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漂流中固守永恆家園

zhang haitao  X 
@autumnredleaf · May 24, 2026

劉再復：漂流中固守永恆家園 

摘要：劉再復身上有一種難以擺脫的漂流者情結。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載體，而中國文化在近百年來的歷史，本身就有一定的飄流命運。但是，劉再復在飄流中卻能固守一種文化的家園，以個人的品質和學者的良知去加以守護。劉再復叩問故鄉的意義和生命存在的意義，應該成為一個民族和一種文明的記憶。

在報人生涯中，與許多人相擦而過，其中，有的人便「相忘於江湖」，不必再往來的；如果是有緣的，儘管機會很偶然，還是會成為知交，不但變成益友，而且成為良師。

與劉再復相識，然後再逢，似乎都是在偶然之間。上世紀八十年代，那些年自己除了報社裡的工作，在外面還參與朋友辦的一些刊物，撰寫或幫助組織稿件，如老報人鄭心永在北京的時候，幫他籌備和創刊了《中國老年》、《法律咨詢》等刊物。鄭心永是個辦報奇才，幾乎辦一份就成功一份，然而奇怪的是，凡是他辦成功的刊物，最後都被人「拿」走了。他在上海就是因為創辦的《民主與法制》被人強行「拿」走後，才來到北京。他的女兒鄭圓圓是我研究生同學，因此得以認識這個辦報奇才。後來，《中國老年》、《法律咨詢》也被人「拿」走。這些事會寫專文敘憶。

當時還認識一位湖南大學的朋友周繼武，是專職做出版的，經常到我家，大家有時會琢磨弄個刊物「玩玩」（那時沒有高大尚的語言，辦刊辦報就叫「玩玩」）。那時刊號不好弄，他手裡有一本現成的雜志《微型電腦》，我們想把它改一下，出一本《美麗世界》的刊物。後來，不知他怎麼動腦筋把這本雜志刊號改換成了社科雜志刊號，其他幾個朋友參加進來。當時懮國懮天下人多，於是準備創辦一份名為《國情研究》的雙月刊。這個事情突然「玩」大了，吸引了不少名人。其中《人民日報》的羅榮興和劉允洲也參加了進來。大家合力去邀請一些著名學者成為編委，當年的人文氛圍是很不錯的，這些學者還真的肯參加。除了幾位頂級政治學家外，還有文學方面的，劉再復是其中之一，也成為編委。

記得第一次編委開會是借《人民日報》的會議室召開的，在建國門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上班的劉再復是騎著自行車來的，這就是當時中國知識精英留在我腦中的符號。那是第一次認識劉再復，我是因為此前不久上海文藝出版社剛出版了他的《性格組合論》而知道這個名字的。那個年代出書都很嚴，店裡書不多，但學術份量很重，所以印象極深。 《國情研究》籌備了一段時間，到正式出版時正好是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年，這種雜志不能不攤上大事，尤其是其中一些編委都是名單上的。後來的事情就不難想像了，總之是「玩」大了也「玩」砸了，只出三期便停刊了，而且變成一個不大也不小的事件。不久，聽說劉再復去了美國。後來自己來到了加拿大。

一九九四年，我在溫哥華時，認識了著名學者林達光教授，他主持了一個名為「中國學社」的社團，我經常會參加他們的活動。他們籌到了一筆經費，想從美國邀請一位中國大陸的學者來溫哥華做訪問學者，最後把人選定為劉再復。那時，劉再復還住在科羅拉多州。「中國學社」是一個純粹公益性的社團，幾個成員都很認真負責，也很有奉獻精神。他們經常開會研究一些接待和安排劉再復的細節。有一次在討論接機時，「中國學社」的人都說從未見過劉再復，怕到機楊認不出來。我馬上說，自己認得劉再復的，於是那天接機我就有了一個「指認」的差事。

劉再復到達溫哥華是在晚上，下了飛機我馬上認出了他。那天在歡迎他的晩宴上，我和他談起《國情研究》的事，他依稀記得，但《國情研究》後來發生的事，他知道的詳情並不多，只是聽到了我介紹的一些情況後，有些感慨和唏噓。

