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5-30
紀念八九六四三十七週年發言——莱比锡為何没有响起枪声？
各位八九民運同仁，女士們先生們：
謝謝各主辦機構每年在這個日子舉辦這樣的活動，讓我們有機會紀念八九民運和六四犧牲者。
1989年春天，中共當局製造了震惊世界的流血惨案。四个月之後，东德爆发了抗议示威游行。德共中央决定以“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武装力量部署完毕，开枪命令已經下达。可是最后枪声没有响起。究竟发生了什么？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后，答案從西方媒體和个人回忆中逐渐浮出。这些遲到的信息含金量极大，但在汉语世界却至今缺席，所以我藉這個機會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以此來緬懷我們八九六四死难的同胞。
事情發生在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距东柏林和柏林墙一百二十英里。这座城市的最大教堂之一圣尼古拉教堂，很早就对公众开放，而且從1989年9月第一個周一開始，每次作完和平祈祷，人們就直接走上街头，舉行燭光遊行。这项活动史称“周一游行”。
1989年的10月7号，是东德共产党建政40週年国庆的大日子。当局镇压了这天的示威者，数百人被捕。
两天后的礼拜一，就是例行的游行的日子。當局此前已经不止一次传讯牧师，警告他们这个周一游行不得举行。
这天是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整個城市弥漫着战争气氛：医院储备了额外血浆，腾出了床位；所有外科医生都接到指示，连夜在急诊室待命。有人看到医院在装卸运尸袋。体育场准备关押大批示威者；消防车准备喷射特殊颜料來标记示威群众；幼儿园通知家长下午三点前必須把孩子们接回家。军队、坦克和外地武装力量陆续进入市区。防暴警察每人配发18发实弹。据统计，仅莱比锡一地就部署了一万三千到一万五千名军警；全城周边，进入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达到七万六千人。
所有迹象都表明：流血镇压即将发生。更严重的是，东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刚刚公开赞扬中国共产党镇压八九民运。东德国家安全部门已经收到明确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东德统治集团准备使用的最后手段。
面对这种局面，“周一游行”的组织者，圣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克里斯蒂安•弗瑞尔面临艰难抉择。撤退还是坚持？这与当年北京学生反复讨论“是否撤离广场”何其相似！如果取消游行，运动可能瓦解。如果继续，极可能出现流血。最终，他們的決定與北京學生們的決定一樣：游行继续，只要有一个人今天来到教堂就不放弃。
牧師們嚴重低估了民眾的勇氣。这天，莱比锡的四个大教堂全部饱和，总共来了八千人，史所未见。其中当然包括一千名德共党员，他们奉命前来搅局，自称是“工人阶级“。教堂外，还有上万民众等待。後來人們知道，民眾和教會一樣有備而來，教會清理了空間，準備接受大量受難者，一些民眾则安排好家務，夫妻分工或留守家中照顧老弱病殘或出門遊行，一些出行者寫了遺囑。
祈祷结束后，人们手持蜡烛走上街头，在卡尔•马克思广场聚集。這個廣場從前是以罗马帝国凯撒大帝的名字命名，叫做“奥古斯都”广场。游行路线一如既往，是从这里开始，沿环城路绕行一周，回到圣尼古拉教堂。只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今天能不能回到教堂。
队伍聚集后向北，沿路走向莱比锡火车总站，这是欧洲最大的火车站之一，客流量每天十五万，是当局防卫重点，一万五千军警，列阵成围，满准备开火。
人们以漫步的速度接近总站，与中国八九一样，他们不断提醒彼此：不要暴力，不要冲击警察，不要给当局任何开枪的借口。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历史走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如果开枪，莱比锡很可能重演北京惨案。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军警没有开枪，也没有挥棍，反而让开了道路。示威队伍竟然安全伍通过了。不仅如此，福瑞尔牧师回忆说，还有军人扔掉枪支，接过了蜡烛，加入了游行。 这之后不断扩大的队伍继续扩大，一万人增加到两万。三万。五万。
