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79年9月28日，在中国美术馆外的“星星”画展把在馆内举行的《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给震了”。因为和王晶尧先生等一行人观摩徐唯辛先生的文革人物展，顺便在北京这家《今日美术馆》观看了星星回顾展。整体的印象是，这个展览呈现了历史的灰色记忆，从画面到画家，已经成为北京人遗忘的一个落角，我只是看见几个老外步履匆匆地进入展厅。
而在文革人物展上，徐先生制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这个效果就是，按照一种所谓客观艺术的手法，我姑且称之为主观的客观——这也许是现象学的表述——使得文革人物以巨大的宽度和高度（有三米左右高吧！），整齐划一地排列在馆中。他们或许是超越是非和荣辱的，带有亦敌亦友的存在主义感受：这个存在，当然接受观众们的感受和审视，记忆和判断；小人物，现在已经和毛主席，林副主席并列之——受难者和迫害者，一并享受观众的眼光和鉴赏。这个记忆和历史人物的放大化，既给出中国特有的现实，也给出中国特有的无奈——在德国或者西班牙，是没有必要安排希特勒或者佛朗歌和受难者以同样的内容和形式给出画面的。但是，这个画面，正好补代了星星们没有做出的，对于历史和政治的记忆和发言：我们留影纪念——背景是直对画展门扉的卞仲耘和王晶尧合影（其实是画作）……。
作为一个《今天》杂志早期的作者，我本来应该充分估计这次回顾展的所谓深远意义，但是，看过画展，进行一下回顾，我却只能得出一个几乎是负面的结论：这个回顾展既没有既往之余绪，也没有开来之朝阳。她的孤独，也不是以往类似凡高、高庚或者先锋画家和诗人们的孤独，而只是反射了"孤独"本身较为原始和狭隘的含义。这个孤独，是一种比较小型的，个人的，感伤的孤独——这个孤独，成为文学之象牙塔和世俗化结合的现状中，一种无奈的悲伤和寂寞——这个寂寞，不是排山倒海以前，异峰独起时那种暴风雨前的寂静：像所有具备独创和原创性的艺术家们所遭遇的那样；命运，使得他们在产生异议作品的前夜，规定了他们愤世嫉俗的性格特征和伟大孤独带来的潜在力道——这样的作家，诗人和画家，包含我们知道的立体派，野兽派，印象派，以后出现的艾舍尔和玛格丽特等人——而是"噗"的一下子就告完结，那种效果。对于高庚们，他们完成了一种特质文化和先锋文化，全部意义在于：他们是独创和原创作者，不是模仿派和跟随派。模仿——是星星们的准确定义——这个定义，在21世纪前期再次确定，对于这些缺少原创力的画家们，是一个不算太好的消息。在电脑和其他制作成为替代艺术创造的这个世纪和上世纪晚些时候，艺术家们严格意义上的独创行为，基本完结——从绘画和音乐，从写作到逻辑推导，就连诺贝尔文学奖，也呈现一种竖子成名的不严肃状态——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摒弃托尔斯泰，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等人的小思考性质，早就把这个奖项的标准定在瑞典几个庸俗老人的保守思维中，而越发不可救要——我们当然不排除直追卡夫卡这样的出类拔萃者的少数得奖人。我个人以为，土耳其的帕默克，很有点抵抗和平衡西方思维的味道，而且成为他那个地域的全球性人物；不像很多二、三等文学写手那样，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
星星画展和今天文学，无疑对于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算太低，太差，她是七十年代的写作者们、甚至思考者们，不可缺少的一个标志和里程碑；但是，这个里程碑上，却很少出现我们所言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般的文字规模和文学思考——这包括文学文本和哲学文本的链接，包括文学文本在政治、历史意义上的创造：如，古拉格——这个名字；很少出现类似我们提到的艾舍尔和玛格丽特带来的文字解构和媒介解构式的自我和自他提问；很少出现含带整个东西方文化的历史意识：如，涵盖除去中国地面以外的那种所谓"新年意识"——这个意识，涵盖了整个宗教产生前后的死亡，复活和再生（涅槃）意识——也就是后来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出现的，几乎是效法之的苏鲁之（查拉斯图拉）意识和基督意识
