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地声Edysen
@KA594594
有一种说法，近些年颇为流行：“共产党是掌权的中国人，中国人是在野的共产党。”这句话乍听很深刻。它把共产党统治中国的问题，一下子推到了“中国人”自身：共产党为什么会在中国产生？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服从它、依附它，甚至在自己获得一点权力以后复制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皇权意识、官本位、家长主义、等级秩序和对权力的崇拜，是不是共产党能够在中国生长并延续的文化土壤？
这些问题当然值得讨论，中国人也当然应该反省自己。但我越来越觉得，在讨论“中国人为什么选择了共产党”以前，有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被轻轻跳过去了：中国人真的选择了共产党吗？谁选择的？哪一代中国人选择的？在什么时候选择的？通过什么方式选择的？他们当年选择的，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即使我们的父辈、祖辈真的选择过共产党，他们有权替自己的子孙签下一份永远不能解除的政治契约吗？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回答，那么“中国人选择了共产党”本身，就可能是一句未经证明的历史判词。
一、共产党取得了中国，不等于中国人选择了共产党
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暴力取得中国大陆政权，这是历史事实。但“共产党取得了中国”和“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中共政权首先是革命、内战和军事胜利的产物，而不是通过一场现代意义上的全国自由竞争性选举产生的。如果因此走到另一个极端，说共产党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人的支持，也不符合历史。它得到过，而且这种支持曾经相当广泛，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真诚的。
国民政府后期的腐败、恶性通货膨胀、政治压制、战争造成的社会疲惫，都在不断消耗国民党的政治信用。与之相反，共产党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纪律严明、关心底层、反对腐败、追求社会公平，同时主张民主自由的新政治力量。许多知识分子相信过它；许多青年投奔过它；许多农民支持过它；甚至许多并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也曾经认为共产党至少可能带来一个比国民党更加清明、公平、民主的新中国。
这些事实没有必要否认。真正需要分辨的是：“很多中国人支持过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永久统治中国的权利授予共产党”，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历史事实问题，后者则是政治合法性问题。而且，即使我们承认曾经有很多中国人主动选择共产党，仍然必须继续追问：他们当年究竟选择了什么？
二、《历史的先声》：共产党当年向中国人推销的是什么？
阅读笑蜀编选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错位感。书中收录了大量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共报刊和政治人物关于民主、自由、宪政、选举、新闻自由、反对独裁、反对一党专政的文章和言论。如果把出处遮住，其中一些文字拿给今天的中国年轻人看，他们甚至可能误以为出自某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那个年代的共产党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它谈民主，谈自由，谈宪政，谈人民监督政府，谈新闻和言论自由，谈反对独裁，谈民主联合政府。这些历史材料为什么重要？因为它们至少证明了一件事情：共产党在争取中国人的时候，非常清楚民主、自由、宪政、公平这些东西对于中国人具有政治号召力。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中国人天生适合共产党”，如果中国人骨子里只喜欢专制、崇拜权力、不需要民主，那么共产党当年为什么还需要高举民主、自由、宪政的旗帜来争取中国人？它为什么不把后来真正形成的政治制度提前告诉中国人？为什么不公开宣布：我们取得政权以后，将长期一党执政；我们不会允许另一个政治力量通过竞争性全国选举取代我们；我们将建立一个党组织深入国家与社会各个重要领域的政治体系；我们将改造知识分子；我们将决定哪些政治思想可以公开传播；我们将发动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然后再问全国人民：这样的共产党，你们要不要？
