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李克强与部长们
这里最大的是非不是习近平和团派谁对谁错，而是中共专制体制的错。目前习近平与团派的激烈冲突表明，最高权力交接的危机并没有解决。中国还在重蹈几千年的专制体制的覆辙。
今年人大会议习近平与李克强没有互动，将中共高层政治冲突公开化了。但媒体大多八卦热炒习李冲突的一些表面现象，鲜有仔细梳理这些冲突的基本内容、演进前景和政治教训。笔者在本文中讨论习李冲突的基本政策分歧和政治教训。
政治生活中的两类政治派系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分歧，有分歧就有派系。派系及其间的斗争是政治局势分析和走势分析的基本内容。中共党内一、二把手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有冲突和斗争并且各有一个派系，这不奇怪。要追究的是他们的派系划分依据是什么？
政治学中有两种政治派系。一种是普遍存在于现代宪政民主政治国家中的派系。这些派系是以政见分歧为基础划分和形成的派系。同一家族、初始社群和集团中的人可以分属不同派系。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都是这样的派系格局。
另一种是专制体重中广泛存在的派系。这些派系的划分和形成的基础是所谓的帮派团伙。在执政系统和政治社会中，这些帮派团伙往往是同宗、同乡、同学或者人生中某个时期中的同事结成的相互依赖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帮派团伙。这些团伙在相互斗争中，为了打击和战胜对方，也会寻找政治理由，因而形成不同的政见并且在不同政见间出现斗争。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教授在他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就是分析旧专制条件下清朝末年政争中形成的这样的派系如何瓦解第一共和宪政的。
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中派系格局另一个不同是：民主社会中的派系是在公开政争中以政见为基础形成的，因此比较稳定，不会因为政治领导更换而有大的变化。而专制政治中的派系随着专制君王更换而出现戏剧性重新分化组合。习近平继承中共大位后为了巩固统治，必然要对江胡时期形成的人事进行清理，对派系格局重新洗牌。而李克强作为江胡时期定下的、与他并列的权力核心接班人，势必成为他要冲突的对象。那么，习近平与李克强发生冲突的派系格局版图是什么样的呢？
现代中国政治派系分布版图
江胡时期，中共统治系统中干部提拔有三个来源，以此形成三类派系：第一个来源是中共执政核心家族势力组成的派系，这既包括毛时代残酷政争中残存到邓时代、虽退居二线、但还左右政局的共和国元老家族，也包括他那些江胡时期执政者家族。家族势力中有子女和亲属，因此被称为太子党，但也有执政者提拔的附庸，所谓秘书帮是家族派系中的一部分。人们通常所说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就是指这些派系。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却掌管着国家制度制定权，决定各级党政以及大型国企的官员重大人事任命权，并且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党政机器和国家企业的日常运营的权力。这包括国家直接间接出资的一些隐形机构和民营单位。
第二个来源普通平民百姓出身、从草根胥吏起家、凭借维护共产党统治和发展共产党事业的政绩一步步上来的官员。他们的进取心、内斗能力和工作能力都极强。这些派系是中共完成各项重大任务、管理国家日常工作的中坚力量。这些官员做官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本人和家庭牟取私利和夺取更大官职。为了实现目标，他们结成各种派系，尽力做好工作博取领导的欢心，拼命劫掠和增加个人利益，并在与其他派系争夺资源和官职中殊死斗争。他们是地方派系的主要势力。如果没有他们，中共党政机器无法正常运转。他们也是民愤最大、权钱交易腐败的主要部分。
第三个来源是共青团出来的官员。中共在打天下时的共青团是共产党的预备队伍。但共青团干部就是党政干部一部分，不是党政干部的预备队。邓小平时期，共青团有意识地建设成所谓第三梯队的来源；此后党政主要干部要经过共青团干部历练。最初，共青团出身干部只是一个松散联谊关系网。他们的骨干分属中央和地方的派系中。胡温后期，在令计划和李源潮等经营下，新一代团派成为一个归属感和凝聚力逐渐加强，特别面临太子党打压时形成一个党争性派系。
习近平是因太子背景而不需要政绩被提拔的官员，属于太子党。但继承大位后，他要建立自己的派系，已经不属于任何一个家族。为贯彻自己的执政意图，他要打造自己的派系，拆散其他派系。尽管李克强因共青团历练背景而被贴上团派标签，但他并不积极参与团派派系建设。只是在习近平横扫官场派系、他遭遇挤压，而团派核心令计划被拿下和李源潮被边缘化，团派与他事实上在抵制习近平扩权时结成同盟。
习近平与李克强分歧所在
专制派系本来是争权夺利的团伙帮会，但为了战胜对手需要提出不同的施政纲领。这些施政纲领之间的分歧对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有意义，他们之间的斗争对国家政局走势和体制变迁有积极影响，因此施政纲领的分歧值得分析。
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分歧或者习近平派别和团派之间的分歧到底何在？根据媒体报道，习近平与李克强及团派的冲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如何改进工作。例如，习近平认为团派"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和娱乐化。"这些不会是政争的主要内容，而是一些工作中的分歧，最多可以理解为打击对手的理由。
第二类是施政方针的分歧，但可以看作工作意见分歧。例如是否应当在新常态的提法下放弃速度关注和在供给侧的提法下放弃需求刺激。这些分歧不是政治生死搏的理由。何况李克强也多次表示过类似的自由派经济观念。
第三类政治分歧才是关键。这类冲突有权力斗争和制度取向分歧的斗争。权力斗争主要是习近平认为有野心家要挑战他的统治，海外广泛流传的高级黑就是一例。制度取向分歧的冲突主要是习近平要建立清明廉洁的党政系统，不许搞小圈子和派系。但反对者认为他是建立独裁领导体制，是回归文革的个人崇拜和专权，违背中共总结文革教训后明文禁止的组织和政治原则。
习近平与团派冲突的是非
在专制体制中，习近平要有作为，就要铲除江胡后期最大派系同盟团派，而且，共青团作为共产党干部预备队，确实是多余的。但习近平在解决这类问题中的说法和做法，又确实是回归文革或毛泽东，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嫌疑。这不是笔者关心的是非。
笔者认为，这里最大的是非不是习近平和团派谁对谁错，而是中共专制体制的错。曾几何时，海外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共已经找到解决专制体制死穴最高权力交接的危机问题，但目前习近平与团派的激烈冲突表明，这一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没有走出什么特殊道路，还在重蹈几千年的专制体制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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