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于为我自己的一篇学术论文所涉及，且又在网易博客上遭遇"被丢失"。因此，在试着重发网易博客之后，在新世纪发表。但是，在博客上重发并不意味着我所说的原则——不再在网易博客发表任何一篇博文、任何一幅图片、回复任何一个跟帖——失去效力。我一如既往地遵守我自定的这个原则，并相信：在中国未来的时间里，所有在网络审查、屏蔽方面助纣为虐的网站，都会收到相应的追究！】
引言：不纸面，为反抗
网易解封了我的博客，其通知内容是："该账号已成功解封，网易博客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健康和谐的网络空间，请勿再次发布或传播违规内容。"这里面显然涉及一个自我审查问题，即是说我首先要考量自己即将发到博客上的东西是否有违规内容。实质上，"规"太宽泛、太任意，兼之作者与网易的观点与意识形态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差别的量与大于共识的量，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没了标准。或者说，网易就像国家的出版署一样，在审核书稿时予夺予取。
我之所以从二〇一二年下半年以来不再出版纸面的东西，就是对它的反抗。其间，我答应网易博客管理方的编辑约稿一次，编一个文集（我只是二十八位撰文的历史学者之一），且发表过的博文。原因在于网易长期为我提供博客服务，我破例一次算个回报。
一、当不成文契约被藐视的时候
按着开立博客最初的同意条款，网易确实拥有审核权，审核权的具体使用我也接受。比如，它通知某篇博文要修改或干脆直接被告知为违规，我均接受 了。因为契约在，我从点击开立博客时的"同意"选项时就意味着我的接受网易的审核条款——这好像是经济合同行为里的验货付款。如果争议巨大，我可以提起民 事诉讼。不过，不告知哪篇文章或哪幅图片违规而直接封禁，我接受不了，它也不在"同意"条款之内。
至于网易因何如此而为我不想探讨，但它明显地违背了不成文的契约：其一，当初"同意"选项内的条款再苛刻，也没法否定双方民事关系的实质，网易不是 我必须面对的某一级次行政当局也不是我敬拜的信仰对象，但它的通知内容显然具有这两种"不是"的性质或曰它自赋了道德裁决权力；其二，博文没有报酬但作者 可以通过点击量提高知名度，作为学者的我还能发了博文再于论文及学术书目写作时做自我引用——这是间接收益，同时，网易也因发表我的博文获得了点击增量以 及扩张了某一特征——它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网站"——在我所知道的范围有如此认知，那么，这意味着我和网易是双赢关系，但其不告知（违规原因及具体情 节）而直接封禁的行为显然是破坏此种双赢关系的恶意行为。这两点里面的契约关系没有纸面文本也没有电子文档可以证明，但它们是不成文契约的内容无疑。
没有人要求我在小餐馆就餐时必须带走使用过的餐巾纸，餐馆也没有提示，但是我带走它们（同桌别人使用的我不管）。这种行为基于我和社会有一个不成文的契约——作为知识分子或者哪怕是被贬义化的公知，我有义务尊重服务方，不能像在卫生间那样在餐馆扔下使用过的餐巾（手纸）。一种广泛而自觉的不成文契约及其精神毕竟是文明的本质构成部分，就算一个再堕落的国度，有它存在也不至于文明灭亡。
二、当同情成为一种侮辱的时候
虽然网易的解封通知违背了我认为的不成文契约，也就是这家商业机构欠缺契约精神的表现，但通知里含有的同情因素还是显而易见的。成功解封之成 功何以理解？我想，就像我祈祷耶和华得到了我确认的恩准而做好了某一件事，网易也向它应敬拜的对象请求，为我争取到了一次机会。争取机会是准确的同情。它虽然一转身成了我或当敬拜的对象劝我"请勿再次"，也是同情，但更像看起来好心的人劝我"别写政治方面的文章，要不还得进去"。但是，我不领情！对于举例（避免还得进去）的同情我报以强烈的反感，原因呢，读懂了我关于承认与担当关系博文的人自然能明白。我对网易不领情，类同于维克多·克莱普勒对一个善意苹果的判断。
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汉译本，印芝虹译；印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三；见下图）讲了这样一段亲历（第九十到第九 十三页）：在二战期间，作为教授的犹太人他被迫到一个糊信封与纸袋的厂子劳动（类似于"下放"或"进牛棚"），有一个管理者是日耳曼族的妇女，叫芙丽达， 对他照顾有加；在一次得知克莱普勒太太生病后，芙丽达带来一只当时犹太人几乎无权消费的大苹果，让克莱普勒带给他太太；这个苹果是冲着克莱普勒太太的德国 人即日耳曼民族身份来的，就在递给那个苹果时，芙丽达还有些疑问，"您太太真是德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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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
