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4日星期二

美国左派精英,如何把美国历史变成控诉书 ——《史密森尼学会调查实录》

 原创  杨大巍  印象与逻辑  2026年8月3日




如果说川普第二个任期有一条最鲜明的主线,那就是重新夺回美国教育与文化机构的话语权。

过去一年,川普政府不断向它所认定的觉醒文化、DEI和身份政治发起挑战。哈佛大学、美国国际开发署先后成为改革对象。如今,这场改革又延伸到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公共文化机构,史密森尼学会。

如果你近十年看过美国讲述独立战争、内战,以及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重要人物的纪录片,又对这段历史有一定了解,就会明显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脸谱化。讲到杰斐逊或华盛顿,几乎必然会把黑人历史强行插入,成为叙事的重要部分。尤其是林肯,大众宣传中他被塑造得最多的形象,就是“解放黑奴的伟大总统”。但解放黑奴背后林肯真实的政治考量是什么,纪录片往往绝口不提,仿佛他一生的政治目标,就是为了解放黑奴。这与历史原始记录中的林肯,其实有很大距离。

对美国历史不了解的人,特别是海外读者,很容易被这类宣传性纪录片蒙蔽。而这正是美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长期左倾教育所形成的一种现实。

史密森尼学会正是这一体系中最核心的公共文化机构之一。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与教育研究综合体,也是塑造美国历史记忆最重要的公共机构。拥有二十一座博物馆、十四个教育研究中心,业务遍及美国八个州、华盛顿特区和巴拿马,收藏超过一亿五千七百万件文物。每年近一千五百万人次走进它的展厅,更多人通过学校课程和数字平台接触它讲述的美国历史。仅二〇二六财年,联邦拨款就超过十亿美元,过去二十年联邦资金长期占其预算约三分之二。

史密森尼不仅收藏美国的历史,也在影响美国人如何认识自己的国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全体纳税人的支持之上。

它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传奇。

一八二六年,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在遗嘱中写下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如果侄子去世后没有留下继承人,就把全部遗产留给一个自己从未踏足过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华盛顿建立一所用自己名字命名、旨在“增进并传播人类知识”的机构。

史密森是诺森伯兰公爵的私生子。虽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却始终无法获得正式贵族身份。许多学者认为,正是这种长期被排斥的经历,让他对英国等级制度彻底失望;而当时正在崛起的美国,共和制度与相对开放的社会,则让他看到了另一种选择。

一八三五年,侄子去世,没有留下后代。三年后,这笔价值超过五十万美元的遗产运抵美国。国会争论了整整八年。直到一八四六年,总统詹姆斯·K·波尔克签署法案,史密森尼学会正式成立。

它的使命写得十分明确,“the increase and diffusion of knowledge among men”,增进并传播人类知识。近两百年来,几乎没有人质疑过这个使命。直到今天。

二〇二六年七月四日,美国建国二百五十周年当天,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发布一百六十二页报告《拯救美国的故事》。

报告的核心指控十分明确。史密森尼,尤其是国家历史博物馆,正在把原本属于全体美国人的共同历史,一点一点改写成一份围绕压迫、特权和受害者身份展开的“控诉状”。这不是某一场展览的问题,而是整个策展体系发生了系统性转向。

报告首先质疑的是建国叙事。

建国二百五十周年,本应是国家历史博物馆最重要的一年。但馆内竟然没有一场以《独立宣言》、大陆会议、华盛顿、杰斐逊或富兰克林为主题的大型专题展。开国元勋并没有从展厅消失,但他们的位置已经改变。他们不再首先被视为共和国的缔造者,而是必须先交代“历史问题”的人物。

富兰克林的电学实验和科学成就,让位于他早年蓄奴的经历。汉密尔顿被简化成一句判决式评价,“有影响力,但有缺陷”。他们创建共和国、奠定美国宪政制度的功绩,则被放到了展览叙事的后面。

种族议题同样如此。博物馆曾设立“修复性历史中心”,以“修复性司法”为策展原则,收藏“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资料,并推动“去殖民化”项目。一些培训材料把“白人文化”描述为压迫结构,把努力工作、个人主义、核心家庭等价值观也归入“白人文化”范畴。哥伦布更多被描述为奴隶主、杀人犯和掠夺者,感恩节在部分展览中被称为“哀悼日”。

性别议题进入面向儿童的展览。《少女时代(它很复杂)》中出现了跨性别内容、变装皇后影像,以及“性别并非总是在出生时显现”等表述。国会听证会上,众议员南希·梅斯连续追问馆长安西娅·哈蒂格,“男人能变成女人吗?”“女人是什么?”“世界上有多少种性别?”哈蒂格始终没有正面回答,只表示“这与我作为馆长的职责无关”。如果一家国家级历史博物馆的馆长,连“女人是什么”都拒绝回答,人们又如何相信她能在更复杂的历史问题上保持客观?

