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8日，緬甸舉行大選，此次選舉，仍然保留了軍方25%的議會席位，且仍通過憲法排除昂山素季參選總統，但總的來說，被認為相對自由公正，值得肯定，選舉結果也並不出人意料，昂山素季領導的全民盟獲得了壓倒性勝利，現執政的鞏發黨和現任總統也已承認失敗或祝賀全民盟勝選，緬甸在邁向政治和解、實現全面民主的道路上又向前進了一步。
緬甸的成就，在大陸民眾中也引起了相當反響，作為鄰國，緬甸與大陸之間有著相當密切的交往，相比大陸，緬甸經濟落後，教育也不發達，如今，連緬甸都能有反對黨，並舉行相對自由公正的大選，既有力地反駁了當局的生存優先論和發展階段論，同時也是對公知群體長期持有的素質論的嘲諷；對比緬甸，大陸民眾還有另外一番心思，昂山素季與劉曉波都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兩人也都遭受到長期的拘押或軟禁，可如今一人依舊在監獄，一人已獲得大選勝利，兩相對比之下，更加激起人們對於當下不自由狀況的認知。
緬甸今日的進展，是各種內外壓力、包括幾十年來緬甸民眾不屈抗爭的綜合產物，其中，2007年以僧侶群體為主體的番紅花革命，過程之悲壯慘烈，尤其令人觸目驚心，被認為是緬甸在2009年後走上自由化進程的關鍵一環，但在大陸網絡言論中，普遍存在著對於緬甸抗爭歷程的缺乏了解，除了作為符號的昂山素季和電影《The Lady》之外，對於緬甸民主化進程的具體展開幾乎一無所知。與之恰成對比的，是某種論調的流行：如同以往評價台灣轉型時，更突出強調蔣經國的主動作為一樣，在評論緬甸的進展時，也更傾向於贊美登盛等人，什麼「中國不缺昂山素季，獨缺吳登盛」的論調流傳甚多，甚至認為相比昂山素季，「吳登盛更偉大」云云。
在我看來，緬甸軍政府鎮壓了20多年民主，只是在經濟長期不發達、內部分裂、外部制裁，以及番紅花革命等諸多壓力乃至危機之下，才開始轉變，不值得任何讚美，而只能給予明智的好評，同時，作為無權者，這麼讚美壓迫者，是一種自我貶低乃至否定，需要加以反思。正如張雪忠先生的評論：「吳登盛和軍政府放棄專制獨裁，當然值得肯定。但說『吳登盛更偉大』、『軍政府是選舉的真正勝利者』云云，那就太過做作和矯情了。這麼說的人該如何面對喪命軍政府槍下的緬甸民眾，以及不計其數為爭取民主而犧牲自由和生命的政治犯。我最多只會說，軍政府通過還權於民，完成了對自身罪惡的救贖。」
當然，這種論調其實是以他人之酒杯，澆自己的塊壘，與其說是讚美吳登盛，不如說是寄望習近平。緬甸的變化，被不少人看作是當局主動變革的產物，並從中看到了中國走上類似道路的希望，如如章文在「看緬甸，想中國」一文最末就說：「當政者應仔細思量！一個國家的變法，主導權開始是掌握在統治者手中的。統治者應『以史為鑒』，及時求變，切莫為一己一集團之私利，拖延變革，終至喪失主導權並遭到人民的唾棄，徹底退出歷史舞台。」這樣的寄托和期待，這幾天在大陸網絡上還有很多。
這種借南非、台灣等相對和平轉型的例子，來勸諫當政者主動政改的論調，在大陸已經流行了很多年，只不過，這一次換成了緬甸，句式還是一樣的句式。在極權專政的壓制下，這種論調的出現並不讓人奇怪，一方面民間力量始終極度弱小，由民間自下而上推動變革的希望渺茫，一方面，統治者卻掌握著絕大多數的組織、暴力和經濟資源，似乎只要統治者願意，民主就可以一蹴而就，於是，在長期近乎冰河期的壓抑之下，人們只能將變革的希望投射到統治者身上。這種統治者越強大和反動，反倒讓人對統治者充滿希望，盡管令人諷刺，卻難以避免，正如1989年悲劇之後，本應該對政權更加絕望，反倒出現了流行一時「告別革命」的論調一樣，其實都是絕望之下，心理失調的產物。
