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罪我 其惟春秋 2026年7月24日
从这张照片开始，江青登上了政治舞台……
毛主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让江青以夫人名义接待外国来宾01 “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一九三七年八月底，江青到了延安。没有多久，江青就接触到了毛主席。到第二年的夏天，他们就走到了一起。
由于毛主席的身份比较特殊，他结婚的事情要经过中央批准。不知什么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大多数持反对态度，由于毛主席的坚持，最终，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同意了他与江青的婚事。
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与江青“约法三章”，对她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其著作《江青同志》一书中，也提及了此事：今后二十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
结婚以后，江青以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的身份，在毛主席身边照料他的生活。
在很长的时间内，毛主席和江青都遵守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规定。毛主席没有安排江青在党内担任任何实质性的职务；江青除了参加一些社会性的活动，更像是一位“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
“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这是一位曾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对江青的印象。
02 照片登上《人民日报》
新中国成立后，江青只在文化部电影局封了个艺术顾问，相当于局级的头衔。1956年，她成为毛主席的生活秘书，一直到1962年，江青在党内还没有什么实质性职务。
相对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陈毅夫人张茜频频亮相于政治外交舞台，江青基本上还属于默默无闻，可江青是不甘于这种寂寞的。
随着时光的流逝，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
1962年9月29日，应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邀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夫人哈蒂妮访问中国。期间，毛主席接见了哈蒂妮。那天，在毛主席的特别允许下，江青第一次以毛主席夫人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接见。
于是，毛主席、江青和苏加诺夫人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了《人民日报》第一版。
许多中国人头一次从《人民日报》上见到了江青的照片。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毛、江合影的照片从来没有正式发表过。
这张照片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江青从幕后走到了前台，“约法三章”对她的约束力开始失效了!
03 亮相政治舞台
江青正式出现在政治舞台，是在1966年初。这与林彪的大力提携密不可分。
这一年的1月21日，江青专程来到杭州，给在这里养病的林彪拜年。在谈话中，江青请林彪多关心一下文艺工作，并表达了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意思。
江青没在军队任职，她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师出无名。林彪便让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等人予以配合。林彪要求他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林彪还提出，“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2月，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里召开了座谈会。连她算在内，参与者只有5人。谈话记录整理后上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毛主席亲笔修改了11处，把原来的《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
4月10日，《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这意味着，江青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在中国政坛开始崛起……
04 文革“旗手”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职责是领导文化大革命。此前，毛主席指定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并要他“组阁”。
陈伯达是个聪明人。他在“组阁”时与江青商量，敲定了最终名单。这一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并获得毛主席批准。
这份名单中，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成员包括谢镗忠、王力、关锋等人。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江青的地位很特殊。她是副组长，可连组长陈伯达都要忌惮她三分。
