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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仲敬 |
人的命運和歷史的軌跡非常相似，短暫的節點和長期的穩定交替出現。老百姓誰都希望生活在穩定期，但領導人就不一樣了。太平時代的領導人，取德先於取才。決斷時刻的領導人，必須德才兼備。張伯倫若在19世紀的太平盛世，不會比索爾茲伯里更差，可惜生不逢時，誤國有甚於權奸。華盛頓和林肯之間的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和隆納．雷根之間的美國總統都不需要特殊的決斷能力，只要蕭規曹隨，珍惜國家元氣和民力民氣，在自己的崗位上提高服務品質就足夠了。領導人在可以因循的時候濫施決斷，同樣禍國殃民。所以領導人的第一要務就是準確判斷本國的民情和世界的格局，認清自己的地位和使命。
後藤新平啟動台灣的近代化以後，真正的節點也是寥寥可數。第一個節點始於第2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終於朝鮮戰爭的結束。國軍入台、228事件、白色恐怖、大移民、威權體制的確立都是這次節點決斷的產物，此後的30年只能一點一滴地修改。第2個節點始於上世紀80年代，終於90年代。台灣民間社會經過30年的成長，終於強大到足以產生精英集團的地步。冷戰的結束取消了威權體制存在的理由，蘇聯的解體刺激了全世界的民主化潮流。解嚴、野百合運動、憲法改革和總統直選都是這次節點決斷的產物，參與者和見證者塑造了今天的台灣社會。亞細亞的孤兒終於走出了歷史的夢魘，贏得了掌握自身命運的資格，然而成年人的世界是殘酷的，沒有不付任何代價的選擇。
本土意識升級 建構台灣國民共同體
本土意識升級 建構台灣國民共同體
啟動和結束冷戰的兩個節點造成了遠東安全體系的分裂，將台灣置於敏感和微妙的地位。朝鮮戰爭和金門危機畫定的遠東冷戰邊界一度變得模糊，隨著中國的挑戰性外交，又重新明朗起來。今天，亞太集體安全體系和TPP都已經處在呼之欲出的地步。同時，台灣模糊的本土意識逐漸演化為明確的共同體建構。2015-2016年之間的政治生態調整已經給小英總統提供了難得的機會，把自己的任期變成新的節點，穩定今後數十年的格局。如果她將決斷推給更加遙遠的未來，反而會給近期的未來增加大量的變數。
台灣不是今日歐盟 是20世紀的波蘭和現今的烏克蘭
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台灣命運共同體是一個襁褓中的嬰兒，躺在粗心大意的護士和處心積慮的惡狼之間。適用於成熟共同體的政治法則，對台灣異常有害。這些共同體早已度過了生死未卜的危險視窗期，而台灣尚未完全度過這段時間。台灣的政黨政治仍然屬於塑造共同體的生死鬥爭，不是共同體內部的俱樂部鬥爭。在成熟共同體的共識政治中，根本問題是政策。在塑造共同體的鬥爭時期，根本問題是認同。台灣不是今天的歐盟，而是獨立戰爭時期的美國、20世紀的波蘭和今天的烏克蘭。怎樣的政策調整能夠讓北美的保王黨人滿意呢？除非美國不復存在。怎樣的政策調整能讓頓巴斯的哥薩克人滿意呢？除非烏克蘭重新變成小俄羅斯。美國的國本之所以能夠穩固，就在於占精英人口1／3的保王黨逃亡加拿大。波蘭民族之所以沒有從世界歷史上抹去，就在於號稱自由聯盟的親俄派大貴族逃亡聖彼德堡。這些大貴族反對波蘭獨立的理由酷似馬英九支持服貿的理由，夢想獲得沙皇的特殊政策和歐亞內陸的廣大市場，把獨立的波蘭視為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反動。烏克蘭原本是東歐比較富裕的國家，因為認同和路線的分歧而搖擺不定，結果在鄰國已經接近歐洲水準的十幾年後仍然跟前蘇聯時代一樣貧困，最終導致了今天的戰爭。如果台灣在太平洋路線和亞洲大陸路線之間長期搖擺不定，並非不可能落到某種類似烏克蘭的下場。大黨的義務就是將路線和方向放在具體利益之上，否則很快就會喪失引導國民的資格，淪為仰人鼻息的分贓小團體。絕大多數民族共同體都誕生於認同和路線的邊界分割，因為共同體的定義就是邊界。
終結藍綠偽兩黨制 曖昧者一定失去未來