不能否认芙丽达的一般人性之善良，但是，克莱普勒本人也是德国人呀！他不是战俘，也不是侨民，在纳粹政权之前他是好好生活的德国人，一个教 授。就算他不是教授，与日耳曼女人结婚有什么不对吗？没有。只是纳粹的罪恶把本来就是德国人的犹太族的克莱普勒给外待了，即纳粹作为新政权它不承认犹太人 是德国人，或者德国人里面不能有犹太人。说得再通俗一点，有人认为我作为异议型知识分子给我们这个小城市（泊头）丢人了，相当于克莱普勒不能是德国人。
三、当歧视成为生存条件的时候
大约有十年前，有人疑惑地向我请教学校里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为什么发生那么多负面，比如一个科长的儿子可以放肆殴打一个卖包子摊主的儿 子，再比如老师对家庭低微又成绩不好的孩子百般勒索，等等。我只有一句话：在一个饱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世界里，学不会歧视就无法生存，哪怕你是个暗娼，你 完全可以借某个机会辱骂"小姐"（妓女）。听者默然。过了十年，该人忽然茅塞顿开，说我有先见云云。至于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关系则是个学术话题，在一 篇通俗文章里是没法展开说的。借此推荐一本书倒是不错的选择——看看弥尔顿·迈耶写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间的德国人》（汉译本，王岽兴、张蓉译；王张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三；见下图）。在书中，他写道："我们近来才发现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本质的相似性，也许是德国人'先进的'境况，也许是苏联共产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混淆，也许是这二者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第三百二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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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
芙丽达对克莱普勒的同情也是一种深刻的启示，所以，我称之为侮辱。所以，我不接受网易同情，从这篇文章之后不再发任何一篇博客、一张图 片、回复任何一个跟帖。我不需要网易的"苹果"，我比克莱普勒有志气。无意贬低克莱普勒，如果不是他在苹果之后给人们写出一段事实与心理感受，恐怕我还不 能认识到"同情之恶"，尽管看透了弥漫于这个国度的歧视之恶。对于芙丽达无法从感情上接受克莱普勒太太是德国人以及类似案例中其他三个人， 克莱普勒在书中评价："这四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位都不是真正的纳粹"，"没有一位是纳粹，但是所有的人都中毒了"。
在我看来，中国也有没必要计数但现实存在的中毒者。比如说，劝我避免还得进去的人，在他们那里，国家是绝对正确的，我的任何批评就别说激 烈批判都是不对的，都构成了犯罪。再比如说，那位昨天（九月十六日晚）还一定要把我排除在"泊头人"之外的先生，他认为我不但不属于泊头，而且还不属于他 的"大中华"。不过，我没有克莱普勒那么悲观，而是很高兴，自愿不被包括在他的"泊头人"、他的"大中华"里面。如果他与网易一样，同情我，那无疑加重了 我要承担的侮辱。
四、当米瓦们还欢欣于丰裕收入的时候