劉再復剛到達溫哥華的時候，我正在籌劃「玩」一本名為《文化中國》的刊物。他對這個刊名很感興趣，我就告訴了他自己是如何想的。我說，當時（九十年代）大批中國學者來到北美，總是抱著一種追求美好世界的夢想，其中也包括對民主和自由的嚮往。事實上，在北美所看到的西方世界，往往與理想中的世界有極大的差距。一些中國學者一方面想要為民主中國而奮鬥，但其本身卻陷入一種與民主精神相違背的境地中。於是，民主的中國是不是一種終極的理想？如果不是，民主的背後應該有一種什麼樣的價值作為根基？當時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提出了「文化中國」這樣一個概念，顯然已經覺察到要探討西方現代政治制度的成功之處，必須要深入探討其背後深厚的文化基礎，尤其西方現代政治制度是建立

相應倫理、信仰和價值等一系列文明基礎上的事實。同樣，我們要建立一個民主、富強、現代化的中國，不僅僅是科技的問題，也不僅僅是經濟實力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政治制度的問題，最關鍵的還是要重建或更新中國文化的問題。當時，許多刊物熱心於討論民主中國的問題，但沒有一本刊物是討論文化中國的問題，而我認為，沒有一個文化中國，其它政治中國或經濟中國就缺乏了最根本的基礎。

劉再復很贊同這個看法，他對我說，很多人從中國大陸出來，在美國這樣一塊土地上想尋找好東西，但是，自己身上所帶出來的那些東西還是原來的那一套，即使要學好東西，也會變味的。從他談吐中，劉再復離開中國後在美國生活，知道他有一種對燥熱政治和各種激進主義氛圍的厭倦，也因此他突然對溫哥華這個地方很喜歡。他在溫哥華住了幾年，我們在一起聊天時，他對我說，如果能選擇，還是喜歡加拿大，說只有加拿大這種地方，才適合像他這樣的人生活。

後來，他在《遠遊歲月》一書中說：「我是一個絕對不適宜在紐約生活的人，我知道在紐約有巨大的音樂廳和無數的大劇院，但我踏不進去，因為，通向大戲院的道路也是高牆絕壁。我害怕這種比懸崖還要陡峭的牆壁，害怕裂縫般的天空。也許因為帶著紐約的印象來到溫哥華，因此，立即就感到溫哥華的輕鬆、親切和廣闊。一到這裡，就覺得時間的長河流經這裡的時候，顯得從容而和緩，潺潺有序，在紐約的那一種緊張感，真是鬆弛下來」。作為作家感到的安全感，他所體驗的是具有人文和歷史的普適性。加拿大就是和美國不一樣。

當然，溫哥華也不完全是世外桃源，在一個浮燥和激進的年代，溫哥華也不能獨善自身，但這個地方畢竟相對來說是較單純一些，文化和學術氛圍相對濃郁一些。劉再復很喜歡《文化中國》這種辦刊模式，說在北美雖然辦刊物很艱難，但還是要想辦法把它辦成功，能出一期就出一期，一期一期堅持下去。那時，我正在緊張籌備第一期《文化中國》也就是創刊號，很想有一些名家能為第一炮打響，希望他能親自為刊物提供一篇論文。他說，論文當然有，但想先給我一組散文，他說，自己這幾年除了論文寫作外，由於對世事感觸而發，寫了一些散文，拿去給一些朋友看，像李歐梵、夏志清、潘躍明等，都說這散文很有味道，而他也認為自己的散文甚至寫得比論文還要好。

我當然很高興。很快他就拿來了五篇散文的手寫稿複印本，題目分別是《天樂》、《二度童年》、《夜半鐘聲》、《心想平靜的書桌》、《恨也難》。他說這些散文是準備結集出書的，就讓《文化中國》先發表吧，論文他也會給我的。一本雜志還沒有出世，他並不曉得會有一種什麼面目出現，卻這樣相信我，我當時是很感動。

在發排閱稿中，我才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學者打開的心胸，字裡行間充溢著能滋潤人心靈的文化甘露。劉再復把自己人生定位為「漂流」，這種漂流之感是來自他到達美國後的那種陌生感、失落感，但是很快就能從中走出來，形成一種他自己所說的「二度童年」，而這又是一個回顧人生並進行反思的時機。「記起童年的圖騰，而且發現我的課堂既生長著知識，但也繁殖著蛆蟲和病菌，它也吞噬著我乾淨的心靈。因為製造病菌的政治運動和理念也走進課室，並且佈滿牆壁、黑板與天花板，連很美麗很年輕的女老師，口裡也發出咒咀愛和人道的火藥味……

