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
18／金圓券幣值一瀉千里──上海民眾軋金子風潮
晨。黃浦江中煙雨迷濛。
中央銀行的鐵門緊閉著。人們經過一夜晚的搏鬥，此刻比較安靜多了，都在疲乏地等著開門。
人們有的大口啃著長長的羅宋麵包，狂喝著軍用水壺的水；後面的一個餓慌了，眼巴巴地看著，在那兒咽口水；一對中年的夫婦，兩人前後圍著一張美國軍毯，腦袋露在外面；另一個人一根接一根地在狂抽紙煙，後面遠處伸出一隻手來討，他是相應不理，而隔兩個人之後的那癮君子急得抓耳撓腮；有人把破雨傘架在肩上，兩手脫空，腦袋擱在人家背上熟睡打鼾……
這是老上海經典電影《烏鴉與麻雀》裡上海市民奮力軋金子的一幕場景。那些經過一夜排隊擠軋的市民，此刻正期盼著外灘中央銀行的大鐵門緩緩打開，用手中一點浸透著血汗、卻又飛速貶值的法幣或金圓券，幻想著換得可憐的一點點金子。電影裡，住在石庫門裡的小商販蕭老闆夫婦，想用金圓券頂下房子，做二房東，但沒人願收這飛速貶值的鈔票，於是想出「軋金子，頂房子」的妙招，「我們先把金首飾拿出來賣黑市；賣了黑市，去擠金子；擠了金子，再賣黑市；賣了黑市，再軋金子……啊！本錢有了！……」夫婦倆把家裡所有值錢的物品：金首飾、香水、玻璃絲襪、盤尼西林，統統拿出來，向「房東」──國防部軍官侯義伯及姘婦余小瑛押得四千元金圓券，連夜趕到外灘中央銀行排隊去軋金子。軋金子，關鍵在「軋」，是上海方言湊熱鬧、貼上去、擠進去的意思，如軋鬧忙、軋朋友。軋，讀音「嘎」（ga），想像一下，金子一軋，嘎嘎作響，何等吸引人；不過既然是軋，不光要軋金子，還要軋人，上海話叫「人軋人，人山人海中，哪能介容易落到你頭上」，所以需要拼命擠兌。不過那狀態實在癲狂，蕭老闆夫婦晚上冒雨去外灘排隊，說：「今晚拼著不睡覺，明兒還怕軋不到？」路上遇到一個瞎子也去軋金子，便嘲笑他：「瞎子也來軋金子！」瞎子回擊：「瞎子就不能軋金子！？」
其實，有來頭的人早就用軍餉、生產貸款，裝上貼著封條的軍車走後門交易了。輪到要排隊的，十有八九是裝裝門面，虛張聲勢，真正拋售給市民的黃金，又有多少？！連黃牛都軋不到，何況普通市民呢。一九四九年，法國攝影大師亨利．卡梯爾．布列松在上海拍攝《軋金子》時，捕捉到上海市民們爭先恐後地把一落千丈的金圓券拿到外灘中央銀行兌換成黃金的景象。照片略顯模糊，彷彿動態化，以大師的水準，不是有意為之，實在是擠兌人群排山倒海般的躁動無法使鏡頭定格。再說蕭老闆夫婦，非但未軋到金子，反而被黃牛黨打得半死，落荒而逃。更慘的是，金價又被政府無端加了「平衡費」，每兩金價從兩千五漲到六千五，蕭老闆夫婦的金圓券，連一兩金子都買不到，抵押的物品又因過了期，被侯義伯扣押不還。
上海市民軋金子的高潮，主要有兩次：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初黃金風潮案時，法幣一瀉千里即將崩潰之際；第二次是一九四八年底，法幣已改金圓券，國民政府即將崩潰，金圓券顯然比法幣更不如人意。有當事人回憶，當年金圓券貶值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結舌。一個可笑的例子是，當年走進小飯舖進餐，千萬記得先付帳，保不定一頓飯的工夫，飯價就會上竄不少。無奈，上海市民捧著朝不保夕的金圓券，企望軋一點金子保值，野心更大一點的像蕭老闆夫婦，就得隴望蜀了，還想著軋進軋出撈一點，做個二房東，結果可想而知。現場的慘烈，非親身經歷者難以體會，上千人圍得中央銀行水泄不通，維持秩序的員警「飛行堡壘」，又將排隊的人群團團包圍，從高處看，真是黑壓壓一大片，從頭晚開始排隊，到早上中央銀行開門，人貼人，人軋人，進去容易出來難。更有甚者，豎的進去，橫的出來。據當時的報紙報導，在軋金子的高潮裡，著實擠死了不少不幸的市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七日，擠兌人群與員警發生衝突，兩名員警被打成重傷，九人被捕；二十三日，七人被擠死，四十五人受傷。像蕭老闆夫婦這樣撿回一條命的還算幸運。
當年除了軋金子，其他生活用品都要軋，衣食住行，食為先，軋大米當然是重中之重，有一黃一白之說，黃是黃金，白是大米。《烏鴉與麻雀》裡，眾人聽見米店運到了一批須憑戶口本供應的戶口米，連忙一窩蜂地拿著袋子趕去，結果都空手而歸。軋不到戶口米，吃不飽肚子的上海市民，竟然一反斯文，發生了搶米、搶糖果點心的事件，一時人心惶惶。不過比起軋金子的慘烈，軋戶口米算是小巫見大巫了。電影表現的是「麻雀」鬥「烏鴉」的故事，「麻雀」指的是租住在那幢石庫門裡的普通市民，烏鴉不用說就是黑心黑肺的侯義伯夫婦。但軋金子一幕，著實反映了國民政府撤離上海前夕的民不聊生，國民政府的統治搖搖欲墜。電影之真實如同新聞紀錄片，劇組人員只須把眼前的現實，挪到電影裡去而已。因此，國民政府的電影檢查官，對這部電影特別留意「檢查」，在拍攝過程中就幾次責令停拍，但都被劇組人員巧妙應付過去。
