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乐尚嘉
看完美国学者杰克•罗森菲尔德所著的《工资真相》（作者在2020年完稿，中文版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版），我觉得作者的观点有点左。
左和右概念的混乱
我对左并没有成见，正像我对右也没有成见。然而，当前流行的左右之说有点混乱，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左和右，有两个层面的意义。
在政治层面新闻层面上往往是相对的经常变化的。它是相对于周边的即时的大环境大形势而言。
譬如，苏联解体前后，以萨哈罗夫为精神领袖的自由民主派-反对派（反对苏共和苏联政府）-大多数民众，被全世界舆论称之为左派，而苏共顽固分子被称为右派，八一九政变则被称为苏共右派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再譬如，中共元老陈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说，过去（指毛泽东时代）说我是右派，现在又说我左。其实我还是我。陈云没有说错自己，别人其实也没有说错他。
在思想和学术的层面上，左和右的概念相对稳定些。
左，主张公平公正，同情弱者，看重共情，强调进步，看重结果平等多于机会平等。右，通常说的是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也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相对激进的保守、守旧。
我们现在说的是保守自由主义。即，保守旧有的原则，崇尚个人自由，人权，崇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主张市场经济法则，强调机会平等而容许结果不可能完全一律，认为那是更准确的公平公正。
我现在偏向于保守自由主义。我承认，左和右都有合理、良好的初衷，但一旦过头都是可怕的，
权力与工资
好像大多数薪酬工作者对自己的薪酬都不太满意。那么，工资到底是什么呢？
“从根本上说，工资反映了我们的绩效。另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工资差异是由不同职业造成的。”“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一样，由供求关系决定。”（第29页）
我认为，本质上这是对的。但这个前提是有真正的而不是扭曲的市场。
“工资取决于个人绩效，即从广义上来说，我们的工资水平反映了我们为组织创造的价值。……另一种观点强调职业在决定工资时的重要性。职业，即所做工作的类型，以及为获得和从事该工资所需要的培训、教育和资格认证。相对而言，工程师的工资比快餐店职员工资通常较高。可以说是职业差异，也可以说前者对组织的贡献比后者大。”（第19页）
我们可以认定个人绩效是衡量工资薪酬合理与否的标准，可问题是这单个的个人绩效常常是难以被认定的。在现代企业中常常无法精确划定某个个人的工作绩效，他们的结果往往是合作的结果。这不仅表现在基层员工之间，也表现在高管与高管之间及高管与基层员工之间的合作。现代企业各岗位的工作通常是需要合作才能体现出效果。
就工资的直接产生来看，工资“由四个关键因素动态塑造，即权力、惯性、模仿和公平。”（第5页）
毫无疑问，那个权力因素往往是主要因素。当这个权力因素掺进了政治权力国家权力暴力权力，那么劳动力市场就不会存在，或者被严重扭曲。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作为市场交易的一方也无从谈起。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薪酬可以由权力单方面决定，可以仅让劳动力能够苟活为底限的。
本书作者生活在自由市场之中，他认为美国零售、快餐、肉类加工、保洁、家政业员工工资过低的原因是，这些行业的工会不完善或者力量过弱。
当然，这个原因是存在的。然而工会力量过强的国家，强大的工会也掺进了政治权力。国家与资方不断向工会、工资妥协，致使整个国家整体经济不断下滑，这样的例子很多，最典型最过分莫过于二十世纪的阿根廷。
四个因素是互相影响的，几乎所有员工和所有社会舆论都把公平作为第一诉求，然而实际上都是权力起着决定性作用。
让我们看看市场能否制约权力？
企业高管过高薪酬的不合理
现在全世界好像都在抱怨贫富差距太大，而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就不多说了。在2020年之前看到某大陆高校做的调查报告，竟达到7.5。
在全球各发达经济体中，台湾、日本、韩国、以色列以及北欧国家的收入差距是比较小的。总体来说，欧洲比美国小。