民主國家的簡單常識是：拒絕認同的政黨長期占據國會1／4以上議席，不可能不干擾民主的正常運作。國本問題長期懸而未決，對國民的幸福和前途會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由於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和民主鬥爭同構，認同鬥爭也就偽裝成了政黨政治。做為過渡時期的策略，這是無可厚非的。然而，過渡時期的特點就是不進則退。人民總是厭惡隨波逐流、缺乏方向感的領導人。曖昧者失去未來，這是一定的。今天的形勢已經給了民進黨巨大的機會，可以結束不健康的偽兩黨制，開闢沒有認同錯亂的真正民主政黨政治。這種政治有兩種最為有利的形式。其一：民進黨轉型為審慎型綠色大黨。台聯或其他小黨吸收第三勢力和民間團體，形成理想型綠色大黨。國民黨親民黨化。兩大政黨分別吸收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元素，逐漸發展為波蘭式的兩黨政治──保守民族主義黨和自由民族主義黨輪流執政。其二：民進黨扮演以色列建國初期的工黨角色，周圍環繞大批沒有能力單獨執政的小黨。小黨由第三勢力、民間組織和泡沫化的國民黨組成。在這兩種情況下，台灣的國本將會堅如磐石。國家安全、民主權力和太平洋願景結成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發揮相互支持的作用。這樣的未來需要民進黨的遠見和審慎、台灣人民的勇氣和德性、國民黨和北京的自我毀滅性。在這三者當中，最後一項幾乎肯定會成為現實。前兩項則有賴於當事者的決斷。
中國國民黨倚靠北京 戰爭恐嚇應效忠和保護的人民
國民黨的問題並不僅僅是認同錯亂，她選擇的路線本身就是絕路。她在南京執政的短期內，迅速將自己引向毀滅，一點都不是偶然的。數千年來，亞洲內地一直是血腥殺戮的現場。任何深陷其中的政權都將面臨選擇：或者用最野蠻的手段維持統治，或者滅亡。即使沒有共產黨存在，這一基本格局仍然無法改變。即使沒有美國日本和自由世界，朝鮮、越南這樣外邦至少也得以逃避改朝換代的大屠殺，保存了在中原早已滅絕的明朝以前居民後裔。國民黨的特洛伊木馬工作也許能破壞台灣，但怎麼也挽救不了自己。路線的失敗就是最根本的失敗，國民黨的未來就是沒有未來。她在兩條路線之間搖擺不定，而兩條路線共同的特點都是愈走愈窄。第一條路線就是倚靠北京的支援，用戰爭恐嚇自己本應效忠和保護的人民，愈來愈像香港地下黨。第2條路線就是趕末班車，倚靠地方派系向淺綠發展，多半會導致國民黨的分裂。
強化國民共同體認同 拒絕中共悲劇式的神化體制
北京政治核心的認知圖景包括兩種關鍵元素：中國革命史敘事和大國復興敘事，兩者相互構成對方的合法性基礎。前者是弱者（中國共產黨）倚靠高明的馬基維利主義，征服其前任盟友和保護人的故事。弱者首先要取得強者的保護，但不能誠實地忠於強者，而要在表面忠誠的掩飾下，尋找強者的弱點和敵人，利用保護人的敵人攻擊保護人的弱點，再利用雙方兩敗俱傷的機會，推翻或取代原先的保護人。從北京的角度看，國民黨、蘇聯和美國相繼扮演了愚蠢的保護人角色。他們首先以國民黨附屬勢力的身分，爭取到生存的權利；然後利用國民黨的弱點和日本對國民黨的進攻，在蘇聯的保護下取代了國民黨。他們仍然以蘇聯附屬勢力的身分，倚靠在朝鮮戰場和其他地方為蘇聯服務，爭取了獨立政治實體的身分；然後利用蘇聯的弱點和美俄鬥爭，在尼克森和雷根的保護下推翻了蘇聯的霸權。他們最後以美國合作者的身分，以免費搭車方式分享反恐戰爭和世界貿易的利益，用韜光養晦掩護了大國崛起的戰略；同時以機會主義的方式聯絡美國的敵人，修改近代以來一直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這種策略極其有效，將中國共產黨由沒有寸地尺天的小團體變成了割據一方的諸侯，再變成東亞大陸的統治者，如今又企圖變成平行世界體系的創造者。
只有至高無上的目標才能為這些馬基維利的手段辯護，大國復興敘事構成了這種目標。這種神話宣稱：西方勢力在19世紀深入東亞以前，遠東的天下體系曾經是世界的中心。近代世界奪走了中國應有的地位，其存在本身就是對中國的侮辱和傷害。遠東文明即使沒有引進西方的因素，同樣有能力自己實現近代化。天下體系體現了家長制的溫情主義，比利益本位的西方國際體系優越。中國負有改造國際體系的天然使命，只是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下不得不韜光養晦。實力一旦充足，大國崛起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馬基維利能力才能實現天下體系的復活，其他勢力或原則都不可能做到，因此中國只能由中國共產黨統治。大國崛起既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正當性和統治合法性的最終驗證，放棄無異於承認自己不僅無權統治中國，而且為篡位犯下了各種大逆不道的罪行。如果這種認知圖景是無法改變的，未來的悲劇就是無法避免的，不到資源枯竭迫使她修改認知圖景，鬥爭就不可能結束。在此期間，任何低於徹底投降的任何局部妥協都不可能誘使北京放棄顛覆和滲透。所以對於台灣而言，最能強化共同體認同的政策反倒是最明智的。