歧视弥漫于恶人的国度不是太特色的东西，前苏联时期它还成为罪恶的最好借口。有一个叫瓦伦蒂娜的人，她是海军军官之妻并在军属企业上班，但 是，她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在军属厂干活，而是利用妇女之间自然亲近的心理特征获取"反动信息"，再举报给她的上线。这样，就有不少人因为"嘴不把门儿"而并 非什么实质性的反动行为，身陷牢狱乃至于家破人亡。到苏联崩亡后，她不得不面对历史事实，尽管没人追究她的刑事责任。可是，她恬然不知其耻，辩解说干那些 事是被迫的，自己也是受害者——"如果我拒绝合作，我的丈夫可能会遭殃"。这是奥兰多·费吉斯写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汉译本，毛俊杰译； 毛译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见下图）一书所举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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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
没必要同情但可以理解，不过事情绝不如此简单。在另外一面，她坚持被她举报的人都是"人民的公敌"。不唯宁是，她甚至还以自己在前苏联时期参与了 "反间谍"工作而自豪，因为在那个秘密工作里她取得了"成就"（见第五百〇三页）。她的人品是什么样的不必细论，但是什么样的教育让她变成如此之状，确实 是值得仔细想想的。如果能够联系这个人与汉娜·阿伦特笔下所描写的"平庸的邪恶"人物，自然会证实迈耶的理论判断——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相似性。在日 常生活中，我也会接触到这类的例子，更会给太太讲解其中的原理。比如说，她一直不明白某人更及某几个本质上看不起我，有时甚至直白地蔑视我（如我闺女因为我的政治问题获得不了国家批准而不能到境外、国外去），那为什么还想法设法接近我呢？尤其是在"敏感时期"。我就给太太讲纳粹历史、苏联历史。在纳粹时 代，人们不敢相信任何人，包括秘书、生意合伙人那种重要关系，因为他们说不定就是犹如瓦伦蒂娜式的人；在前苏联，有瓦伦蒂娜的历史案例就足够了。我也跟太 太开玩笑：如果你是瓦伦蒂娜那样的人，你姓米，我就以"私人反间谍"方式给你做个"秘密档案"，你在这个档案里的代号就叫"米瓦"。十分谨慎地点出两个米瓦，太太无从反驳，但觉得"很像"。档案不是为了追溯罪恶，更主要的是为像写一本费吉斯《耳语者》那样的好书积累素材。
没有乱猜疑别人的因素，我也不会因此而侵犯别人的人权，更没精力专门做"私人反间谍"专业事务。不过，人在同情的侮辱、歧视的弥漫之普通的类似非契 约的生存规则教育下，心甘情愿做米瓦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是矫情的宽容，看看瓦伦蒂娜的三个"足以"（同上，同页）就行了，她获得的举报报酬"足以汇大笔 款子给年迈的父母，足以在阿巴坎城购买住房，足以供自己和丈夫于一九五九年退休（她那年三十九岁）"。阿伦特关于"平庸的邪恶"之论还有待讨论，不过平庸 确实是促使人不自觉走向邪恶的动力之一。所以，我在承认与承担的哲学含义里，给出了深度解析。我在以后的论文写作中，也将自我引用那篇博文。
结语：三个结束，一个学术忠告
坦率地说，我也没想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结束与网易的契约及非契约关系。还有，也没想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来为三本好书做非正式书评。可以欣慰的是，在博客的最后一篇时刻，是以"学问讲座"的形式结束。关心、关爱我的读者不必为此而伤心，也不必愤怒地指责网易，如果能对我拥有的六百万点击量包括 "你的那一点"有历史性承认的决心，那么，好好读读上面那三本书吧！如果已经读过一本，也是我们惺惺相惜的非契约关系的证明啦！
我称不上道德高尚，但我还有原则底线，更坚持学术尊严。我是个凡俗的人，尽管在外人看起来已经非常清高，但是，网易的作为其实只是"大气 候"里面的"小气候"，最坏也像瓦伦蒂娜那样值得宽容。鉴于"大气候"之恶劣而非我胆怯，鉴于有更重要的自选学术项目要做而非隐逸山林以图逍遥，我还决定 另外两个事情：结束所有的盟兄弟关系，不再参与最低限度的人情活动；结束所有维权援助事务，因为那些诉求者所期望的体制没有任何希望。最 后，给那些还与我有同一努力方向的年轻学人们一个忠告：深刻研究纳粹的历史尤其它在文化方面的反动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现代问题研究构成部分。如果这个忠告不起作用，就算一次自我修正：我曾经说过研究中国问题，至少要研究晚清、民国、苏联三方面的历史与社会，那么，现在要添上——深刻研究法西斯德国的历史 与社会，尤其它的文化反动——是必不可少的。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七日中午，完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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