历史没有给中国人这样一次选择。他们面对的是另一个共产党。至少，是共产党自己公开描述出来的另一个共产党。
三、那些奔向延安的人，究竟选择了什么？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确实有许多知识分子、学生和青年主动走向共产党。这个事实不仅不应该回避，反而应该认真面对。有人对国民党失望；有人痛恨腐败；有人投身民族救亡；有人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改变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有人相信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民主；有人相信自己正在参与建设一个公平、自由、有尊严的现代中国；当然，其中也会有野心家、投机者和狂热分子，但是同样存在大量真诚的理想主义者。
我们今天如果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便回过头嘲笑这些人“愚蠢”，其实是一种廉价的后见之明。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他们当时被邀请选择的，究竟是什么？一个相信民主联合政府的知识分子，是在选择1957年的反右吗？一个因为厌恶国民党新闻审查而支持共产党的记者，是在选择后来更加严密的新闻控制吗？一个相信思想自由的教授，是在选择思想改造吗？一个满怀理想奔赴延安的青年，是在选择一个任何其他政党都不能通过竞争性全国选举取而代之的永久执政党吗？
显然不能这样倒推。一个人购买了甲，卖方后来交付了乙，不能因为他当初付过钱，就宣布他其实连乙也选择了。
四、“耕者有其田”：底层中国人相信的是什么？
对于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而言，事情甚至更加直接。他们未必读过马克思，未必知道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未必理解共产主义最终意味着怎样的经济制度。他们能够理解的是几个非常朴素的字：耕者有其田。
对于今天坐在城市书房里的人，土地很容易成为一个抽象的制度问题，可是对于一个世代贫困、缺少土地甚至没有土地的农民来说，土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粮食；意味着一家人能不能活下去；意味着儿子能不能成家；意味着自己是不是永远替别人种田；意味着一个人在乡村社会里有没有最基本的尊严和安全感。
当一个政治力量告诉农民：跟着我们，你能够得到土地。为什么会有人支持它？一点都不神秘，甚至具有强烈的现实理性。可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土地改革，分田，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短短几年，历史完成了一个令人唏嘘的循环：一个农民因为共产党答应给他土地而支持共产党；土地确实一度到了他的手里，随后他却又逐渐失去了对土地独立支配的权利。
问题仍然存在：当初那个因为“耕者有其田”而支持共产党的农民，究竟选择了什么？他选择的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还是同时选择了几年后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如果不能把这两件事情区分开，那么所谓“人民的选择”就会变成一个可以任意解释的词。
五、如果不是欺骗，那就是背叛
写到这里，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共产党当年的这些承诺，从一开始就是欺骗吗？
我反而不愿意轻易作这样的判断，历史通常比阴谋论复杂。我们无法进入每一个1940年代共产党人的内心，更没有必要证明当年每一个谈民主、自由、土地和公平的共产党人，说每一句话时都在撒谎。
不妨把最有利于共产党的一种解释让出来。我们姑且假定：他们当年是真诚的。假定当年的共产党人真的相信民主；假定他们真的反对一党专政；假定他们真的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假定他们真的相信农民应该拥有土地；假定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真的相信，自己正在创造一个更加公平、自由、有尊严的新中国。那么问题反而更加严重：后来呢？
