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7日
Rolex Dela Pena/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门外。在这里,四人因一场饭局中的私人谈话细节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
中国黄山——2015年2月,有大概15个人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餐厅里举办宴会。今年8月,其中四人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定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而他们在那家餐厅谈话的细节被用作指控他们的证据。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令世界惊叹于它创造了让无数人脱离贫困的经济奇迹。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数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实现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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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中国领导层与民众有一项不言自明的约定:别给我们找事,我们也不会找你的事。想变多富裕都行,你也会有很多个人自由,但离政治远一点。对许多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老一辈中国人来说,个人自由的扩大,感觉是革命性的。
四人在天津定罪是这项约定的内容发生变化的又一个迹象。习近平领导的政府对批评异常敏感,不会再置身于我们的个人生活之外。私人言谈也成了被惩罚的合理理由。
用来指控他们的主要证据是一段谈话录音。法庭笔录显示,这些人谈论了律师该如何介入敏感政治案件。胡石根提出了实现国家转型的三个必要因素:公民力量壮大、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以及国际社会介入。
检方强调了导致胡石根被定罪的一句话,据称他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引发抗议,"就会有更大的流血冲突,促使社会动荡,给国际社会介入提供了理由"。
中国政府总是对它视作敌人的个人的言论进行监控,但此前几乎不曾将个人言谈用作法庭上的证据。它更喜欢以捏造嫖娼、非法经营或逃税等罪名的方式,来惩罚那些反对它的人。
将私人谈话用作法庭上的证据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转变,显示出政府对自己的威权手段感觉很自信,以致公开承认对公民进行监控。这些活动人士可能的确讨论了如何改变政府,但当局在获取证据方面过了界。
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政府对被它视为敌人的人士进行惩罚的方式变得愈发令人不安。批评政府的人士被绑架、被单独关押并遭受酷刑折磨,他们的家人和亲属也常常受到株连。
尽管北京喜欢向外界制造正在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印象,但涉及批评政府的人士时,便没有尊重法律程序可言。在最近几年,中国的执法方式有了微妙的转变,准确地说,更像黑社会了。在近期的一个极其严重的例子中,一家香港书店的五名员工失踪,后来却在内地出现,并在那里遭到了严酷的审讯和公开的羞辱。这家书店以出售刺激北京领导层的书籍而著称。
令我们担忧的是一种习近平正在恢复极权主义的感觉——使我们回到毛泽东年代。在那个时代,民众缺少公开表达自身观点的自由,甚至私人交谈或写在日记中的话,也会招来严厉的惩罚。
当前的政治气候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就连政府官员也在被更严密地指示自己可以说什么。
今年早些时候,浙江省宁波市明确规定了"党员干部不能说的44句话",其中包括不能抱怨待遇,不能非议反腐败。
如果几句私下的议论,哪怕是共产党官员所说的,都有可能成为一种犯罪,那么整个社会都将生活在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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