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個月，習近平遭遇了上台以來最嚴重的政治挫折：官媒對任志強的文革式大批判戛然而止；兩會期間習李矛盾公開化、表面化，兩會之後李克強從習手裡奪回了部分經濟決策權；專政機關對反習「公開信」的文革專案組式追查始而風聲鶴唳，繼而不了了之；巴拿馬文件使習當局陷入既不便承認、又不敢否認，只能裝聾作啞的困境，「打鐵還需自身硬」的神話或將從此破滅；「習核心」的提法半途而廢，個人崇拜在高層遇冷，「看齊意識」並未如習所願變為全黨意志，而近段時間，退休常委的公開活動也忽然間明顯增多……，這些事情表明，原本具有制衡、約束、對壘習近平權勢作用的某些黨內勢力，此前因懾於習近平的強勢，為避「打虎」運動的風頭而分散蟄伏、隱忍不發，現已逐漸復蘇，且正在公開集結。而習近平執政團隊面對各方壓力頗顯手足無措，一邊試圖以「歡迎善意批評」挽回因「媒體姓黨」而大量流失的民意支持，另一邊又以穿軍裝、秀軍權的強悍身體語言，向對手發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政治恐嚇。看起來，習的政治強勢開始削弱，新的博弈格局或將形成。
自從十八大上台以來，習近平一直很強勢。其強勢的本錢，既非過人的資歷、才幹，亦非驕人的政績，而是以下三個因素所造成：一是以紅色血統為共同語言的「太子黨」的團結和支持；二是「第三代核心」江澤民年事已高，自顧不暇，前任胡錦濤生性懦弱，只圖自保，其他元老亦互有嫌隙，一盤散沙，自鄧小平時代流傳下來的老人政治傳統處於衰落渙散之中；三是習近平、王岐山結成牢固同盟，以反腐敗、「打老虎」為抓手，迅速改變了中共的權力博弈環境和高層政治生態。習王利器在手，中共群雄俯首，第三個因素是習近平佔據並維持其政治強勢的最主要因素。
出任最高職務之前，習近平一直顯得低調、平實、寬厚、穩重，這或許是他被各方接受進而被隔代指定的原因所在。但他上台之後卻非同凡響，與江澤民剛上台時的低眉順眼、小心翼翼，胡錦濤剛上台時的束手束腳、畏首畏尾完全不同，習近平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可謂開局不凡。其雷厲風行反腐，大張旗鼓集權，令人刮目相看。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郭伯雄的相繼落馬既震懾了官場，又鼓舞了民心，為習近平贏得了知識分子的廣泛好感和相當程度的底層民意支持。實踐證明，反腐並非險棋，而是十拿九穩的贏棋。選擇以反腐運動的方式來樹立個人形象、打破政治僵局、擺脫老人束縛、形成個人威權，這是習近平最聰明、最成功的決策，實際上，也是他三年多來唯一聰明而成功的決策，其他的決策乏善可陳。
毛時代之後，尤其自江澤民時代開始，中共貪賄成風，官場齷齪透頂，幾乎無官不貪。廣大民眾早就恨透了貪官污吏，而江澤民不僅不認真反腐，反而以縱容腐敗換取政治忠誠；胡溫自家不乾淨，因此也都無心反腐，甚至假意反腐而越反越腐。以至近三十年積累下來，腐敗成為痼疾，一眼望去，全是「蒼蠅」「老虎」，隨手拈來，都是大案要案，反腐遂成一座政治富礦，是習近平最容易以短平快的方式出「成果」、得民心的事情。習近平、王岐山的反腐力度之大超出了人們的預期，這就為習的集權行動開啟了方便之門。在某種程度上，人們對習超越江胡常規、破壞政治規矩的個人集權行動之所以抱以理解和同情，就是因為腐敗勢力盤根錯節、根深柢固，不充分集權不足以真正展開「打虎」運動。而同時，人們也曾產生一種錯覺，認為江、胡時代之所以腐風日熾，諸侯競貪，正是由於「九龍治水」的權力渙散所間接促成，因而，當習近平以十多個「領導小組」取代政治局、國務院等正式的黨政機構，以個人集權取代「集體領導」，甚至由個人集權轉向個人崇拜之時，並沒有引起中國社會的足夠警醒和戒備。