移民展览试图引导参观者相信非法移民应获得合法身份、投票权和社会归属。就连娱乐文化,也被放进同一套框架,用“白人至上”“帝国主义”“黑人脸谱”解释流行文化的发展,米老鼠也未能幸免。

不同主题,却呈现出相似的叙事方式。报告认为,这已不是个别策展人的选择,而是整个机构策展理念的系统性变化。博物馆的解释性规划进一步要求,几乎所有展览都围绕七项“核心议题”展开,包括种族与身份、性别与性取向、气候变化、移民、经济不平等、技术变革、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

报告重点提到二〇一九年出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安西娅·哈蒂格。她曾公开表示,历史应该成为“社会正义的重要工具”,博物馆要把学术与行动主义、社会倡导结合起来,并主动重构传统的美国历史叙事。她还表示,自己的成功得益于“白人特权和资产阶级的庇护”,并主张对建国二百五十周年进行“问题化”反思。

这句话,与其说是一位历史学家的专业判断,不如说更像一份政治宣言。

哈蒂格的表述,体现了近年来美国进步派知识界一种越来越常见的思维方式。表面上是对自身出身和历史的反思,实际往往演变为对自身文明传统的持续否定。一个人的成长、家庭、文化乃至国家历史,不再被视为值得传承的遗产,而更多被看作需要不断检讨、解构甚至摆脱的对象。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完全陌生。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曾出现鼓励人们公开否定自身家庭、出身和传统的政治文化。两者背景完全不同,不能简单等同,但都反映出一种相似的倾向,把与自身历史和传统保持距离,甚至主动决裂,视为一种更进步、更高尚的道德姿态。

对许多保守派而言,这已经不仅仅是历史观,更是一种价值观。它不断要求人与自己的历史保持距离,并把这种距离本身视为道德优越。因此,今天围绕美国历史的争论,早已不仅是学术分歧,而是一场关于国家认同和文化传承的争论。

一座国家历史博物馆真正呈现的,从来不只是过去发生了什么,也包括今天的人选择怎样理解这段过去。哪些历史被放在中心,哪些被边缘化;哪些人物值得纪念,哪些需要重新审视,这些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策展理念和机构选择的结果。而这些选择,最终取决于谁在管理这家机构。

近年来,史密森尼的领导层和不少策展人,都有民主党政府、进步派非营利组织或DEI机构的工作背景。负责学术任命的罗什尼·拉尔,长期从事反种族主义和社会正义导向的DEI工作。她的前任先后任职于克林顿白宫、奥巴马国务院和希拉里·克林顿办公室。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则来自城市研究所、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奥巴马教育部及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公开的联邦竞选捐款记录也显示,以史密森尼为雇主申报的个人捐款,绝大多数流向民主党。

一个人支持哪个政党,是个人自由。但当管理层、策展团队和学术体系长期来自高度相似的背景时,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与展览取舍,会不会越来越趋同?不同的声音,是否还有机会进入决策过程?

社会学把这种现象称为“回音室效应”。当背景相似的人不断讨论相同问题,相似观点便会不断强化,最后慢慢变成唯一的“标准答案”。

类似的轨迹,并不仅仅出现在史密森尼。过去十多年,美国不少大学、博物馆、文化机构甚至影视行业,都越来越倾向于用相似的方式讲述美国历史。看似独立的机构,却逐渐形成了相近的价值取向。

史密森尼之所以格外引人关注,是因为它是一家由联邦拨款支持、面向全体美国公众的国家级文化机构。如果问题只是几场展览选题失当,调整展览也许就够了;但如果问题出在人事结构、机构文化和长期形成的学术生态,那么真正需要改革的,就绝不仅仅是几块展板。

二〇二五年三月,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启动对史密森尼的全面审查。二〇二六年七月,白宫发布《拯救美国的故事》报告,国会随即举行听证会。同月,川普再次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相关博物馆公开说明报告指出的问题,以临时展览补充建国历史和开国元勋内容,并通过预算和拨款机制推动改革。

支持者认为,史密森尼作为依靠联邦拨款运转的公共机构,本来就应该接受公众监督。如果它越来越偏向某一种历史观,纳税人当然有权提出质疑。批评者则认为,这是行政权力干预学术独立。

学术独立当然重要,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拒绝公众监督,更不意味着一种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叙事可以天然免于质疑。对一家由全体纳税人提供资金、承担国家公共教育职能的文化机构来说,人们真正关心的,是它讲述的“美国故事”究竟代表全体美国人,还是更多代表某一种意识形态。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谁拥有解释历史的权力。一种历史解释一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就很容易把自己当成唯一正确的答案,并把不同意见视为威胁。真正需要维护的,不只是表达某一种观点的自由,更是不同历史观公开竞争、彼此辩论的空间。

过去几十年,美国逐渐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历史教育链条。博物馆塑造公共历史叙事,大学培养教师、研究者和策展人,中小学再把这套历史观传递给下一代。一家国家级文化机构如何讲述历史,影响的早已不只是博物馆本身。

每年近一千五百万人次走进史密森尼的展厅,还有更多人通过学校和数字平台接触它讲述的美国故事。对这样一家由全体纳税人共同支持的机构来说,它如何讲述美国历史,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史密森尼当然不是美国文化之争的全部,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今天美国围绕历史、教育、文化和国家认同展开的更深层争论。

美国人终究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希望留给下一代的,究竟是一个不断为自己的历史谢罪的美国,还是一个既能正视错误,也珍视自身传统,仍然相信自己的历史值得讲述、值得传承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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