如果当年的承诺不是欺骗，那么后来对这些承诺的抛弃，就有另外一个名字：背叛。对自己政治承诺的背叛；对曾经相信它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对相信“耕者有其田”的农民的背叛；对那些因为追求民主、自由、公平而投奔它的青年的背叛；也是对它曾经宣称要建立的那个新国家的背叛。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道共产党很难绕开的两难题：如果那些承诺从一开始只是夺取政权的手段，那么这是欺骗；如果那些承诺当年确实出于真诚，那么后来就是背叛。
无论答案是哪一个，都无法自动产生一个结论：中国人民因此把永久统治中国的权利交给了共产党。
欺骗不能产生永久合法性，背叛同样不能。
六、“打天下、坐江山”：这是谁家的天下？
中国人非常熟悉一句话：打天下，坐江山。因为听得太多，我们甚至很少意识到，这几个字背后隐藏着一整套政治哲学。
所谓“打天下”，究竟打下来的是什么？首先当然是土地，是山川河流，是城市乡村，是矿山森林，是港口铁路，是工厂银行，是粮食能源，是财政税收，是一个国家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一切有形与无形资源。但是别忘了：土地上还有人，农民，工人，商人，知识分子，学生，老人，孩子，共产党员，国民党支持者，共产党的支持者，共产党的反对者，以及数量更加庞大的、从来没有真正选择过任何一方、只是想在乱世中活下去的普通人。战争结束以后，他们与土地、城市、矿山、工厂、银行、铁路一起，被纳入胜利者建立的新政治秩序。
“打下江山”这几个字如果真正拆开来看，就会出现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所谓江山，究竟只是土地，还是也包括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如果一个政党认为，因为自己打赢了战争，所以这个国家是自己“打下来的江山”；又因为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所以自己天然有资格“坐江山”，那么沿着这套逻辑继续往下推：生活在江山上的人民，又是什么？答案其实已经隐藏在“打天下、坐江山”的语言里面。他们也是胜利的一部分，说得更加刺耳一点：他们也是战利品的一部分。
七、中共最大的战利品，不是土地，而是土地上的人
1949年共产党取得的战利品是什么？北京，上海，广州，东北工业基地，全国铁路，矿山，银行，工厂，财政，土地，当然都是；还有一个比所有这些加起来都更加庞大的战利品：几亿中国人。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从来不仅仅是土地，还有土地上的人口。这几亿人中，有人真心欢迎共产党，有人恐惧共产党；有人反对共产党；有人曾经支持国民党；有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更多的人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工人、小商贩、家庭妇女，只想活下去，把孩子养大。但是战争胜负并不询问他们，谁赢了，他们就归谁统治。这就是“战利品”与“公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公民拥有国家。战利品被胜利者支配；公民授权政府，战利品接受胜利者的安排；公民能够选择统治者，也应该能够更换统治者；战利品则没有选择胜利者的权利，战争结束的时候，谁赢了，谁接管他们。
所以，“打天下、坐江山”绝不只是一句无伤大雅的传统俗语。它背后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权力伦理：天下是谁打下来的，天下就是谁的；江山是谁夺来的，谁就有资格坐。至于生活在江山上的人？他们自然也成为江山的一部分。
于是一个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在最深层的政治语言中却保留着一个完全相反的逻辑：不是人民拥有江山，而是打下江山的人拥有人民。
八、什么叫“党国”？国属于党的
这也就解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党国。什么叫党国？从最简单的字面上说，就是党与国不再能够清楚分开。
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里，国家应该高于任何一个具体政党。国家属于全体公民，政党只是公民为了参与政治而组成的工具；今天甲党执政，明天可以乙党执政；政府可以换，政党可以下台，但是国家仍然在那里。，国家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私产。
可是在党国体制里，逻辑被倒了过来。党领导国家，党领导政府，党领导军队，党领导立法、司法、行政以及社会的重要领域。党组织深入国家机器，“党领导一切”最终产生一个极其简单、却常常被复杂政治术语掩盖的现实：国属于党。至少在政治权力的实际运行意义上，党不是国家中一个可以被替换的政治组织，而是成为国家权力结构本身的核心。于是党与国逐渐重叠，爱国被要求表现为爱党，批评党被解释为反对国家，党的历史被写成国家的历史，党的利益被描述成国家的利益，党的安全被上升为国家安全，党的统治被等同于国家稳定。到最后，人们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没有这个党，就没有这个国家。但这恰恰颠倒了最基本的关系。