10年黃金關鍵 清算黨產重建國本
小淵惠三時代，自民黨曾經策畫冷戰後的政黨格局演變，希望結束保守黨和社會黨對抗的局面，代之以兩大保守政黨對抗的局面。經過小泉和安倍，這種設想基本實現。目前民進黨需要的，就是這樣的戰略。以下幾項政策是值得考慮的。國民黨長期掌握基層政權，與其並不正當的灰色資金流關係密切。2016以後的民進黨政府如果錯過了清算黑金的大好機會，就是對未來不負責任。黨產和腐敗問題不僅僅是轉型正義的問題，關鍵在於非清算不足以重建基層政治結構，非重建不足以穩定國本。台灣軍隊的現狀不大適合她的長遠安全需要，高級將領太多而中級軍官不夠多。好的軍隊應該有優秀和大量的中級軍官和士官生，足以為一支比正常情況大10倍的軍隊提供指揮官。高級將領人數多而在職久，對良好的指揮系統並不有利。未來10年幾乎肯定是美日聯盟軍事部署調整的時代，有必要及時加入軍事單位之間的磨合。共同體團結需要將以色列使命（出埃及）、命運方舟和太平洋願景結合起來，給人民提供認同和方向。
台灣居世界樞紐 把握時機奠定未來路徑
台灣的地緣和經濟形勢都最適合兩個世界的樞紐。一方是美日和技術來源，一方是印度南洋和勞動力來源。隨著北京的人口老化和挑戰升級，高速增長區肯定會移向印度和南洋。TPP完善後，世貿組織將會邊緣化。台灣把握這兩大調整，就能奠定數十年的基本路徑。芬蘭過度倚賴容易到手的蘇聯市場，結果在1990年代損失慘重，有必要未雨綢繆，防範類似的損失。日本比任何其他國家更了解東亞，台灣附近水道的安全尤其是日本命運所繫。就亞洲大陸霸權國家造成的潛在不穩定局勢而言，日本和台灣有最多的共同利益。美國維護亞洲太平洋的平衡，不允許大陸強權改變均勢，是她的利益所在和長期政策，台灣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都不會改變。因此台灣在涉及自身安全和共同體塑造的關鍵問題上，完全可以先發制人，製造既成事實。如果必要，甚至可以訴諸美國選民的宗教和道德直覺，抵制少數專家和官員的現實政治。從過去幾十年的經驗看，台灣在這些手段上不是失之過度大膽，而是失之過度謹慎，錯過了許多維護國際地位的機會。韓國和以色列在類似的情況下，比台灣更善於利用美國的基本布局。所以無論從台灣國內還是國際因素考慮，未來5到10年都是決定長期走向的關鍵時刻。小英總統只要奠定了台灣在亞太安全體系和TPP當中的位置，時間和路徑的磨合就足以解決大部分細節問題。
解構大一統迷思 復興古老共榮傳統
台灣的安全需求和經濟需求，在上述的框架內就能實現；台灣的名分問題，有賴於中國問題的解決。20世紀和21世紀的中國問題，酷似19世紀和20世紀的德國問題。兩者都繼承了前現代多元帝國的結構，因此在近代國際體系和民族國家建構的潮流當中，遭遇了無法克服的障礙。民族國家要求精英和群眾的縱向整合，建立自我治理的小共同體；通過精英的橫向隔離，建構國際關係。帝國要求各地精英的橫向整合，將國際關係變成朝貢體系；通過精英和群眾的縱向隔離，降低共識成本。兩條路線不可能同時成功，無論如何選擇都必須犧牲另一條。德國只要堅持恢復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權，就只能承認希特勒的正當性，因為除了武斷統治以外，沒有其他方式可以阻止帝國的解體。中國在其短暫的憲政實驗中，連粵人和吳人的鬥爭都無法解決，一旦涉及內亞和列強，戰爭就不可避免。中國以後如果走上民主的道路，重蹈覆轍也是意料中事，只有解構大一統文化的迷思，復興諸夏共榮的古老傳統，才能同時保證東亞的自由與和平，包括台灣問題的最終圓滿解決。小英總統在處理現實問題和技術問題的同時，也需要大膽地打破帝國時代遺留的話語牢籠，鼓勵諸夏的自我解放，保護子孫後代免遭歷史的詛咒。
——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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