1966年8月，陈伯达因肺炎住院。期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陈伯达出院后，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为江青的“自留地”了。组长陈伯达的权力被架空，江青成为小组的实权人物。
实际上，江青的权力远不止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这么简单。
随着“文革”的深入，中央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的权力也越来越大。而她也被吹捧成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的代表，被很多人恭维为文革“旗手”。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改革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徐向前是组长，江青被任命为顾问。到这时，江青在党内、军内都有了实际职务。
但她尚未在政府内任职。据陶铸的夫人曾志回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曾和周总理商量，说：“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有个名义联系工作。”
谁知江青听了此议气得要命，竟然说，“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此时，江青大概对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已经不屑一顾了。
05 成为政治局委员
中共“九大”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组成人员均为男性，没有女性。“九大”闭幕后，毛主席提议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商量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
在周恩来的主张下，江青的名字列入二十三人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报送毛主席批准。毛主席看了，划去江青的名字，换成叶群。名单送去林彪处，林彪又将叶群的名字删去了。
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再次开会，周恩来坚持把江青、叶群的名字都列入名单。
对新的名单，毛主席又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彪又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4月27日上午，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再次到毛主席、林彪住处，分别要求将江青、叶群列入名单。
最后毛主席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
林彪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会，确定了二十五人的候选名单。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召开，江青、叶群在会上双双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虽然女性参政是现代文明政治的体现，但夫人干政却与文明政治背道而驰。从古到今的无数事实证明，夫人干政，从来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江青，也没有改变这一规律。
06 1961年，毛泽东为江青题诗，激发了其参政野心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精疲力竭，带着江青游览了庐山仙人洞。江青此次上庐山并没有捞到政治资本，但她拍的那张庐山仙人洞的照片，却为江青捞到了粉墨登场的政治资本。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是1961年9月9日，毛泽东《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一首七绝。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里。之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首诗开始在中国流行。
毛泽东在这首诗上写的李进就是江青。
江青摄的这张照片，据说画面反差较大，左下侧是庐山著名景观仙人洞，位于牯岭西北处佛手岩下，海拔一千多米，传说唐朝吕洞宾曾在那里修炼成仙。右上侧上半角天空，辅以松枝。
江青拥有良好的摄影器材和便利的采景条件，摄影技术据说也很不错。但从这幅照片来看，却难以分辨仙人洞位于何处，山势起伏也不见险峰突兀。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江的这张照片拍的并非庐山仙人洞，而是有御碑亭的锦绣峰。”(《江青正传》P23页)因此，与其说毛泽东是触景生情，倒不如说他是借景抒情。毛泽东把自己这种在特定历史年代的情怀，寄寓在题照诗中。
1961年9月9日，正值8月23日至9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期间。在毛泽东主持下，此次会议全面地商讨了工业、财贸、教育、科技等问题，决心通过贯彻1960年8月中共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逐渐好转。
20世纪60年代初是中国复杂而严峻的年代。国内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际上，苏联共产党把中苏两党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单方面撤走全部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并挑起中苏边境纠纷。
