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5-30
以記錄对抗遗忘 用文字守护良知
——写在“六四”事件37周年前夕
曾慧燕
今年，是1989年“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
37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一场迄今未获平反的历史悲剧、对于那些在枪声中被永远定格的年轻生命，以及至今仍在暗夜中饮泣的“天安门母亲”，以及数以万计的受难者家属而言，这是一场漫漫长夜无尽头的煎熬。
37年来，寒来暑往，世界风云变幻，而我对自己有一个卑微却坚定的承诺：只要“六四”一天不平反，我每年都至少要写一篇纪念文章，永不放弃，绝不懈怠！
我过去写的相关报道，为各大媒体转载引用比较多的，包括《“六四”15周年，离平反还有多远？》（2004年）、《“六四绿卡”大军 特殊移民群体 》（2004）、《六四绝食四君子之一刘晓波的忏悔》（2005）、《天安门三壮士悲惨命运始末—六四事件至今还未结束的悲剧 》(2006） 、巜六四血腥清场内幕——吴仁华的历史见证》(2007) 、《“六四”21名通缉学生今何在？》（2009）、《柴玲与卡玛的天安门之争》（2010）、《纪念六四死难者于地》（2011） 、《寻访六四受难者 见证人血馒头》（2012）、《方励之遗孀专访 : 我们问心无愧》（2016）《不信东风唤不回》（2019）、《“六四绿卡 ”灵魂拷问》（2021)等。
2024年，我写的是《致敬历史殉道者 痛悼“六四”见证人曹旭云》
2025年，我写的是《宁先华 浓墨重彩的历史印记》。
这些文章，已足够出好几本“六四专集”。
还有许多出自我手的关于“六四”的文章，由于时间关系本已忘记，如今年美国华裔花样滑冰运动员刘美贤（Alysa Liu），在米兰冬奥会上大放异彩，勇夺两面金牌，成为国际新闻人物，朋友才找到当年我独家专访她父亲的文章《刘俊国 天降大任于斯人》（发表于《世界日报》2003/06/03 ），此文光是在脸书重贴，就约有34万的浏览量，由此可见文字的传播，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失。
我常常鼓励自己，“人过留名，燕过留声。”我留下的是三千万文字，将与日月同在。
我要求自己，只要“六四”一天不平反，就会继续写下去。有人问我，这麽多年过去了，环境越来越严苛，海外民运日渐边缘化，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选择了沉默，你这样年年写、岁岁记，究竟是为了什麽？
我的回答始终如一：不为什麽，只是为了自己内心的平静，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为了将这些血泪凝聚成的文字，化为一束束洁白的花朵，岁岁年年，敬献在死难者的灵前。
血染的綠卡与遗忘的灵魂
然而，在漫长的记录生涯中，最让我感到痛心疾首的，不是强权对真相的漠视，而是人性的异变。
当年“六四”的枪声震惊世界。基于强烈的人道主义同情，美国布希总统签署了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当时在美的大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因而得以“不费吹灰之力”，获得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美国绿卡永久居留身分，连同他们的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总数至少高达数十万人通过“六四绿卡”获得身分。
可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群踩着天安门死难者的鲜血、吃了“人血馒头”而得以在自由法治土地上安居乐业的菁英，如今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嘴脸。
他们不仅不饮水思源，反而为了个人眼前的现实利益，倒向了北京当局“镇压有理”的论调。他们在海外享受着言论自由与财产安全，却转过头来对国内当年的受难者落井下石，对被迫流亡海外的知识精英和民运人士冷嘲热讽，甚至公然宣称：“如果当年不镇压，就没有后来的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
端起碗吃肉 放下碗骂娘
这真是国际移民史与人类道德史上最不堪的奇观。这种“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背叛，是对历史和公理的严重扭曲。
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后来的繁荣，难道是靠军队开枪镇压“八九民运”打出来的吗？
历史的真相是：1989年的镇压，导致中国遭到国际社会全面制裁，外资撤离，经济连续两年陷入停滞。真正创造后来经济奇跡的，根本不是当年北京的枪声，而是1992年邓小平眼看经济要垮而被迫发动的“九四南巡”，重新承诺市场化改革，以及十四亿中国人民流血流汗付出的劳动力红利。
如果把十四亿人的奋斗成果，归功于一场对爱国学生的屠杀，这是对历史最无耻的收割。
对于这些在海外摇旗呐喊、高呼“镇压有理”之流，每一位有良知的人，都应发出终极的灵魂拷问：
“既然你如此坚信当局“镇压有理”，甚至认为是“英明正确”的，既然你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为什麽你和你的子孙后代赖在美国不走？为什麽不放弃手上那张沾满鲜血的绿卡，回国去享受那份用镇压换来的‘安定’？”
可笑可悲的是，这群海外爱国华侨，极力维护的“镇压有理”论，连当年亲自参与决策与执行的北京高层，都不敢承认，更不敢邀功。
“镇压有理” 为何不敢邀功？
这是一个最耐人寻味、也最简单易懂的逻辑漏洞：如果当年的血腥镇压真的是一场“挽救国家于危难”的历史功勋，为何当年事件的核心当事人——杨尚昆、李鹏、陈希同等，在后来的公开言论、回忆录或口述历史中，纷纷急于澄清、推卸责任，强调自己当时“只是执行命令”或“被误导”，竟无一人出来“爭功”？
甚至连传闻中最终下令开枪的邓小平，其家族后代在面对历史审判时，也显露出难以掩饰的心虚。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毛毛）在1990年代中旬前往海外宣传《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时，面对西方媒体的围堵，用外交辞令式的口吻辩解称“六四”是一个“悲剧”，是“党和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只不过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大女儿邓林在2007年虽然直言“我觉得是对的”，却也急忙强调这是“集体负责”，试图淡化其父亲个人的历史罪责。
无论是“迫不得已的悲剧”，还是“集体决定”，这种集体推诿与心虚的潜台词再明白不过：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非常清楚这是一笔无法面对人类良知与历史审判的血债。 如果连杀人者自己都觉得心虚、不敢将这场杀戮视为功勋，后人又有何资格去为这场神人共愤的血腥镇压涂脂抹粉？
强权或许能透过高压的国家机器、严厉的网络审查与信息封锁，让国内的一代年轻人陷入集体失忆；功利主义的洗脑，或许能让部分人在物质富足后选择背弃良知。
但真相就像压在巨石底下的种子，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最坚韧的反抗。
37年过去了，历史的平反在现实政治的博弈中似乎依然遥遥无期。但我依然深信：
只要我们这些活着的、每一个保有良知与正义感的人不选择放弃，只要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亲历者的名字与家属的哭泣声，还完整地保留在档案与文字中，青史就永远不会“尽成灰”。
千秋功罪，历史早有公论。强权抹得去碑文，却抹不掉人心。有生之年，我将一直挥笔不辍，以记录对抗遗忘，用文字守护良知。直到时间给出公正的答案，直到看见东风唤回、历史清明、正义如期而至的那一天。
（写于2026/5/30）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