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知识界人士回忆了他们目睹和亲历的文革。文革爆发时，他们中的很多人正值少年。文革的荒诞与暴力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这里呈现的，是他们的文革遭遇。
储百亮, 狄雨霏, JANE PERLEZ 2016年5月17日
1966年，毛泽东重操对共产党的控制权，开启了中国混乱和痛苦的十年。50年过去了，那个时代的后果仍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在网上让读者用英文或中文，讲述他们的家庭如何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故事。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见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学者和作家。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陈其钢上月在北京。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陈其钢，64岁
现居法国的作曲家陈其钢，文革开始时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学生。他曾在北京城外的一个再教育劳改营度过了三年时光。
我从来都是一个非常直言直语的人。文革刚开始时，我讲了我看到的事情。我说了某个事情之后的第二天，一张大字报一夜之间在校园里出现：“挽救反动言论制造者陈其钢。”我那时很年轻。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天前，我们还是同班同学。为什么今天所有的同学都成了我的敌人？所有的人都开始不理我了。我不明白。人怎么会是这样呢？就连与我在同一所学校上学的姐姐都来找我问，“你有什么毛病呀？”你一夜之间看到了谁是你真正的朋友。第二天，我只剩下了两个朋友。其中的一个是我现在的妻子。
当时，没有人真正知道谁革命、谁反革命。情况完全失去了控制。学生们把年长的人带到学校里来打。他们殴打自己的老师和校长。没有任何的法律。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学生。他赤手空拳地把两位年长的人打死了。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谈论这件事。我们都知道是谁干的，但现实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人调查过。这样的事情太普遍了。
如果没有文革的话，我不会是如今的我。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无法领会所有其他的事情多么容易。不光是体力劳动。体力劳动是一种不同的苦难。文革的苦难是最糟糕的苦难。你经常被告知：“你是反革命，所以你没有发言权。你没有自由。你在这里不会有任何前途。你不会有好工作。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你。”
那种负担，那种你精神上的负担，非常沉重。这与我后来到了法国后非常不同。我可以被批评。我可以在一些艺术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对我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因为这不影响我的自由。
戴建中，66岁
北京的社会学家戴建中曾在清华附中就读，那里是红卫兵的发源地。
在我的印象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1964年就已经开始了。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我们年级就因家庭出身不同而出现了分化。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无法进入特殊的大学预备班，无法加入共青团。那些机会不成比例地偏向官员的子女。事实是，他们比我们更成熟、更消息灵通。他们真把自己看作是权力的继承人，他们觉得，自己的父辈打下的天下，理所当然地由他们来继承，而且，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
文革爆发后，也是他们成立了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没有机会加入。最初成立红卫兵是在圆明园遗址开的秘密会议上。6月初，殴打和训斥教师的事情开始了。校长站在主席台上。红卫兵大喊：“站直了！”校长就会直起身子。“低头！”他就会把头低下去。他们会把他的头按得更低。然后就开始批斗。
查建英本月在北京的家中
查建英，56岁
查建英是几本有关当代中国文化的书的作者，她在北京长大，现在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时间在纽约。
我当时是6岁。上幼儿园的第一年，老师们就开始张贴所谓的大字报，让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帮助提糨糊桶，糨糊是用来贴大字报的。我父亲是一名研究员，我们那时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家属院儿里。
一天晚上，这些红卫兵造反派冲进我家，把里面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我的小弟弟当时只有四、五岁，他非常害怕。我记得一个红卫兵小头头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父母都是坏人。他们是阶级敌人。你和你弟弟应该与他们划清界限。”我父母都被带到楼下，外面正在举行常见的集会：大标语、有人演讲，还喊口号。造反派走后，我和弟弟在卧室里躲了起来，因为我们现在也害怕我们的父母了：他们是阶级敌人吗？另一个晚上，在我们家旁边的楼里，一个老学者被打后在呻吟着。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死了。他们就把他抬出去了。