而在国内，东南沿海一带，面对着所谓“新月形包围圈”，西部、北部边境也存在安全威胁。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中央主席毛泽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但在这种压力下，毛泽东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他依然镇定自若、信心百倍、昂扬奋发；他坚信外来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统统吓不倒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在不畏艰难险阻的不懈奋斗中，不但必能迅速摆脱前进中的困难局面，而且定能实现自己的崇高目标。
毛泽东诗中的情怀，无疑是一个伟人的情怀。“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种不同凡响的追求，告诫人们:领略自然界的无限风光需要不畏艰险地攀登，领略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风光，更需要不畏艰险地攀登，只有不畏劳苦而奋勇攀登的人，才可望到达美好的理想境界。
说到江青庐山仙人洞的照片。它是江青不受欢迎登上庐山而拍下的。
江青一贯喜怒无常、我行我素。当年她从北戴河突然想上庐山，并非完全是心血来潮。江青有她的目的，她想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之间的冲突中捞到政治资本。
但江青的到来，并没有安慰毛泽东。江青到达庐山后，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到处招摇，大摆架子。她说到庐山来，要在冲突中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但她又没有政治资本。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的斗争中，她根本插不上手。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精疲力竭，他决定带上江青去杭州的别墅休养几天。就在他们去杭州之前，毛泽东和江青游览了庐山仙人洞。江青还在那里拍了照片。
江青此次上庐山并没有捞到政治资本，但她拍的那张庐山仙人洞的照片，却为江青捞到了粉墨登场的政治资本。
对江青来说，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是她在感情上受到毛泽东冷遇的时期，到了60年代，他们的夫妻关系才有所缓和。
这并不是因为生活上的需要，而是因为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毛泽东在政治上遇到了一系列的挫折，特别是“大跃进”运动“左”的思想和后来的反击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庐山会议，使毛泽东精疲力竭。
当毛泽东突然觉得需要他那位精明但又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妻子之时，江青多年来不得参政的生活结束了。需要政治上帮助的毛泽东，使江青顺理成章地成了政治人物。
应该说，江青在毛泽东这首诗发表之前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她没有政治资本，她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缓和。
实际上江青能不能成为政治人物，取决于毛泽东政治斗争的需要，但与毛泽东关系是否缓和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江青是一个渴求独立，爱出风头的人，政治上获取权力是她的目的。但是，在毛泽东发表这首七绝之前，江青在政治上几乎一无所获。
首先在军队里没有她的位置，其次是在全国文艺界联合会里也没有她的位置。
江青只在文化部设立的电影指导委员会里弄了一个职位。电影指导委员会，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审评电影。为有助自己的权势凌驾在艺术之上，江青对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电影踢了一脚，狠批了《清宫秘史》和《武训传》。
不久，江青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但这好不容易混来的职位干了几个星期就干不下去了。主要的原因是她和当时的办公厅主任、有实干能力的杨尚昆合不来，经常闹别扭。
1958年与1959年，赫鲁晓夫又两次到北京，要求见江青。因为江青生病或以生病为理由而没有安排见他。
而与此同时，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陈毅的夫人张茜，却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夫人活跃于接待、晤会和出国外交旅行当中。这使人们觉得江青又像延安时期那样成为了毛泽东的家庭主妇。
但不管毛泽东待江青怎么样，她是不会甘心成为家庭主妇的。江青1959年前后的沉寂，并不等于她野心的泯灭，而是她沉下心来，一直等待着毛泽东所给予她的政治上的机会。为了捞到这个政治上的资本，她像一只假寐中的猫，在半醒半睡中等待着老鼠的来临。
机会终于来了！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所拍的照片背后写下了这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
江青明白，这是毛泽东和她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标志，更是这个时候的毛泽东需要她在政治上给予帮助的信号。
等江青明白这一切后，她居然奇迹般地康复起来，摆脱了几年来缠身的病痛，政治的野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1962年9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夫人来北京访问。刘少奇和王光美接见了她。9月24日，刘少奇、王光美同苏加诺夫人谈话的照片登了出来。第二天，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的照片单独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上。