。基督意识产生的全面思索，直接涉及到画家对于语言和媒介的使用和怀疑：就像玛格丽特和艾舍尔，也向艾科和本雅名所做、所写的那样——他们的文学思索直接和上帝、和大祭司和基督王国之王们接轨，其国王和政治法术的内涵是：法律和道德链接，天地和人体接轨，头是天，脚是地。几乎在所有结构和解构中，人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继往开来的"新年意识"，新世界和末日意识的展开和复制。究其要意，东、西方的人们，其实就是在这个很大的文本上，在现实和未来之思维中展现其文学和艺术作品，几乎没有例外。这个宗教政治和文化意识，成为判断一部文学作品和一张画面的深层次追究，且成为一切评论文本的上、下意识的索评对象。这个宗教和历史的考问，在中国七十年代末，尚未形成一种范式和习惯，也几乎没有出现在星星们的脑袋里。
星星画派的出现，本来就是对应中国政治黑暗和社会锁蔽的反抗，但是这个反抗的分量，几乎完全缺少我上面所言的宗教和历史审查的严格性——无论是玛格丽特解构人类艺术媒介的可靠性，还是艾舍尔解构结构本身的几率性——这些先锋画家反对的传统参照，正好形成了他们现在成就的反参照。也就是说，如果一种艺术没有参照或者反参照，那么，她的出现本身，就是残疾和虚弱的——星星画展就是这样一个很残疾、很虚弱的艺术表达。我们当然不会否认他们奋勇摆脱政治桎梏的探索精神，当然不会否认那个时期出现的朦胧诗歌及其代表人物的所谓进步意义，但是我们说，所有这些，都是非产孱弱和几乎是非常空洞的一种反抗；这样的反抗，没有成就和探寻我们上述所言的宗教根据和政治理念，她只是停留在一种青春感性的发现和复制上面——当然，这个认可青春的态度，认可人性的态度本身，就是对于文革和毛时代，最大的反播和抗争——这个所谓历史意义，也应该充分予以估计。不能充分予以估计的，是所有这些反抗后面的参照系统的模糊和隐含。这个参照系，连同其本身对于历史折射和艺术折射的把握，没有被星星们探究和充分发现，他们的感性主义，成为反对那个时期没有人性和没有感性的机器人现状的勘误，但是，他们本身也同时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宗教寄托和政治寄托——这个政治文本，不是由今天派的人们提倡和传播的；这个寄托，应该是在九十年代，人们开始关注中国兴起新一轮自由主义言说的时候，被再次提到台面上的——与此同时，诗歌和艺术，出现了严重脱节于兹的现象。朦胧诗和星星画派中人没有关注和参与到这个后六四时代出现的自由主义浪潮中。
这个浪潮，难道不应该成为画面和诗歌的某种启示和题材吗？也就是说，六四事件的后续思维，正好体现在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文本的面世。这些文本，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当然就是关于民国时期人物，文本的回顾与思考——这些思考，包括对于民国大学，民国报纸，民国法制和政治的、几乎所有方向的思考——自然，也包括对于民国诗歌的文学回顾和研讨。于是，在一个较为宽大的层面上，九十年代的思考，成就着一种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政治走向的、较为广泛的探索——而这一点，是今天中人疏于和远离之的缺如所在。星星也好，其他内地艺术也好，他们的原创性思索，既不可能产生但丁对于建设地上天堂的思维，也不能产生尼采对于毁灭天上天堂的叫喊——他们不可能像洪谦和金岳霖先生那样，追随着对于文本的逻辑之怀疑式，也不可能像熊十力和马相伯那样，引入对于基督教和佛教的思绪，更不可能如胡适之和殷海光那样，试图在政治建构和民主问题上发言——所有今天和星星文本和画本，都缺乏介入这个以后越发变得敏锐和迫近中国课题的大研讨，含艺术和政治社会课题的研讨。我们看不到星星或者今天中人，在哪怕今天这个时刻，变得日益成熟和博大，并且与时俱进地、涵盖他们所关心的文学和艺术课题；他们也没有成为艺术和文学领域中颇带灵魂具像的领军人物——这些人物，却是由民主墙时期开创政治文论的那些人坐镇核心，成其气候的——但是，这些政论写作者，当然不可以在艺术和文学写作上越俎代庖，全面兼顾之。于是，文学的落伍和边缘化问题，成为一种几乎无解的0式答复
