记忆中删除。
胡锦涛不是习近平的反面。胡温十年也不是今天中国的解药。
他是习近平时代的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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