美国当然有比欧洲贫富差距大的理由，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种族信仰习俗各不相同，白人顶尖科学家群与不识任何文字的没有任何技能的有色人群相比，收入差距是明显的也是自然的。
需要说明，我们这里谈的是薪酬收入工资收入不是全部收入，不包含资产资本收入。
今天的贫富差距过大不在有否资产资本收入，因为现在有资产资本收入的人越来越多，世纪之交已有数据显示，美国的养老基金已经买下了美国。
这个差距除了一般的体现在员工受教育程度、实际能力、职业、文化背景与法律身份背景的差异，更直接更具体的表现在同一企业中各员工薪酬收入的差异，尤其是企业中高管收入与普通员工收入之间的差异，可以达到成百上千倍，即使在工资薪酬收入低于中位数的零售、快递、肉类加工、家政、保洁行业，只要是大型企业，其高管收入仍然不亚于那些高收入的金融企业高管多少。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高管对企业的贡献当然高于普通员工，有些杰出的企业的一把手的素质、举措，甚至是决定性的。但是，长年累月中再杰出的高管的贡献也不可能等于或替代千百个普通员工，没有那千百个普通员工的努力，杰出的高管的杰出决策和举措或许都不能在企业行为和企业产品或服务中显示出来。
这不仅被现代企业史屡屡证明，而且我们每一个稍有社会阅历的人都心知肚明。
在一个合规的现代企业中，高管的工资由董事会决定，而董事会的决定取决于高管对董事、股东、投资者的回报。换句话说，高管不仅把企业的一般利润归于股东，而且把企业增加的利润也全部归于股东。
股东手里的股票升值与否，决定因素很多，常常是企业外部的因素多于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
但企业股票的根本还是在企业。
这就决定了，企业一旦因生产经营得法、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获得更多利润时，这部分利润应归谁所有呢？
企业的产权当然是投资者的，将本求利是投资者的初衷。企业的员工包括高管都无权更改或者擅自作主。
企业正常的利润当然应该归投资者所有。因为员工包括高管的薪酬收入都打在企业的成本里。许多企业初创时并没有利润，甚至常常是亏损的，那时企业-企业投资方仍然要付给企业员工的工资薪酬。
问题是在企业获得正常利润之后，那部分增加的利润是否应该全部归投资方？
劳动力市场和股权市场
这里牵涉到企业的根本问题：企业究竟是为了“实现利润和投资者回报最大化”，还是”为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第127页）
本书作者理所当然的认为是后者，他是为了提高企业员工的工资薪酬。
我却认为，企业是为了利润而存在，如果没有利润，企业便不复存在。这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事实，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如果违背这些基本法则，难免会落入“左“箍之中，为了所谓公平却毁坏了市场法则，最后连起码的市场公平也没有了。
我要补充的是，企业的经营生产的确是为了利润，但这个利润不完全等于投资者的回报。投资者的回报，对于上市企业来说，更多的是自股权交易市场中体现出来，而其亏盈常常是企业外的因素决定的。其大赚特赚与企业员工无关，其巨亏大损也不能影响企业员工的正常工资薪酬。
然而，在通过企业本身努力而增加的那块利润，股东投资者当然有权享受，企业员工包括高管也应该有份，毕竟他们也作出了贡献。而股东的每一分利润都需付出相应的成本。那部分增加的利润同样需付出成本，不能之前付了之后就可以不付了。
本书作者提出：“提高最低工资，扩大中产阶级，降低高管工资。“（第243页）我很同意。
只要不把企业增加的利润全部归于股东投资者，董事会也就没有理由规定给予高管高得离谱的工资薪酬。规定高管的工资薪酬不得高于企业员工工资薪酬中位数五十倍，符合市场规则的，或许也是能够办得到的。
只要我们遵守市场的基本法则，在各个市场都遵守市场法则，譬如股东的股票既在股市上，又在企业的上下游市场中，包括在劳动力市场，不能混淆，各自遵守市场基本法则。
不被混淆不被扭曲的市场大致还是公平的，普通员工拿到的工资薪酬还是会公平的，中产阶级也是会慢慢壮大。而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社会中会有更多的人不光有工资薪酬收入，还会有资产资本收入。
市场的法则是通用的，各个市场不能混淆。通用而严格区别的市场必定也是公平的。
2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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