。我们看到，星星和今天，在影响整个中国思想界走势上，几乎完全不起作用。
那么，今天和星星中人缺少哪些时代巨擘应有的品素和天才呢？他们中第一个破坏宗教天律的，就是顾城。对这个杀人犯所引起的一切同情，是完全不道德和岂有此理的。这个人的诗才，停留在一个老少年幼稚的鉴赏和关照水准上，他的人格缺陷，完全不可能使他完成任何一个魏尔伦或者兰波那样超然人世和人伦的世界杰作。对于他的文本的任何分析，都会使人想起某种极权和专制人格造就的分裂因素。早在德国，他就有了肇事和杀人举动。我们已经将其排除在政治和文学双重人格的庞德主义之外，成为一个继续毛主义可以杀人——这样一种简单思考的犯人——没有人可以为其违背天条和星空律令的罪行，做任何所谓假诗歌辩护，因为，上帝和耶稣说过，你不可以杀人！这个摩西大戒，是不可以开戒的。我们看不到任何可以为之辩解的杀人有理论，言他左右论，可以立得住脚。
今天的官方化运营，使得中国本来的非官方和异议文本，成为后极权主义文化的一种装饰——这个装饰最大的人员证据，就是舒婷成为伪作协的官员——这是任何阿赫玛托娃和曼杰力什塔姆们，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舒婷文本，和今天的某种可贵的意义文本，本来就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舒婷现象，是今天政治朦胧观的误会。
由于这两件事情，造成今天派尖锐的分裂（我是指精神反叛意义上的分裂），而变得似是而非。今天中人，在很多方面，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团体，就在于她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俄罗斯反对派文学的那种高贵和纯粹。但是，分裂的另一个迹象，却是令人欣慰的：今天中人，对于六四屠戮，有过很尖锐的发言和抗议；今天中人，有过要求释放异议人士魏今生的抗议联署；今天中人，一直以来，诉诸今天精神可贵一面的人员，还是赫然存在，在这个要求所谓文学不问政治主义中，而有所作为：如，徐晓女士，她竭力出版遇罗克的回顾书籍等，发扬了今天本来应该大力发扬而被有效阻遏了的那种文学和政治努力；郑义和王立雄的政治关怀和小说写作，在正面面对今天缺如的政治主题上，做了很大贡献。万之和贝岭参与——或者曾经参与的笔会，早期，也有这样的关怀；尤其是贝岭出版的《倾向》，在合并文学宗教和政治思考层面，功绩显赫。我本人对于他们把文学拉向哈维尔主义，极表高兴和赞赏；贝岭所编刊物，要不是应为钱资问题，本来可以和《今天》并立文坛，取长补短。
我认为，今天崛起时刻参照的大文化背景，是值得肯定的——这包括诗歌背景，小说背景；包括圣琼.佩斯，包括洛尔伽；包括卡夫卡和包赫斯等等。但是，更加准确的背景参照，我认为，也应该在这个参照的系统中，加入某种本土化和时代特征，以完成从一个参照物向另一个本土和中国参照物的靠拢和衔接。这样，才不会因为某种参照系同的朦胧而导致整个文本和画面的模糊。无论是聂鲁达、还是史蒂文斯，他们的文本，如果是不参照本土文化而凸现其中，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反之，庞德和马勒的文本解析，究其核心和确其文义，则常常显示类似伏尔泰、白晋、尤塞奈尔或者克洛岱尔的中国式，却并不是准确的中国——这样，这些朦胧参照的出现，译文风格的出现，使得汉语诗歌的音义对位等问题接踵而至，无法收拾。朦胧诗的大忌，自然就是写出诗，而消灭歌——这个由吴宓，梅光迪，朱光潜和闻一多等人早就提出的问题，今天派人，照样未得解决之。于是，今天派，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够将此辩论进行下去——这个辩论，就是梅光迪等人和胡适之之有名的康奈尔辩论（见胡适书信集）。于是，在考量庞德主义的异乡文本和参照变异背景的诗歌写作中，人们并未将此一课题展开，有效讨论之。