19／國民政府崩潰前夕——黃金風潮與金圓券風潮
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因發動內戰，導致法幣一瀉千里，物價飛漲，民眾的生活水準一落千丈。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間，行政院長宋子文等人想出了拋售黃金和外匯的辦法，企圖回籠貨幣，抑制通貨膨脹。不料事與願違，軋金子演變為來勢洶洶的黃金風潮案，上海多家米店、銀樓被憤怒的市民搗毀。隨後，廣州、武漢、長沙等地相繼爆發相同的事件，全社會民怨沸騰，成為國民政府即將崩潰的一個楔子。
關於黃金風潮案，已有文章甚多，如奉命負責查案的監察院監察委員何漢文，後來寫有《記上海黃金風潮案》詳述經過；當時任錢業公會理事長的沈日新也有《一九四七年黃金風潮的內幕》。因係當事人，兩文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不過他們表述的重點，還是集中在事情的經過，以及宋子文下台的情形，至於處於旋風中心的那些銀行家們作何表態，幾乎不見一點反映。其他人也未涉獵過。
前些年，我在編《陳光甫日記》、《上海銀行家書信集》等史料彙編時，讀到杜月笙、徐寄廎、錢新之、陳光甫和張嘉璈等人對該案的看法，覺得頗有意味，特別是在相對私密的書信和日記裡，他們的看法應該更具真實性。我在想，他們當時的觀感，一定影響到兩年後他們的政治抉擇。
一念及此，我從《上海銀行家書信集》一書中，整理這些銀行家往來的書信，並梳理如下：就從半路出家的銀行家杜月笙說起。他混跡上海灘多年，打打殺殺後力謀轉型，已經擠進銀行公會核心層，但在戴笠死後，卻連見蔣介石一面都很難。就在黃金風潮案風起雲湧之際，杜月笙悄悄坐船離開上海赴香港。他主持的兩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和中匯銀行，請好友錢新之代理。杜月笙抵達香港後，住告羅士打街七百零一號。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他致函錢新之，談及上海黃金風潮，彷彿心有餘悸，又與香港作了比較，「日來法幣傾瀉，已如失韁之馬，無可控制，前途不堪設想。國內發行變相之萬元券、五千元券仍苦不能濟用，港中刻所發行者，則為五分券、十分券，運用自如。僅此一端，兩相對照，不勝天壤之感矣」。當初發行法幣時，最大面值僅為一百元。但是，法幣很快就貶值了。而且面額一再增大，一千元、兩千元、五千元……杜月笙對上萬元的面額已驚愕不已，他還沒料到，到一九四八年法幣停止使用之前，最大面值甚至有五百萬元的。
此後，杜月笙與留在上海的錢新之、徐寄廎（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兼任上海市第一屆參議會副議長等職）幾次通信，都談及滬上風起雲湧的黃金風潮一案。二月十二日，杜月笙致函徐寄廎：「連日法幣狂瀉，金鈔飛騰，滬市恐慌紊亂自可想見。公等奔走集議，益念賢勞。此種嚴重局面，稍有差失，未堪設想。瞻望祖國，惄然如搗。未知當局有何辦法以資補救。」在信中出現「惄然如搗」這四個字，是出自《詩經．小雅．小弁》，形容憂傷思念，痛苦難忍，
彷彿心中受到衝擊，由於杜月笙在信中告訴徐寄廎，他眼見黃金風潮愈演愈烈，心中既憂且憤，甚至想一走了之。
不久，徐寄廎復函杜月笙：「連日滬市金鈔風（瘋）狂上漲，影響物價甚巨，人心極不安定。市商會、參議會迭開會議，對於穩定金鈔及抑平物價，一面勸告各業勿盲從漲價，一面建議政府以備採納，現在政府軫念民生，已有『決定辦法』，以後景象或可安定。」當時宋子文大肆拋售黃金外匯，已經超出了蔣介石的底線，卻並不見效，而社會和政治危機，則如潰堤之水，勢不可擋。蔣介石傷心地對宋子文說：「我把財政經濟叫你管，不料你竟弄得如此之糟！」蔣介石決定要出手阻止這個「敗家子」，在他的授意下，於是在二月十六日通過《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停止拋售黃金，同時搜繳民間擁有的黃金，而徐寄廎在信中所說的「決定辦法」即指此舉。二月十七日，杜月笙致徐寄廎函，說：「連日金融風潮，金鈔齊驅，大有脫韁之勢，中央頒布辦法後，雖稍平息，而來日如何，未易跡睹。在此動盪之中，知公賢勞更甚，曷勝佩念。此間管制物品，亦甚嚴烈，但其所採辦法，係採取補貼制度，商品平均利潤不使少於百分之二十以下，其與祖國殺雞取蛋截然不同。」前面提及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毫無節制地不斷向銀行借款時，李銘就當著蔣介石的面，忿然拋出一句「殺雞取蛋」，一時成為名言。