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中国人不是1949年以后才出现的；山河不是共产党创造的；人民不是共产党生产出来的；这个国家更不是某一个政治组织的私产。共产党可以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政党，可以成为执政党，甚至可以因为历史功绩获得很多人的尊敬。但无论它曾经做过什么，都无法在逻辑上推出：中国属于共产党。
现代政治真正应该成立的关系恰恰相反：党属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国家属于人民。而不是：国家属于党，人民属于国家，于是人民最终也属于党。
如果后一条逻辑成立，那么“人民共和国”就只剩下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人民究竟是共和国的主人，还是党国的资源？
九、战利品为什么会变成耗材？
“战利品”与“耗材”并不是两个为了刺激读者而堆砌出来的词。它们其实描述了同一套政治逻辑的两个阶段。
战利品回答的是：你属于谁；耗材回答的是：得到你以后，怎样使用你。打天下，是获得；坐江山，是使用；战争年代需要兵，就要兵源，需要粮，就要粮食，需要民夫，就动员民夫；革命胜利以后，需要阶级斗争，就把人划分成各种政治身份；需要工业化，就要求农业和农村人口承担巨大的积累成本；需要大跃进，就全民冲指标；需要人民公社，就把亿万农民高度组织起来；改革开放以后，政治语言改变了，使用人的方式也发生变化。需要出口制造业，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为廉价劳动力；需要高速增长，人被计算为“人口红利”；房地产成为经济支柱以后，一代家庭又把未来几十年的收入变成房贷；人口下降以后，人们又开始被提醒生育的重要性。
不同年代当然不能简单类比。我也不认为所有公共政策都可以粗暴解释为“压榨人民”。现代国家必然征税，必然建设，必然要求公民承担义务，也必然在某些时候进行社会动员。真正的问题不是国家是否使用社会资源，真正的问题是：人民有没有决定这些资源如何被使用的政治权利？
当国家要求你作出牺牲的时候，你有没有说“不”的权利？有没有组织起来表达利益的权利？有没有公开批评政策的权利？有没有要求制定错误政策的人下台的权利？最终——有没有更换统治者的权利？如果没有，那么所谓“主人”就越来越接近一种政治修辞。
真正的主人至少应该拥有一个权利：决定自己的东西怎样被使用。而一个不能决定自己怎样被使用的人，怎么证明自己是主人？
十、“牛马”“韭菜”“人矿”：黑色幽默背后的政治问题
今天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用一些自嘲性的词称呼自己：牛马，韭菜，人矿。这些当然首先是互联网时代的黑色幽默，但是这些词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共鸣？因为它们共同表达了一种感觉：我不是目的，我是资源。需要我劳动的时候，我是劳动力；需要我消费的时候，我是消费者；需要我买房的时候，我是刚需；需要我负债的时候，我是信用；需要人口的时候，我又成为生育指标背后的数字。
当然，一个复杂社会不能因为存在这些政策需求，就简单证明国家把所有人当作“耗材”。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一个人长期缺乏参与规则制定、监督权力和更换统治者的能力时，他便越来越容易产生一种真实的政治体验：我的人生不断被计算，但我的意见并不真正决定计算我的人是谁。
这才是“耗材感”的政治根源。而它最终仍然回到那个最古老的问题：究竟是国家属于人民，还是人民属于国家？
十一、牛马也会欺负牛马，韭菜也会帮助镰刀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重新回到文章开头那句话：“共产党是掌权的中国人，中国人是在野的共产党。”这句话并非毫无道理，共产党当然不是从火星降落到中国的外星组织，共产党由中国人组成。执行政治运动的是中国人；告密的是中国人；批斗别人的是中国人；在单位里刁难下属的也是中国人；一个刚刚被领导羞辱的人，转身可能羞辱比自己更弱的人；一个在权力面前卑躬屈膝的人，面对弱者又可能趾高气扬。
中国文化中的官本位、家长主义、等级意识、权力崇拜，都值得反省。甚至可以说：牛马也会欺负另一匹牛马；韭菜也可能帮助镰刀割下一茬韭菜。这恰恰是高度控制社会最可怕的地方。它不需要每一个人都是恶人，只需要建立一个结构，让恐惧、利益、野心、服从、嫉妒和自保彼此咬合，普通人便可能主动成为机器上的齿轮。
所以中国人当然应该反省，但反省不能变成一种更加廉价的东西：把所有责任平均分给“中国人”。