就像我们在星星上，几乎看不见中国传统的延续和在秉承这个延续中施行的思索那般，星星画派，没有任何有力举证中国传统的创造，也就是说，他们先天不足来自传统修养之缺，使得他们和很多独断传统的五四误导一样，将祖先的风范和优点，置之度外。我们在回顾整个中国历史上传统画派的绘画和书法制作的时候，就和我们朗读唐诗、宋词的时候一样，我们看到的
，是比今天诗歌更加成熟，高妙和深刻的作品；从形式的开创到艺术的关照，中国传统诗歌的完备和体制，几乎是无法动摇的；而绘画，成为二者之间的互补——而决不是相反。反之，如若他们可以在西化和本土化上面更加自觉一点，有一点创造性和整合能力，且愿意参照朱耷或者唐寅的作品，也许事情会变得更加繁复和正面。但是，这个缺如并未改善。就像如果没有提香和拉斐尔，就不会产生马蒂斯和夏伽尔。这个道理，简直无须多言。整体上说，就是一个如何运用现代性和传统性结合的课题——甚至，是一个如何运用民主自由和文化关照相系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最为明晰的解读，就是牟宗三的民主和传统儒家说的现代性合一与改造论。这个改造，一言蔽之，就是把中国文化的内在性和西方文化的外在性，加以统合（见《中国哲学的特性》牟宗三）。用通俗的语言叙之，就是，中国人人性改造说，要配套以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之改变，并在这个磨宕的过程中，实行体制缺如的补足和再创造——就像，也许像，佛教和儒道的结合一般——这个设想，下接到中国艺术和诗歌里，也是同理：中国诗歌的拓展，应该是接合中国诗歌的音乐性属性，固定其音、义对位，画、义对位，字、形对位，等等。中国艺术，中国画面，应该不可完全抛弃朱耷或者唐寅等人…..这才是中国艺术大复兴的较大关照——没有任何一个文化复兴，可以排除本土文化，古代文化的再发现，甚至，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依靠某种古墓和出土文化的启示，他们才成就了纵横摆阖的大创造和大优秀——这在很多关乎于此的书籍中，已有记述。
当然，我们绝对不会排除某种超越本土，和具备世界性的文学和艺术创作。这样的试验，并非不合法，不合理，但是，这个试验的更加广大的全球性眼光，是成就其文、其画的根本。我们看到的，比如，翁.艾科的文本，就有一种向东远征的亚历山大王之气魄，他的《傅科摆》和很多企图扩大基督教眼光的作品之出现，就是在整合整个基督教边际以外的一切文化和文本——像是他们重新塑造十二门徒，重新解读圣杯，重新定义圣殿骑士，重新分析末日和新世纪，重新确立他们的"最后的晚餐"（这个画面，最近被发现，是由门徒的手和高地不同的杯子或加他物，组成的一副总谱：演奏之，整个音乐长达四十四秒钟；这是对达芬奇的另一个伟大发现！）——和复活——他们重新开掘基督以前一、两千年的新年意识：祭伺举办的死亡日和复活日，涅槃和重生，王国和王法——上帝的律令等等——他们关注到查拉斯图拉，关注到方尖碑和黑方石，关注到婆罗门和刹帝力，甚至关注到毛和游击队。我想，如果星星们知道了道德律的星空层面，就像康德，梅特科林或者雅斯贝斯那样，那么，星星们在行将就木的时刻，曙光就会出现！
难道人们不是这样企盼的吗？
在这个意义上，星星画展，永远是青年人最初的早餐——他应该面对的，是基督最后的晚餐——末日是不可避免的——要将其挥之开去，以迎接新世纪的伟大诞生。
原载《自由圣火》作者来稿
图为1979年9月28日，在中国美术馆外的“星星”画展把在馆内举行的《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给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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