1981年初，我在北大上学时，我妈回家后说，她在菜市场排队买鱼。队很长，她突然意识到排在她前面的那个男子很面熟。她盯着他看了几眼，肯定他是那个曾来我们家的红卫兵小头头。“你还记得我吗？”我妈大声问。然后，她开始大声告诉排队的人：“你是那些来我家抄家的造反派之一。”在红卫兵冲进我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妈每天都在受审问，被迫做不同的劳动，因为她被认为属于黑帮。所以在这个男子身前，当着他的面儿，我妈公开讲述了那段事情。她可能还骂了他，说：“你不要脸。”最终，那个男子从队中离开。
章立凡，65岁
章立凡是一名商人，曾做过学术研究工作，现在仍在写历史内容的文章。他曾是清华附中的学生。
在1966年8月18日之后，全城处于狂热之中。在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被围着，躬着身子，被人殴打，在挣扎。简直无法无天。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
在清华附中，我也看到过学生和教师遭到殴打，或者头发被剃掉。那个时候，是“出身好”的人在做这种事，如果出身不好，就没资格加入红卫兵。
我父亲也被他们打了，可是呢，毕竟他这个人物如果打死的话呢，可能也有一个影响问题。那么当然他身上的伤就很多，就被送到协和医院。然后医院说这些“牛鬼蛇神”不给治疗，他就写了一个字条，写给周恩来，就是说总理我被打，然后医院不给医治，请你指示。送去以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把他给推到这个急救室里去了，据说周恩来有一个指示。
章立凡的父亲章乃器是一位民主派政界人士，1949年后留在了中国，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再次遭到迫害，1977年在医院去世。
吴青本月在北京。
吴青，78岁
吴青女士为人权活动人士、退休教授，文革开始的时候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她的父母都是著名知识分子。
我知道由于父母的原因，我会遭到批斗。爸爸曾经在国民政府任过职，后来被打成了“右派”。妈妈也被称为是“反动文人、漏网右派，帝国主义走狗”。
但是我父母一直没事，直到1966年7月或者8月的一天，红卫兵去了我家，要求他们跪在石子路上，跪了三个小时。当时我姐姐的儿子刚刚2个多月，抱着他的保姆也不得不跪下。到了喂奶时间，他们也不准给他喝奶。
他们在我们家里搜查，把所有东西都抄走了。他们像强盗一样闯进来，想要什么就拿走什么。然后把房门锁上，把我父母留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红卫兵带走了刀子，怕我父母会自杀。
然后，中央民族大学办了一个展览。红卫兵把他们从不同人家收来的东西放在一起，说那全都是我父母的。这个展览叫作“吴文藻、谢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里面有黄金、玉器、银器，很多东西。我父母不得不每天站在外面，一块大木牌挂在脖子上，站了10天。
当时我在自己的学校里，离不开，因为那里也在开批斗会斗我。总共开了将近80场。他们说，由于我的家庭背景，永远也不会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学生们不能公开支持我。但有时在批斗会后，他们会来找我，趁着周围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们就跟我道歉，说也是被迫的。
这些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父母。我们从来都不谈这个。
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会在批斗会上遭到公开羞辱，受到口诛笔伐和肢体虐待。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常举办这类批斗会。
中国历史学者杨继绳2013年在北京。
杨继绳，75岁
杨继绳是一名历史学者，1966年时在清华附中读书。
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只知道，文革中大批官员受到迫害，不知道受害的普通群众是受害官员的十倍、百倍。
只知道造反派是文革的作恶者，不知道十年文革中造反派仅仅活动两年，作恶者主要是不同时期的掌握权力的人。只知道“四人帮”和造反派支持文革，不知道一大批高级干部也在一段时期支持文革。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有的人却极力掩盖历史上的错误。他们把片面歌诵过去的成就当“正能量”大加表彰；把揭露和反思历史上的错误当“负能量”大加打压。
易富贤，46岁
易富贤是人口统计学者，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工作。他出生在湖南省黔阳县的一个村庄。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是场灾难，但是，与大跃进和40年的计划生育相比，这10年造成的损害小得多。
在我长大的农村，相对来说遭受的创伤比较少，甚至带来了一些好处。城里的年轻人“下乡”来教书，提高了我们的教育水平。我们村的小学老师是来自湖南当地城市的“知青”。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婴儿死亡率高，人口预期寿命低，但是通过引进基础卫生设备，当时“赤脚医生”制度的普及很快就降低了死亡率。在我的家族中，祖父的一个兄弟在四五十年代生了八个孩子，只有一个活下来。我叔叔在五六十年代生育了八个孩子，四个活了下来。我自己的哥哥和姐姐出生几天就夭折了，但我1969年出生的时候，婴儿死亡率已经下降。所以我活了下来。
唐金鹤，71岁
唐金鹤女士曾经当过工程师，在研究清华大学的文革史。文革开始的时候，她在那里读书，现在则住在香港。
1976年，我的二儿子3岁的时候，他在阳台上看太阳落山。他父亲从厨房里做饭出来，他就问：“爸爸，太阳是什么？”
他父亲回答：“太阳是个大火球。”
他坐在那儿想了很久，然后走进去说：“爸爸，你是反动派。”
他父亲说：“嘿，为什么要叫我反动派？”
他回答：“因为毛主席是红太阳，你说它是一个大火球。”
他父亲说：“哦。我明白了，但是说毛主席是太阳是个比喻。“
他说：“什么是比喻？”他父亲说：“你才3岁，我怎么解释给你听呢？”
儿子说：“爸爸，你是反动派。”
他父亲说：“我错了。毛主席是红太阳。你不明白什么是比喻，就算了吧。”
孩子说：“那还是不对。我听到你说太阳是大火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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