十二、共同的文化，不能抹平不同的权力
一个省委书记和一个农民都是中国人，但他们拥有的权力一样吗？一个制定户籍政策的人和一个被户籍制度限制一生的农民工都是中国人，但他们承担的责任一样吗？一个发动政治运动的人，一个积极执行运动的人，一个趁机迫害邻居的人，一个为了保护家人保持沉默的人，一个最终被运动吞噬的人——他们当然都是中国人。但能不能因为“中国文化”四个字，就把他们放进同一个道德篮子？不能。
共同的文化不能抹平不同的权力；共同的人性弱点也不能制造共同的政治责任。
如果把共产党的一切最终解释成“中国人的民族性”，就会发生一种非常奇怪的事情：共产党消失了，制度消失了，组织结构消失了，枪杆子消失了，宣传机器消失了，审查制度消失了，监狱消失了，具体作出决定的人也消失了。最后只剩下一个抽象的、有罪的“中国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别没有了，掌握国家机器的人和被国家机器碾过的人，也成了一回事。
这不是反思，这是用“民族性”重新遮蔽权力。
十三、即使祖父选择了共产党，孙子也没有义务继续选择
现在，我们再退一步。假设1949年前后真的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真心拥护共产党，甚至作一个更加有利于共产党的假设：假如当时真的举行一次充分自由、公平的全国选举，共产党仍然获胜。那又能证明什么？它最多证明：共产党在那个历史时刻拥有很高的政治合法性。可是它能够证明今天的共产党天然拥有继续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吗？不能。
还有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1949年的中国人，有什么权利替今天的中国人投票？1949年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可以选择共产党，但他能够替1980年出生的人选择吗？能够替2000年出生的人选择吗？能够替今天刚刚成年的中国人选择吗？当然不能。
更何况，就连那些当年选择过共产党的人自己，后来有没有改变选择的制度性权利？这才是“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这句话真正的逻辑漏洞。因为：真正的选择，必须包含重新选择的权利。一个选择如果一生只能作出一次，它就很难叫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授权；一个政党如果允许人民说“是”，却不允许人民以后说“不”，那不是人民自由选择政党，那是政党在选择自己的人民。你可以拥护我，但是不能赶我下台；你可以支持我，但是不能组织一个可能取代我的政治力量；你可以被我引用来证明合法性，但是不能撤回对我的授权。世界上没有哪一份正常的现代政治契约，可以这样成立。
十四、谁授权你统治今天的中国？
我们终于来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谁授权中国共产党统治今天的中国？军事胜利吗？军事胜利只能证明你打赢了一场战争。打赢战争，不等于获得对一个民族永久的统治权。革命功绩吗？历史功绩值得历史评价，但任何历史功绩都不能自动兑换成未来无限期的政治权力。功绩不是永久授权。经济发展吗？经济成就当然可以成为人民继续选择一个执政党的理由，但它不能成为取消人民选择权的理由。否则逻辑就会变成：因为我治理得好，所以你没有权利换掉我。这显然无法成立。
那么，是1949年的人民拥护吗？即使这种拥护真实而广泛，它也属于那个时代。祖先的政治选择不能作为政治遗产强制后代继承。
最后，是所谓“中国特色”吗？是中国文化吗？是“中国人就是这样”吗？更不能。
文化可以解释一种制度为什么容易产生，但文化不能证明一种制度因此具有永久合法性。
十五、战利品不是公民，耗材不是主人，服从不是选择
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一句轻飘飘的：“中国人为什么选择了共产党？”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中国人什么时候获得过选择共产党、拒绝共产党以及更换共产党的完整权利？
如果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前关于民主、自由、宪政、“耕者有其田”的承诺，从一开始就是取得天下的政治策略，那么它面对的是：欺骗；如果那些承诺当年确实真诚，那么后来对这些承诺的抛弃，则意味着：背叛。背叛曾经相信它的人，背叛曾经作出的承诺，背叛人民，也背叛了它自己曾经宣称要建立的那个国家。
如果“打天下”本身被当作“坐江山”的永久理由，那么问题更加清楚：共产党取得的不只是政权。在这套逻辑里，它取得的是整个江山，土地是战利品，矿山是战利品，铁路是战利品，工厂是战利品，银行是战利品，国家的各种资源是战利品；而土地上那些无论支持它、反对它还是根本没有选择过它的人，也一起被纳入胜利者的统治，人民也成了战利品。