这使江青很妒忌。为了显示一下自己，江青借助了毛泽东的力量把王光美压了下去。五天以后，毛泽东、江青、苏加诺夫人的大幅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而在第二版相当次要的地方，却安排了一张刘少奇、王光美、苏加诺夫人的小幅照片。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江青和毛泽东合影的照片从未正式发行过。这次却在《人民日报》头版位置上大放光彩。这其实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举动作出了强烈的反应，那就是把江青推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地位。
后来，江青热衷于搞京剧改革。她把京剧改革作为她爬上高位的梯子，作为她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工具。
当时，毛泽东号召开展阶级斗争，他断言:推翻政权或巩固政权的关键就是制造好舆论。这使江青更加无所顾忌地改动剧本和唱腔，甚至挥舞着尚方宝剑，策动了对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聂耳》、《逆风千里》，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等的批判。
在北京，江青成了不邀之客，她跑到北京京剧团施加高压政策。她指示演员们排演她一直参与的新戏《沙家浜》。
接着，江青在上海对《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进行了改革。她对演员定下了座右铭:“演戏就是战斗！”
然后，江青从京剧又转向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原本是芭蕾舞，《白毛女》在江青掏空了其中爱的成分加上阶级仇恨之后也成了样板戏。
江青明白自己所进行的是政治活动，而不是艺术活动，如果自己仅仅在样板戏上做文章，是捞不到更大的政治资本的，必须在文艺领域的政治斗争中掀起波浪，才能大有作为。
她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著名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出戏。讲的是明朝一位正直的宰相直谏皇帝致使龙颜大怒而被罢官的历史故事。
江青把副市长吴晗和他的保护人彭真看成是北京文化部门的代言人。她把海瑞和彭德怀类比起来，引起毛泽东的共鸣，迎合了毛泽东感到周围尽是些爱发牢骚的人的心理。
就这样，在江青的“正确指导”和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的“具体帮助”下，姚文元写出了那篇足以使中国人民不寒而栗的文章，将堂堂的北京市副市长打了下去。
1966年5月28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任命笔杆子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这样，江青逐渐进入了权力的中心。那时，她完全不被别人支配，而且自我表现得更加随心所欲。
毛泽东在江青的照片背后题词时写的是“赠李进”。李进对一般人来说并不知道，因为这是江青的化名。是江青在1951年年底去湖北武汉附近深入土改时用的假名。
后来毛泽东在这张照片上题词时，还是用了李进这个名字。一开始，江青并没有公开这个秘密，等她从这张照片中捞到政治资本，并想实现女皇梦时，江青已经迫不及待了。
1973年，一天晚上，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招待了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江青喜形于色地送给日本芭蕾舞团的领队一张风景照片。
日本舞蹈家们凝神一望，认出了这是一幅著名的照片:李进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片背后是毛泽东的那首气势非凡的诗，题词是“赠李进”。
江青带着炫耀的神气挥笔在照片背面写了几个字:“江青摄”。这个大胆的行动，一下子震动了日本代表团。人们这才知道，李进原来就是江青。
多年来，中国读者几乎都知道毛泽东的这首诗，尤其是最后一句:“无限风光在险峰”，但是人们并不知道李进的真实身份。李进的身份始终是个秘密。在这个洋溢着中日人民友好情谊的夜晚，江青的野心终于勃发了，她向全世界宣告，李进就是她江青！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这首诗本来是告诫人们:面对着“苍茫”的世界，要镇定自若、信心百倍、昂扬奋发；领略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风光，更需要不畏艰险地攀登，只有不畏劳苦而奋勇攀登的人，才可望到达美好的理想境界。
但是，江青辜负了毛泽东的一片诗心。她把它用在了野心上。为了到达政治上的险峰，她不择手段，丧心病狂，最后还是从险峰上跌落下来。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她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江青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定，据其表现，依法将江青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91年5月14日凌晨，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在北京自己的居住地自杀身亡。
江青最终还是没有领略到这无限的风光。
江青提级与“九大”排位
江青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观看"革命样板戏"时.端庄恬静的唐闻生做翻译
江青提级
江青原来是行政九级，文革中提到了行政五级。她倒台以后，这件事被说成是林彪与江青勾结的证据。我一直纳闷：林彪给江青提级，动机何在？最近，读到程光的新书《心灵的对话》，才看到了一种新的解释。
