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的三十年见证了大陆一次次的潮起潮落，花开花谢，见证了这个庞大而卑微的民族在“后毛时代”的所有挣扎、屈辱和血泪。人血不是水，说到底，这三十 年我们依然生活在毛编织的天网恢恢之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即便今天明星、富豪、官吏进出国门如同上厕所一般简单，也并不意味着国人真的拥有了出入境的自 由。上亿农民卷入滚滚而来的民工大潮，并不意味着这里有了真的迁徙自由。千千万万的报纸、杂志，林林总总的电视频道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新闻自由，就是可怜 的娱乐自由也只是恩准下的一点残羹冷炙。经商的自由、办企业的自由，只许赚钱的自由后面其实是没有其他自由的自由，不是真的自由。中国缺乏什么？中国最缺 的是自由，几千年都是如此。专制存在的理由就是建立在所有人拒绝自由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与人类存在的价值相背离的，古往今来已经有无数的民族、个人证明过 了自由的价值。
我有时会感慨，中华民族也许是世上最没有政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民族，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时光隧道里，我们的想象跳不出做皇帝这个圈子，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将近 一个世纪里，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上层社会、既得利益集团肯定专制、拥抱专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与他们的利益、他们享有的一切血肉相关，专制能带给他们 需要的东西，他们当然喜欢专制。我们不难发现下层社会那些受到欺压、凌辱的人们，他们拥抱的同样是专制，只是希望专制当中出现为民作主的青天大老爷，上层 和下层信奉的价值并没有太大不同，他们都是帝王文化的产物，这就是专制的土壤。改良这样的土壤，回到人类追求自由的轨道上来，靠的是开民智、开官智，这在 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先知先觉就已搞清楚的问题。所以，对于现存权力来说，要保证手上的权力不受约束、可以继续安然享有无限权力带来的好处，就是拒绝开民智、 开官智。压制新闻自由就是最最当务之急的大事，重中之重。包括《争鸣》在内的声音对于开民智、开官智可能起不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因为封锁，很多人压根就看 不到。从长远来看，它们留下的声音却不是微不足道的，三十年的真历史很可能要到那里去找，尤其是大陆社会角落里被掐杀的一棵棵小草，他们没有能绿遍天涯， 但他们曾经自由地追求过绿色的春天。
三十年的漫漫长路，对于献身中国自由事业的人说真是无比的严酷，面对强大的不可抗力，从短期来看，换来的结果几乎等于零。除了牺牲，还是牺牲。黑暗无边， 仿佛看不到尽头。留在国内的，只能接受压抑的命运，流亡海外者也看不到重返家园的日子。历史在三十年的喊叫和沉默中，留下的或许连废墟也没有，有的只是灰 烬。随着时间无情的流失，甚至没有人记得那些喊叫，那些牺牲。在普遍的越来越时尚的游戏化、娱乐化生存中，任何严肃的思考和正义的声音都面临着被过滤和淘 汰的可能。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包括《争鸣》在内的中文媒体就多了一份责任，要记录黑暗，记录那些在黑暗中点亮蜡烛的人匆匆而过的身影，让瞬间成为永恒， 让血水和汗水凝铸成历史的底座，而不是被时间的河流轻易地稀释、化为乌有。血，那么多的人血，一次次流在大地上，如果不能滋养自由的青草，最终漫山遍野， 这些血就白流了。
当然，在中国走向自由的路上，缺的不是个别英雄、先驱的牺牲，缺的是“后援力量”，那种具有人道主义底色、广泛而真实的同情与支持，20世纪末，有几位学 者不约而同地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并阐述过这个命题，其中最有份量的那篇文章是伦理学家萧雪慧女士写的，题目就叫《民主的后援力量》。我觉得，民间社会的正气 一旦彻底消失，这片大地就再也无可救药，这个民族就毫无希望可言。否则，官方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都不可能真正征服人心。一旦人们在内心深处建立起新的力 量，抛弃对青天老爷的奢侈幻想，不问明君问自己，社会的“后援力量”就有可能在石头的缝隙里逐步生长起来。在改变历史的时刻，每一个小人物、每一件看似不 起眼的小事情都有可能是关键性的，是哪一块石子导致最终的雪崩，这是个未知数。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的普通人如果争气，香港如果继续保留着难得的一点自由， 未来的三十年，《争鸣》必定能够看到历史的转机，看到一个长期以来失去了政治创造力的民族，终于找到创造的快乐，若干亿中国人也能拥抱人类本该享有的那些 自由。
（原载《争鸣》杂志2007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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