耘余闲墨（3）
网络技术给现实社会带来的变化契机还难以统计与估量。这不是夸大网络作用，也不是继续鼓吹我的经济学研究偏好。现代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确认技术变迁诱致制度变迁。历史地看，虽然所有技术均产生于特定制度，但终究是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技术起了比制度更为关键的作用。可以模拟一个例子：没有互联网方面的突破封锁技术，像我这样政治异议兼文化异议身份的学者就难以了解更真实的社会现实，至少失去了与自己手头文献、调查信息相参校的重要资源；设想当局全面封锁被称为「翻墙」的软件，那么，我绝对会选择街头抗议，且这样的人绝不会是千百人，更可能上百万乃至上亿。于是乎，对「翻墙」的封锁与反封锁就出现的政治策略与技术策略的耦合：前者在能完全做得到封锁的时候，也采取选择性阻断以免引发社会动荡；后者努力开发更新的技术版本，以免前者行为极端化而致全面封锁。对于前者的行为，在政治心理学上也有历史案例可依。
最微妙也很晚才被发现的例子是秦朝的禁书政策（法律），其中集中焚毁只是极端化行动而非一般态势。身跨晚清与民国的章太炎先生在《雅言》杂志第六期（一九一四年三月）撰文《秦献记》论之：「然其律令在官，空为具文，终不钩考，以致其诚。」之所以名义颇具威慑的酷法连执行者都认为不会达到设想效果，是因任何需求均有自动放大功能，尽管那时没经济学概念。在现代，技术进步放大了需求内在动能，尤其是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从印刷术到初级互联网已有历程性证明，曾有顶尖级专家予以论述。此不赘言。
在脱离初级互联网之后即几乎人人拥有信息主权之后，技术对制度的影响更加巨大。曾出任过美国商务部代理副部长的戴维·罗恩科普福（现任《外交政策》双月刊主编），甚至给出了「数字殖民主义」概念。他还说：「技术有产者觉得有权向技术无产者们强加他们的看法和价值观，而不用担心遭受任何报应。」情况是这样，但是，一旦（看起来像）技术有产者的人或自认的精英团体利用国家权力来做如彼殖民，尤其核心性设计是对国内进行数字化形式的价值观殖民，他（或他们）的失败则随之发生。当今中国的案例是「即刻搜索」的二十亿投资之毁灭。讨论多少金钱资本没入其中意义不大，而意义重大的是「权力估值系统」的崩溃。
我从经济学一般上，如此认为：第一，中国体育名人的无形资产是靠国家权力积累起来的，是反市场的「举国体制」之政治产品；第二，对这项反市场的无形资产的利用，确实是辩护者所说的该体育名人在「消费自己的名人效应」；第三，国家权力造就的反市场也是伪市场，而将它生产的政治产品（名人无形资产）进行标准的市场化（以支撑「即刻搜索」运行），必然要接受市场规则限制，结果是由网络信息产品的剧败而印证了传统权力遭到粉碎的事实。
国家权力是传统权力的主体，它的有效性更多地是纸面的，就像秦朝的禁书法律（政策）。国家权力可以市场化，其形式就是投票政治，这也是政治的市场化；政治可以是非市场化的，其如通俗所说的暗箱操作，但是它的支撑部分一旦想市场化，那么，危机就会发生。从这个理论总结上看，源于新加坡模式的「中国模式」或曰北京共识是一个过渡性模式，并且新加坡模式自己也在寻求重大改革。简炼而言，「经济上自由，政治上独裁」不会成为长久的市场制度基础。以上三项经济学一般分析在北京共识之下，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价值自我高估。具体到「即可搜索」，它要将在网络信息条件下几是垃圾的名人效应「鉴定」成了红宝石。如果在管理学层面它不是一个大骗局的话，也是一场无知的完全展示。这个个案的任何个人都可洗脱，社会也没必要死盯不放，要看到的问题是：在「三个一般」条件下，这个国家权力嚣张的案例毫无疑问地说明整个政治制度即统治体系在经济上的失败；由于在经济上如此之败，作为传统权力主体的国家权力已被粉碎。
我所说的「三个一般」界定，大体内容如此：其一，在市场一般上，国家权力促成资源滥用之主旨在于展现权力威力而不是微观经济绩效，所以，「即刻搜索」朗言它要轻松超越诸如百度一类的市场先行者；其二，在领域一般上，作为经营者的空间极大，即使没有谷歌退出也仍如此，是谓有夕阳产业而无夕阳门店；其三，在机会一般上，除了上项的谷歌之走而腾出的空间，还有与竞争对象如百度非敌对关系选择，是谓孙子兵法之不适于商场——商场绝不可能战场化，所有信奉「商场如战场」的经济界人士本质上都不是商人。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初稿；十一月二日凌晨，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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