程光是邱会作的儿子。这本书是父子对话录，披露了不少邱会作在中央高层的见闻。据邱会作回忆，中共九大以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在这个机构里地位特殊，呼风唤雨。碰头会名义上由周恩来主持，事实上是江青当家。
九大以后，中央日常工作由新产生的中央政治局主持。毛泽东、林彪一般不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主持，周恩来不在时，由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或康生主持。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江青，有参加会议的资格，却没有主持会议的资格。而且，江青也不分管任何一方面的具体工作，这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
“江青先到毛主席那儿要求分配工作，毛主席不理她。江青又去找林彪，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舒服，挡了五六次驾。最后实在不便再挡了，就让江青和林彪谈过一次话。江青说：‘请求中央分配我工作’林彪说：‘政治局委员就是重要的工作’江青说：‘一点权力也没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说：‘在集体领导中，你赞成或反对就是权力。’江青急了：‘现在我在政治局里是个多余的人。’林彪冷冷地回敬说：‘像我们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多余的人！’说罢闭目养神，再也不开口了。”
林彪死后三年的1974年11月19日，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信说：“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次日回信：“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那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这是后话。
当时江青内心不快，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找碴生事。有一次外交部报告蒙古口蹄疫正向我们境内传播，请中央提出对策。周恩来让外交部一个副司长解释情况。副司长还没说上几句，江青就勃然大怒，说：“我们又不当马夫，为什么这样的文件拿到政治局讨论？”说着把文件卷宗往桌子上狠狠一摔，响声很大。
副司长惊慌失措，把高度近视眼镜摔在地上。邱会作帮他拾起眼镜。副司长夹起皮包走到会场中央，向周恩来鞠了个九十度大躬，转身就朝外跑，还没出会议厅的门就大声哭出来了。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好吧！这个文件暂不讨论了。”
有一段时间，江青还说不应当把她视为抗战初期的干部，她1931年就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是文化界的“革命元老”，她的行政级别不应该是九级，应当与中央大局书记、大军区司令同级。为此，周恩来向林彪汇报，两人研究之后，决定不干扰毛主席，把江青提升为行政五级。林彪还特别让叶群透露给江青“这是总理的意思”，让江青领周恩来的“情”。
江青得了这个便宜，着实“老实”了一段时间。邱会作说：“这件事从拿主意到操办都是周恩来，林彪只是最后点头同意。我觉得周恩来没有什么错，为了不干扰毛主席，这件事毛主席到死恐怕也不知道，如果知道了肯定会把江青骂个狗血喷头。那样虽然出气了，但是江青耍起无赖，周恩来至少几个月不得安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那么办了，满足了江青的虚荣心，每个月再多发她一百多元工资，算是花钱买平安吧！”
我觉得，以上对于江青提级一事前因后果的讲述，可能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件事当时只有高层很少人知道，全国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干部职工，1963年有过一次升级调资的机会，以后工资被冻结了十几年，从文革发动，到文革结束，谁也别指望升级调资。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40％的干部职工才获得了升一级工资的机会，而且高级干部不在其内。就在这个漫长的工资冻结期，江青却一下子提了四级，这件事当然不敢向老百姓公开。
江青在50年代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当时中宣部没有局的设置，处相当于现在的局。所以，从供给制转为工资制时，江青是局级干部，定为行政九级，每月工资243元。应当说，她不缺钱。她喜欢摄影，工资如不够用，还可以申请使用毛泽东的稿费。
但是，当时的行政级别不仅仅意味着工资，还意味着政治地位。我记得当时传达文件，经常规定先传达到某级以上。邱会作说提级满足了她的虚荣心是有道理的。听知情者说，江青提到五级以后，并没有领取增长部分的工资。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尚待核实。
庭审江青的珍贵历史照片
“九大”主席台，周恩来苦心排位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天见报的新闻照片上，人们看到主席台前排正中是毛泽东，左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这样排列座位，不按姓氏笔画，也不按资历，当时引起过不少私下议论。人们怀疑，是不是某些人故意在捣鬼，暗示左边是左派，右边是右派？
了解内情的邱会作在《心灵的对话》中有了新的解读，原来这是身为九大秘书长的周恩来的苦心安排：“大会前就决定，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碰头会成员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怎么安排江青成了周恩来的难题。无论是按资格还是按地位，江青都要坐到边上去，她肯定会吵闹不休。周恩来把碰头会成员安排在一边，元老们安排在另一边，江青就可以很体面地紧挨着政治局常委康生，坐得靠近中间。