可是，統治者怎麼會主動變革呢？統治者並不愚蠢，以民主為導向的自由化政治改革，一旦展開，首先就會賦予無權者權利，終結其絕對統治權力，最終也會通過民主選舉，導致其失去執政權力，正如長平所說：「中共如果實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也必然會是這樣的結果。這是很多鼓吹中國改革的人士不願面對的問題，他們誆哄統治者說，唯有改革可以長治久安，江山萬年。事實上，到底什麼是真正的政治改革，統治者心知肚明。」也因此，類似章文這樣的諷喻乃至勸諫，除了讓言說者本人及其聽眾維持一個隨時可能變革的虛假希望，提供某種絕望下的心理撫慰之外，對於統治者來說，從來都是毫無效力的可笑東西。
歷史上並非沒有統治者主動變革的例子，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即可看出，所謂的主動背後，往往是各種壓力和危機的驅使，且這種壓力或危機是如此之大，以致於民主化變革以及因此而失去執政權，都顯得更為可取。南非從博塔到德克勒克的主動變革，是在外有國際社會的全面制裁，內有黑人持續武裝暴力反抗的情況下展開的，不難想像，在這種情況之下，儘管黑人武裝不具備推翻白人政權的可能，但白人政權也難以持續有效地治理國家，長期處於衝突動蕩和國際孤立的前景，毀滅的是包括黑人和白人在內全體南非人的生活，以致當時的南非總統德克勒克有如此名言：「我們當然還能執政五到十年，但那是毀滅之路。和談的時刻已經到來。」顯然，與毀滅——即使僅僅是比喻——相比，失去執政權就算不上什麼了。
同樣的道理，蔣經國決定開放報禁黨禁，也有其內外壓力，對外，大陸與美國建交，且為了共同對抗蘇聯，正處於「蜜月期」，從軍事到經濟、文化展開了全面交流，這帶給台灣巨大的安全憂慮，甚至有被美國拋棄的恐懼，對內，與南非白人統治者類似，國民黨的統治核心基礎是所謂外省人集團，面臨與本省人和解的根本難題。實現民主轉型，既可以通過制度上的親和力拖住美國，緩解安全壓力，同時也能夠實現島內政治和解，穩固統治。在這個意義上，涉及到統治權力歸屬的自由化、民主化改革，從來都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這種牽涉到整個統治集團利益的變革，也不是靠說服最高統治者個人就能夠啟動，沒有根本性的危機和壓力，壓根就不可能提上議事日程上來。
不幸的是，儘管經歷了1989年這樣震驚世界的悲劇性事件，鎮壓89學運並未重創中共，相反，抓住冷戰結束和全球化擴張的歷史機遇，中共不僅擺脫了制裁和孤立，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還促進了大陸經濟的長期發展，目前，也並沒有任何成型的壓力和危機的存在，此時的中共，正處於前所未有的自信之中，現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團，也因為利益的攫取而處於全面保守化之中，因此，當下並不存在朝向自由化、民主化的主動變革的任何可能。相反，憑借所攫取的經濟發展成果，中共正在國內全面強化各種控制，以「依法治國」的名義，市場新極權體制日益完備，而在國際上，中共也正憑借其經濟實力，嘗試更大範圍內的擴張和滲透，「中國式病毒」的出現，也顯示中共目前相對游刃有餘。不誇張地說，當下中國大陸正處在前所未有的冰河期中，來自緬甸的虛假希望除了過過嘴癮，並沒有任何意義，沒有危機，就不會有改變的規律，同樣適用於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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