杜月笙此時此地再次說出「殺雞取蛋」，其憤懣情緒，恐怕比李銘有過之而無不及。二月十八日同一天，杜月笙與錢新之互發一函。杜月笙說：「連日金融狂潮波蕩甚劇，中央頒布管制辦法後，收效如何，未易跡睹，但於商業銀行業務限制，已益加嚴。……以視隔岸神州，真有不堪回首之感。」錢新之模棱兩可地表示：「此項辦法，是否能長期收效，尚須視執行者之能否徹底耳。」經過幾天的觀察，二月二十二日錢新之寫信給杜月笙，「中央頒布之緊急措施辦法，恐只能作一時救急之需，且徹底實行困難，想政府或尚有次一步之根本辦法，不然殆矣」。同一天，錢新之再發一電，勸杜月笙在港多住幾天，「不必早回」。杜回函，同意緩期回滬。看樣子，他們都認為上海的形勢不樂觀。三月一日，徐寄廎復杜月笙函，告以「近日滬市情形，自政府頒行緊急措施以來，金鈔黑市已告消滅，一般工資亦可停止增加，物價已逐漸平復」。徐寄廎稍有些官腔，也比較樂觀。
一九四七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在南京參加國民政府會議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在這天的日記裡寫道：「在上海，我們總是談通貨膨脹，高物價，經濟危機，民不聊生。我們說，要解決當前緊急的問題，先得停止內戰。」可是，他在南京遇到的「黨國要人」，「他們的看法顯然的和上海人不同……國家統一，甚麼都有辦法；要國家統一，內戰非打不可，中共非戰敗不行」。「如今再和這般要人在一起，我總覺得自己不合格。」陳光甫把自己定位為「上海人」，也就是與「黨國要人」，自然包括蔣介石在內不同的那一群人，他們認為發動內戰才是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根本原因。為什麼非得要發動內戰，而不惜導致國家經濟社會的崩潰呢？因此他自嘲與「黨國要人」在一起，覺得自己「不合格」。他似乎比其他銀行家有著更深刻的認識。
後來，宋子文被迫辭去行政院院長一職後，由蔣介石兼代，不久改由張群接任。具體負責拋售黃金業務的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貽，也被免去職務。蔣介石派出一架專機，從瀋陽將時任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張嘉璈接到南京，命他接替貝的職位。張嘉璈到任後，他在日記裡寫道：「以金融情形到此地步，余雖勉強擔任，而能否有所成就，實無把握。」精明能幹的貝祖貽無法做到的事，資歷深厚的張嘉璈也做不到。由於內戰所需軍費巨大，財政收支根本無法平衡，他雖竭盡全力，仍是一籌莫展，不到半年，他就向蔣介石提出辭呈，但未獲批准。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五月，苦苦支撐了一年有餘的張嘉璈，面對無法收拾的殘破之局，最終得以抽身離去。李宗仁上台後，曾特邀張嘉璈到南京密談，欲委以財政部長之職。他預感到國民政府大勢已去，加上對政治心灰意懶，遂婉言謝絕。實話實說，銀行家的判斷向來敏感而準確。這一次，張嘉璈們同樣沒有走眼。
在黃金風潮案和隨後的金圓券風潮中，銀行家目睹當局的貪污腐敗和其他所作所為，無不哀嘆國民政府「氣數已盡」，開始謀劃退路。而對於即將到來的新政權，他們已有預感，甚至不無期待。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國民政府撤離上海前夕，儘管蔣介石一再動員，卻沒有任何一位有影響的銀行家追隨蔣介石赴台。至於徐寄廎，其實隱藏得很深。他比他們中的任何一位都激進，早就與中共地下黨建立了聯繫，為奔赴中共控制區的青年提供經費，被譽為「金融界之蓮花」。他也是一九四九年後留在上海的極少數銀行家之一。
作者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檔案研究專家，專長檔案文獻與上海城市史、中國近代金融史研究，主持編纂多種檔案史料彙編。曾擔任上海市檔案館副館長、研究館員。現為中國檔案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市檔案學會常務副理事長，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著有《黃浦的夕潮》《外國文化名人在上海（1919-1937）》等。
書名：《權力與財富：上海銀行家的民國金融博弈》
作者：邢建榕
出版社：明日文化
出版時間：202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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