客觀地說，資歷平平、才識平平、能力平平的習近平能夠一上台就盡顯強勢，短短兩年多的時間不僅坐穩了交椅，鞏固了權力，而且成功地把中共政治局幾乎變成習氏扈從室，把中央軍委幾乎變成了習家軍委，甚至把其他六個政治局常委也由決策者變成了執行者，這一切，百分之九十九都拜貪官污吏所賜。人們往往認為在中共這樣的專制政體之下，民意對政局幾乎毫無作用，其實不盡然，民意一直在以扭曲、變態的方式發揮作用，正如民眾對當權派的憎惡和對「大民主」的期待曾經有助於暴君、有助於文革，而今天，民眾對貪官污吏的痛恨也成全了一個新的獨裁者。
習近平的致命錯誤在於他只講政治，不講人權，只會鬥爭，不會妥協，一味集權，不思改革。為了集權，習當局拒絕與「太子黨」分享反腐果實，使同樣以反腐敗揚名的劉源們受到了排斥，而「太子黨」本是自私自利的群體，當他們意識到他們對習的支持只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其內部團結便不復存在；為了集權，習當局騷擾、驚嚇了各路元老封妻蔭子、安享富貴的黨國夢，使當初指定他接班、扶持他上台的那些勢力惱羞成怒。以上兩點，已經大大削弱了習近平強勢統治的政治基礎，而要彌補此種因統治集團內部不和而造成的統治基礎缺失，只有破釜沉舟實行政改，方有別開生面的餘地，而習近平的選擇卻是政治向左、經濟向下、外交向後，與政改之道恰好反其道而行之。
習當局似乎沒有理解到，中國民眾對於個人集權的容忍或支持，乃是基於為反腐而集權的正當性和先集權、後政改的美好期待。愈益明顯的選擇性反腐，已經證實其並非為了反腐而集權，倒像是為了集權才反腐。其鉗制言論自由、摧殘公民社會、抓捕維權律師、大搞個人崇拜種種倒行逆施，更讓人們對中共的未來政治走向充滿了絕望，顯然，習當局絕不可能先集權、後政改，倒極有可能先集權、後文革。當然，即使毛澤東死而復生，也不可能完全重演原汁原味的毛式文革，但某種改頭換面、掐頭去尾的習版新文革，並非完全沒有可能發生。這種可怕的政治前景瞬間瓦解了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對習近平的好感和支持。
而即使是在具有濃厚民族主義意識和「青天」情結，因而對習當局對內「打老虎」、對外反美日頗為興奮的中國底層民眾之中，習當局在經濟、民生方面的屢屢失策，在治理股市、房市上的極端無能，也嚴重透支了他從「打虎」運動中所獲得的民望。毫無疑問，中國普通民眾並沒有從「打虎拍蠅」之中得到一絲一毫的政治權利與經濟利益方面的收穫，當人們逐漸認識到反腐除了有益於高層集權之外意義有限，最終只有習近平一人是這場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的唯一受益者的時候，民粹對習近平的好感和支持也將迅速瓦解。巴拿馬文件恰於底層民眾對反腐逐漸失去熱情和信心之際出籠，又將「凡腐必反」、「零容忍」、「沒有鐵帽子王」的習氏大話擊得粉碎，其以自身清廉為基礎的個人道德權威，同其以反腐敗為基礎的政治權威一樣，陷入搖搖欲墜的境地。
當「太子黨」、政治老人、官僚階層、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底層民眾都對習當局的現行政策越來越感到不滿，尤其是對其未來的政治走向感到極度失望和徹底絕望的時候，他一言九鼎的好日子也就過到頭了。接下來，習當局必然面臨十九大人事難產、高層權鬥升級、國內經濟下滑、南海局勢緊張、台海關係逆轉、陸港關係惡化等等複雜局面，若其在已經失去前三年政治強勢基礎的前提下，仍然繼續採用前三年那樣的應對處理方式，其政治挫折將會越來越多，以至層出不窮。
——争鸣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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