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日星期五

綦彦臣:全球粮荒拷问中国农地制度

中国上世纪五十年末到六十年代初出现的大饥荒是“人祸为主,天灾为次”,而今天则面临着一个与历史相近选择,……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中国不实现农地资本化政策,由国家权力导致的大饥荒还会出现。


资料图:四月四日,香港市民在超市内购买大米

因美国经济衰退而导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已经出现,但是很少有人注意美国的农业政策在因应全球粮荒之时,做出了重要的保护措施:为对付石油涨价,在未来几年,美国将有三分之一的玉米用于乙醇燃料生产。这个比例较目前提高两倍之多,推动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预期已经十分明显。

中国偏重小麦、玉米、水稻的生产,对油料一直持忽视态度,致使在全球大豆价格上扬之际,国内2007年的大豆种植面积减少了五百万亩以上。同时主产区东北三省遭受了五十年不遇的旱情,大豆严重减产,导致国内食用豆油价格上涨了30%之多,为本来通胀严重的经济局势再添危卵。

全球粮荒还将持续

2007年,全世界小麦主产国除美国与中国之外,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均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导致了全球粮食供应的紧张。全球综合粮价上涨了40%,高于石油价格的涨幅。在此情形下,美国农业部公布的预期数据表明20072008年度的小麦库存量将降到六十年来的最低点,不足3亿蒲式耳(2.42亿)。

中国虽未遭受灾害影响,但由于国内粮食消费结构难以调整,在2008年也将改变粮食净出口的状况,一转为粮食纯进口。目前,中国的大豆进口已经引起了全球豆价的上涨,颇受国际社会关注。随着“大豆问题”为全世界所忧心,中国的粮食体制进而农地制度也成为国际问题,而不再是单纯的国内事务。

全球粮荒必然会对国际格局、地缘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比如在马来西亚,未经政府许可出口面粉被列为犯罪行为,再比如中国所需大豆的主要出口国阿根廷连续上调大豆出口关税:200711月底上调了7.5%(达到35%),至20083月中旬又上调11%(达到46%)。阿根廷经济部长已宣布,大豆出口关税追随国际豆价变动的政策将执行四年。

农地非资本化是中国农业的死结

全 球粮荒的持续虽然不一定直接导致中国粮荒,但是却无助于改善中国的高通胀状况。为了给中国农业体制一个战略性出口,国内外经济学家都急切地盼当局改革农地 制度。国内者如著名学者周其仁,公开表示“变革农地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解决农地流转问题”;国外者如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建议大 陆实行土地私有化,放开兼并,因为“土地兼并会缓慢而自发地进行,从而使比较没有效率的农民出售自己的土地后流向城市定居”。

无 论周其仁还是文贯中,所力主解决的是农地非资本化问题,而私有化即农地资本化之后不只是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同时还会在另四个方向上促进农村社会的变化:其 一,农地资本化后,通过比较利益出让土地得到的收益转化为农业集约化投资,如大幅度改善农田水利建设——大水漫灌式管道浇地变成喷灌、滴灌后,会节约大量 的水资源。其二,农用住宅占地面积会主动地大幅度缩小,在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方,由于没牲畜占地,更适于建设“村庄里的都市”,使自然规模庞大的村落就地 转化为农村小城镇。其三,多地地区的闲散地充分改造利用,发展为集约化果蔬生产小区。其四,农地资本化必然带来证券化,证券化必然带来全国农业人口的经济 性流,如皖浙地区农民可用现金资产购买华北多地区的股权,而后迁徙定居、进行有效经营。并且“资本化——证券化”过程还会带来地区间的农业技术交流,促进 农业新品种的开发。

中国目前多地区如冀东平原,由于资本投入太低,不仅水利条件受限(复制指数低),而且土地综合利用程度也十分低,据一些个案观察:如果资本投入充足,多地区提高粮产量25%30%是不成问题的。

中共与农民的利益有冲突

就 目前状况看,中共局限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无法解决土地非资本化问题。虽然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结束、会见中外记者时引王安石:“三不足”论,但要突破“宪 法与现实的阴影区”,何其难也?!大陆宪法规定农地不属于国家,是集体所有;而现实中,农村集体资产已经全部私有化(如“分队”初期的农具、牲畜作价给农 户),只有土地还是以“承包”方式发给农民,形成一个准私有状况。农村土地一旦私有化,中共最基层政权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存在基础,真正的农村自治就会出 现。“党从农村退出”,谁来承担这个政治责任?

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增进农村福利,固然是可取之策,但若使农地“资本化——证券化”流程出现,市场效应代替政府补贴的结果就会出现。如此,不仅“18亿亩耕地红线”不再是问题,而且土地的农业利用率将会大大提高。初步估计,全国可调整出不少于两亿亩的耕地。其主要来源是:(一)农村小城镇化出现的住宅集中节省出来的土地;(二)闲散地块的集约利用提供的替代“农地转工”的效率。

就 目前农村土地私有化的阻力来看,并不是广大农民,而是农村中党权与家族势力结合的那部分掌权分子。因为只要土地仍在集体名下,他们就有替代农民进行土地使 用权裁决的权力。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提法,不仅有周其仁、文贯中这样的纯学者来力主,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有学者型官员通过实证研究,试图诱导当局 作为,如农业部的资深学者丁力先生、中央农业政策顾问杜润生先生,均有所论述。但本质问题是共产党的政治利益与农民的经济利益有冲突,而没有人敢跨过农地 私有化这道坎儿。

警惕第二次大饥荒

在 全球粮荒效应持续传播的情况下,并且“汽车与人争粮食”的状况因石油价格(与产出极限)而无法改变,中国的粮荒隐忧也浮上水面。除非国家在短时间内压缩粮 食消耗产业,如限制酿酒而保证饲料用粮,但是如此调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做到,正如现在不能全面取消烟草种植而改为粮食生产一样。

中国上世纪五十年末到六十年代初出现的大饥荒是“人祸为主,天灾为次”,而今天则面临着一个与历史相近选择,尽管第二次大饥荒尚未临到。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中国不实现农地资本化政策,由国家权力导致的大饥荒还会出现,不同的只可能是结构与形式。

(原载《争鸣》杂志2008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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