周恩来在左边的主要人物面前安排了麦克风，右边的则没有，这说明，中央碰头会是目前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人，是九大的领导者，而老同志们只是大会的参加者。元老们对此心照不宣，很知趣，他们开会则来，无事则走，不叫不到。从不多事。”
这样排位的奥妙，上面清楚，下面不清楚。九大一共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有来自珍宝岛前线的军人孙玉国发言。他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很大的兴趣。
毛泽东当面问了他的年纪、军龄、籍贯，他回答后，走到毛泽东面前敬礼、握手，接着想和坐在毛泽东右侧的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赶紧站起来向左边一指，孙玉国会意了，到林彪跟前敬礼、握手。
林彪用手向右边一指说：“总理”，原本想向左去的孙玉国立即返回右边和周恩来握手，顺势又要和董必武等元老握手，周恩来向左边一指，孙玉国返回左边和碰头会成员一一握手后，要退下去，周恩来又向右边一指，孙玉国再到右边同元老们都握了手。
孙玉国来自基层，哪知道中央有这么多人事上的奥妙，如此左右折返，临场不乱，真难为他了。
对于周恩来的安排，江青仍不满足。4月24日，九大举行闭幕式。退场时，江青凑到毛泽东旁边，她事先安排一个摄影师在人民大会堂二楼，用望远镜头拍下了毛泽东和江青在主席台上的合影。
当天晚上讨论大会新闻报道时，江青要求发表这张合影，周恩来只好把清样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用铅笔在照片上打了一个叉，并签了“毛泽东”三字。江青没有达到目的，只好对姚文元撒气：“你们真是小题大做，发表一幅我和主席的合影也要他审批，真是多余。”
许世友说：“报纸发表政治照片，当然要审批。”江青火了，大声说：“难道你们还要骑到我头上拉屎不成！”然后退场了。
周恩来说：“希望大家对不必要说的话最好不要去说。”姚文元说：“主席在闭幕式上讲了团结问题，现在还不到几个小时，大家都不会忘记吧。”许世友还要和姚文元争辩，邱会作拉住他说：“不要再给总理找麻烦了。”
江青想争取的不只是座次和镜头。她还有更高的诉求。据邱会作回忆，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提出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
这个问题刚一提出，就被老辣的康生坚决制止了。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个一干二净。”这样，江青的名字连初稿也没上。
但是，在九大期间，江青还是在京西宾馆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每个大组派五人参加，由姚文元主持。江青在会上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绝不是一个人。”
姚文元接着说：“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姚文元把江青讲话的记录稿整理好，就送给康生了。康生边看边冒大汗，他把记录稿留下来，再没转手。
“红都女王”江青：她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个人
2010年11月18日，美国《时代》周刊选出“20世纪25位最具权力的女性”，毛泽东夫人江青上榜。在撒切尔夫人、梅厄夫人、希拉里国务卿、默克尔总理等众多叱咤风云的政坛女强人中，她是唯一的华人面孔。
江青的上榜理由是：身为中国第一夫人，她借助丈夫毛泽东的权威，呼风唤雨，从不怯于夺取权力——在“文革”中掌控文化部门时，江青下令“破四旧”，毁坏了数不清的文物古迹；她还大兴冤狱，涂炭生灵，仅1966～1969年，被其迫害致死者就多达50万人。
“蓝苹远远不是江青”
阎长贵说，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整整一年，被她打成反革命。现在回头来看，江青确实有野心，在“文革”中确实整了不少人，制造或参与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犯有严重的错误，罪恶很多，这是肯定的。但喜欢一个人，不要神化他，憎恨一个人，也不要把他丑化、妖魔化，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关于江青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作为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责任还原她的真实面貌。一个人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历史自有评判，个人恩怨不要带到历史研究中来。
对于《时代》周刊报道说，仅1966～1969年，就有50万中国人被江青迫害致死，阎长贵认为，“文革”期间，江青参与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逼死了很多人，这是事实。但是我不赞成说，大规模的迫害事件是江青起了决定性作用。江青是个政治人物，不是孤立的一个人，她负责中央文革小组，说话、做事都非常霸道。但她一没有政权，二没有军权，她要办任何一件事，都得通过行政部门。要迫害人就必须动用公安力量。那么多迫害事件，把责任完全都推到她头上，不符合实际情况。就说1966年“破四旧”吧，光北京就打死了1000多人，是真真切切的红色恐怖，但这不能说是哪个人指挥的，群众自发的成分很大。
当时红卫兵运动起来以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文章赞扬这种过激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当时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和高层的意见。说这些灾难都是江青造成的，不符合事实。评价江青，要历史地、分阶段地看。我觉得，她的一生可以分作几个阶段。30年代，她是革命的爱国的进步青年。她1933年入党，到上海找党组织，不是为出名；她在上海演《娜拉》，一炮走红，后来又演了一些左翼的作品；抗战爆发后，上海的文艺青年，一部分去了重庆，一部分去了延安，江青选择了延安，说明她当时是有革命理想的。美国作家特里尔写了一本《江青全传》，说“30年代是江青的黄金时代”。客观地、历史地讲，这个时期的江青是值得肯定的。