接下来队伍经过莱比锡消防总队。这是每次用燃料喷射游行人群，为当局秋后算账做准备的机构。消防队长，刚好接到东柏林/德共中央的来电，问询莱比锡现状。消防队长哑然失语，他只好把电话听筒直接对准了窗外——密集的人流正缓缓通过街面，东柏林当局从电话听筒里，听见了万众一心、三声一组的重锤反复砸响：“我们—就是—人民!” （ Wir -sind das- Volk）这一天，消防总队没有出动，游行队伍再度安全通过了。
队伍人数持续增加，继续前行。沿环城路拐向西南，西南角就是德共莱比锡总部，也是莱比锡 秘密警察“斯塔西”总部所在地。党政要员都在，这座大楼已经全副武装，楼顶机枪，楼下军警，每个窗口都有武装，秘密警察中尉已经拔出了手枪。
队伍正压城而来。游行人数已超过七万。到底怎么办？那天市委书记哈肯伯格（Helmut Hackenberg）已经多次与德共中央联系，没有回答。
下午六点三十分，他再度拨通了柏林的电话，问埃贡•克伦茨 (Egon Krenz)：已经紧要三关了，开枪还是不开枪？克伦茨主管国家安全事务，中国六月血迹未干，他就率东德代表团访华，对中国同志/武力镇压学运，表示赞赏。他因此成为德共总书记昂纳克看好的接班人。接过电话，不用把听筒放到窗边，也能听见楼下游行队伍的口号声。克伦茨还是没有明确的回答，他告诉哈肯伯克，他要征求他人意见，“你等我电话”。说完又把电话挂断了。
事到临头了，究竟怎么办？哈肯伯格哑着嗓子开口了，他征求在场全体党委成员的意见：开枪？还是不开？这就等于问，要不要成为德国的李鹏和德国的邓小平？下属们的回答急切又明确：不要开枪！撤下军警。不开抢也是要负责的，对德共中央负责。哈肯伯格听见了内心良知的呼声，决定不开抢。
这是第三次，预期的枪声没有响起。队伍渐次通过。
七点三十分，莱比锡党部电话铃声大作，哈肯伯克抓起电话，传来了国家安全部长克伦茨的指示：避免与人民发生任何冲突，撤离所有军警武装。
游行队伍安全通过莱比锡市委市政府和秘密警察总部。再向东拐，前方就是圣尼古拉教堂了。那天期望多人的游行队伍悉数安全归来。
那天是1989年10月9日，注定成为东德历史的转折点。
此后游行人数几何级数增加，两周后，突破三十万。
11月4日，东德全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超过百万人走上街头。
11月7日，东德政府 集体辞职。
11月8日，东德共产党政治局 集体辞职。
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不可一世的共产党政权，就這樣土崩瓦解了。
BBC记者约翰•辛普森后来评价说：莱比锡的周一游行，是整个东德革命的引导者。
西方人总结柏林倒塌原因有很多，包括政治上戈尔巴乔夫的转变，军事上苏军的按兵不动，精神领域教皇保罗二世的支持等等。抗爭方式上，是坚持理性非暴力的原则。相比之下，中国政治上有總書記趙紫陽的同情，軍事上根本沒有苏联军队的威胁，我们没有精神领袖——中国的基督教不屑于对抗世俗强权，但是在抗议方式上，中国学生民众和平理性非暴力举世无双，福瑞尔牧师回答记时说过，天安门的和平抗争是他们的榜样。但是中共依然开了抢。
显然西方人总结的那些经验不应适用于中国。
我认为东德民运对中国启迪作用的是以下几点：
首先，堅持不懈不急功近利：早于1989年开始的每周一游行，尼古拉教堂早在1982年就向全社會開放，針對柏林牆封鎖，讨论自由出入和迁徙问题并进行祈祷。這個活動堅持了7年之久，沒有一次鬆懈。起初前來參加討論的社會各界人等只有幾個人，多年之后發展到成千上萬。這是政治運作/擺脫急功近利，胜骄败馁，最終成功的典型例證。
第二，自下而上拒絕作惡：拒绝开枪是自下而上发生的，而且是分别独立做出的：先是最下级执行者军队和警察；然后是帮凶消防总队；其次是地方当局莱比锡党部；最后才是德共中央自己，取消了无人执行的开枪令。权力在最后一刻失效了。
第三，文明信仰的力量：上述两个事实：非功利主義的堅持不懈 和 自下而上的拒絕作惡，证明信仰或者信念，是比枪弹和权力更深层的的力量，它超越政治党派、社会身份和意识形态和强权，在关键时刻，有悬崖勒马、地狱止步之效。
第四，歷史文化的傳承：莱比锡城市迄今已经有近两千的历史，它的四座教堂也擁有數百上千年的歷史，它们始終传承着德国人的传统文化。德共四十年的统治，没能有效地阻断德国的信仰文化和历史。
八九后，莱比锡最高的大楼上垂下来了一幅巨大的标语，写的是：“教会，我们感谢你。”前德共中央委員霍爾斯特•辛德爾曼（Horst Sindermann）1990年4月去世，他的遺言是：“我們做好了準備對付一切，除了燭光和祈禱。”
柏林墙倒塌了，德共统治垮台了。1989年莱比锡夜晚那一支支烛光，仍照亮着人类追求自由与尊严的道路，也揭示了一个事实和一个道理，这个事实是，中共，这个从德国那里嫁接来的马克思主义毒瘤，比德共邪恶；这个道理是，没有信仰，不尊天道，人必然成为罪恶之源。中共是最大的证明。
三十七年过去了，六四死难者仍未得到公正。真相仍被掩盖。纪念仍被压制。我们作为八九民运参与者，六四惨案未死者，铲除中共的专制文化，任重道远。
谨以此纪念伟大的八九民运，纪念六四死难同胞。
北明 2026年5月30日 中國駐美大使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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