战利品随后被组织、动员、配置、使用，战利品又变成耗材。而党国体制最终完成了这套逻辑的制度化：党领导国，国服从党。
于是“国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原则，在实际权力结构中不断遭遇另一个逻辑：国属于党。而当国属于党、人民又被视为国家的人口与资源时，一个更加危险的等式便隐隐出现：人民也属于党。
这正是我们必须拒绝的地方。
十六、国家不是党的江山，人民不是党的战利品
一个政权如果真的相信人民今天仍然选择它，其实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证明。不需要反复讲述七十多年前的革命，不需要历史功绩证明，不需要宣传机器每天宣布自己代表人民。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把选择权真正交给人民，让人民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可以选择共产党，也可以选择别的政治力量；可以把一个政党送上台，也可以通过和平、公开、公平的制度程序让它下台。
如果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自由地选择共产党，那么没有人有资格否认这种选择；可是，如果人民没有拒绝的权利，凭什么把服从叫作拥护？如果人民没有更换统治者的权利，凭什么把被统治叫作选择？如果一份所谓“人民授权书”只能签署、不能撤销，那么它从来就不是授权书，它更接近一张世代相传的卖身契。
七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出生。他们没有参加过那场内战，没有去过延安，没有参加过土地改革，没有站在1949年的天安门广场，他们甚至出生在战争结束几十年之后。然而从出生的那一天起，一场发生在他们出生以前的战争，已经替他们决定好了：谁可以执政，谁不可以挑战，什么政治制度不能重新选择，哪个政党不能通过和平竞争被替换。
“打天下、坐江山”真正的问题终于显露出来。在帝王政治的逻辑里：谁打下天下，天下就是谁家的。而在现代政治的逻辑里，恰恰相反：国家从来不是统治者的财产，国家属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政党可以赢得战争，可以赢得选举，可以赢得历史声望，可以赢得一代人的真诚拥护；但它不能因此赢得尚未出生的人，更不能把一个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人，当成革命胜利之后可以永久继承的政治遗产。
所以，我不接受“共产党是掌权的中国人，中国人是在野的共产党”作为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
中国人当然应该反省自己的文化，反省对权力的迷恋，反省自己的怯懦和顺从，反省自己怎样在受害以后又成为伤害别人的人。但在这一切反省之前，我们必须先把一个最基本的关系摆正：不是党拥有国家，是人民拥有国家；不是人民属于江山，是江山属于人民；不是人民属于某个打下江山的政党，是任何政党都必须接受人民持续的、可以撤回的授权。
对于中共以历史胜利、革命功绩和过去的人民支持证明今天统治合法性的逻辑，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过去的胜利不能代替今天的授权；过去的拥护不能剥夺今天的选择；军事胜利不能产生一个民族的永久主人；党国体制也不能因为存在得足够久，就把“国属于党”变成天经地义。
国家不是党的江山，土地不是党的私产，山河不是党的战利品，人民尤其不是。战利品不是公民，耗材不是主人；不能说“不”的服从，更不是选择。
所以，当有人再次说“中国人选择了共产党”的时候，我想问的仍然只有那个最简单的问题：谁选择了？如果你说是1949年的中国人，那么请把选择权还给2026年的中国人，让他们自己回答。因为一个政权有没有得到人民授权，最终不能由七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证明，也不能由执政者自己宣布。只能由今天仍然活着的人民，用他们可以自由说“是”、也可以自由说“不”的权利来证明。
在此之前，与其说“中国人选择了共产党”，不如说：共产党打下了中国，并把土地、资源以及土地上的人一并作为胜利成果接收下来；随后在“坐江山”的漫长岁月里，一代又一代本应成为国家主人的中国人，又不断被作为建设、增长、稳定与各种宏大目标的资源和耗材。
这正是“打天下、坐江山”最深刻的悖论：嘴上说人民是江山，可如果江山是党打下来的，那么人民究竟是主人，还是战利品？
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答案只能有一个：江山属于人民，人民不属于任何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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