江青30年代的朋友郁风（著名画家，“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说过一段话：“我当时认为她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
她还说：“许多30年代知道蓝苹的人，后来谈到江青都是谈虎色变，说她很早就是个野心勃勃、阴险狠毒、自私无情、虐待狂、玩弄男子的女人，说实话，我可没看出来。也许作为一个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点，如虚荣、泼辣、逞强、嫉恨、叛逆，始终存在于她的血液中。但是，蓝苹远远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半步桥女监札记）
郁风这段话很好，是知情人的真知灼见。
江青的权力，不能说是人民给的
从蓝苹到江青，有一个复杂的渐变过程。那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
阎长贵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要以平常心看待。在30年代，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江青是革命的进步青年，他们结合有何不可？在40年代，大家都公认江青比较贤惠，是个出色的家庭主妇，对毛泽东的生活照顾得很好。1947年转战陕北时，她跟随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领导人的夫人中她是唯一的，这是很不错的。50年代，江青疾病缠身，1949～1957年，她四次去苏联看病。（张国男（李公朴之女）：我所接触的江青）尽管从1956年起，总理提名江青为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副部级干部，大概由于毛泽东本人对她的限制，江青对政治干预较少，但是毛泽东赞扬江青政治上很敏锐，对他有帮助。
既然是毛泽东的主动限制，不让江青涉足政治，他后来在“文革”中又怎么会纵容江青胡来？
阎长贵说，我个人认为，江青起来是在60年代。“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和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产生了分歧，这时毛泽东在政治上开始转向信任江青，让江青发挥作用。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背景下，江青涉足文艺领域，搞京剧改革。陈伯达后来说过，“文革”是从京剧革命开始的。这句话固然有吹捧江青的成分，但仔细分析，也不无道理。从那以后，江青从九级干部上升为重要的中央领导人，地位之高，连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也避让三分。
江青的权力是谁给的？不能说是人民给的吧！把“文革”的责任都推给江青以及林彪，他们两人也担不起来。江青从革命的进步青年，到“文革”中横行霸道，作威作福，要当“女皇”（“红都女皇”事件真相），她的野心，是随着地位逐步升高而产生的，她如不当上政治局委员，有什么资格想当中央主席？
如果说，毛泽东需要透过江青发动“文革”，那么，这以后她步步高升，进入政治局，也都是毛泽东的意思？
江青给杨银杨银禄说，“文革”中，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有一份行政工作，唯独江青没有。主席开始并不愿家里人进中央委员会，更不用说进政治局了。“九大”期间，刚开始酝酿政治局委员名单时，是有江青的，主席给划掉了；有人提议李讷和毛远新要进中央委员会，主席也划掉了。江青后来进政治局，康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九届一中全会选政治局委员，当时安排人事工作的三人小组，分别是总理、康生和黄永胜。最后确定名单中加入江青后，康生第一个去给江青祝贺，一进客厅就用浓重的山东话大声说：“行了！行了！”江青出来和他握手，说：“谢谢康老！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师。”康生说：“江青同志是我最好的学生。”江青进政治局，康生和总理的作用很关键，另外，林彪也是支持的。
还有人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想打倒周总理，他们间的关系很紧张？
阎长贵说，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文革”初，江青和总理有意见分歧，但她什么事都要依靠总理。我给她当秘书时，总理经常来看江青，对她很尊重。每次来以前，先给我打电话，江青同志是休息还是工作，我想去看看，有没有空？我每次请示，江青都没拒绝。
一次有人可能要给总理贴大字报，我去给江青汇报。她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我心都不安。”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听杨银禄同志说：1969年2月，江青从钓鱼台11号楼搬到10号楼后，特意嘱咐他，凡与毛家湾林彪、叶群来往的电话，都要做记录，我给他们打电话也要记录，但总理与汪东兴的电话，不要记。说明她与林彪的关系，已经过了蜜月期，但与总理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至于江青反总理，恐怕是在林彪倒台以后。她有政治野心，总理当时是第二号人物，成了江青他们夺权的最主要障碍。说她一开始就想打倒总理，把总理视为眼中钉，这不对，这有一个发展过程。
毛泽东晚年经常批评江青，他什么时候开始疏远江青？
阎长贵说，“文革”期间，两人关系应该说是不错的，毛泽东多次批评过江青，但从来没有想要打倒她。197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到江青的问题：“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并没有要打倒她的意思。同样的问题，搁别人身上，早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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