當我記起這一切的時候，我便感覺到那個遙遠的故鄉和遙遠的圖騰又回到我的身邊，我又一次進入童年時代」。這種對童年的回憶割不斷，其實埋藏了劉再復對世界某種真切的期待，正如他在文中所寫：「童年的圖騰雖然簡單，但也有美麗的故事，還有絕對的命令，這是我長大之後才知道的天籟的命令。它命令我愛憐人，愛朋友，愛老師，愛殘疾的兄弟姐妹……」。

後來，在跟劉再復多次交談中，他總會提到從童年開始的「絕對的命令」，實際就是做人最基本的底線，然後又形成作為一個學者的良知。但最早啟蒙的，還是這一組他交給我的散文。當時，他給我這五篇文章時，還給了一篇李歐梵寫的題為《展現個人心靈的主體性》，專門談劉再復的散文如何進行「心靈的懺悔」的。

為了這一組文章，我專門設計了一個「學者手扎」專欄，而且起了一個總題目：「天樂‧天真‧天籟」。第一期《文化中國》出版後，雖然略嫌粗糙，但他仍然給予很高評價，說能在北美出這樣一本大型的學術刊物實屬不簡單，讓我儘快物色一批著名學者擔任編委，編委也可以為學術委員。他也很認真推薦和聯絡了一批名單，都是一些在國際上著名的學者，例如，他寫給我的名單上就包括李澤厚、李歐梵、夏志清、王元化、甘陽、金耀基等人，後來有人一直驚訝《文化中國》剛創辦就有一個很強大的編委陣容，其實很多人都是通過劉再復牽線搭橋的。

 同時，他又通過自己所認識的學者，向他們推薦這本刊物並約寫稿件，所以，雖然《文化中國》剛創辦，許多人對它還不十分瞭解，但稿源卻很快建立了起來。辦報辦刊的人都知道，一份報刊最關鍵的兩大關，一是要能生下來，二是要能養起來，而且都是「文人的事」，如果沒有那種「相濡以沬」的心態，與刊物之緣就「不如相忘於江湖」了。《文化中國》創辦初期，可以說是正處在一種「笑文不笑娼」的氣壓，我們都是兩手空空，環顧左右甚至有一種空前的孤立感，劉再復不但提供了最初急需的稿件，而且積極推薦他所熟識的著名學者鼎力相助，一家不設稿酬的刊物還真的得到不少人的關懷和支持。九十年代，是整個中華文化圈萬馬齊喑的氛圍，但仍有一批含辛茹苦致力推動文化的志士從事薪火相傳，我想，包括劉再復在內，他們應該作為一筆歷史而被記載的。

劉再復那段時間在溫哥華好像住了兩三年，所以我們有很多時間進行交流和溝通。那幾年我們組織了一些學術論文壇，有的比較大型，有的是小型，他除了本人出席外，還經常給我們提供名單，說可以邀請他們來加拿大參加學術會議。那些年溫哥華好像掀起了一個小的學術熱潮，背後就有劉再復的影子。

他住的地方離我的辦公室比較近，有時他會來辦公室見朋友或聊天；有時我也會去他住所訪談，當時他的夫人和小女兒劉蓮也在一起住（另外一個女兒劉劍梅在美國讀書），看到他們一家團圓在溫哥華，也是很欣慰的。有時聊到中午，他和我會步行到附近的Metrotown（鐵道镇）商場，在美食廣場的大排檔邊吃邊聊。

那些日子，他過得應該是很歡愉的。這期間，他還專門邀請李澤厚來溫哥華參加學術討論，我們也有機會在一起見面討論問題。 李澤厚也是在美國當訪問教授，他和劉再復是在美國非常好的朋友，直至晚年，還是經常在一起討論課題，以及共同出外旅遊。在劉再復眼中，「李澤厚是中國大陸當代人文科學的第一小提琴手。」一九九五年，這兩個學者以對話的形式出版《告別革命》一書，主張應採取「改良」，而非「暴力革命」。這本書還未出版，劉再復就拿出了其中一篇給《文化中國》發表，題目為《理性與激情──百年狂熱與幼稚》。關於「告別革命」，後來在學界曾引起了一些爭議和討論，但就自己從近認識劉再復出國之後的思想演變，他極力反對激進主義，主張回歸理性，不但有他的理由所在，而且我認為也是未來解決社會發展中矛盾衝突的重要選項之一。去年，李澤厚以九十一高齡在美國去世，作為摯友，劉再復悲痛不已，寫下輓聯敬悼 ：「難兄難弟，一起逃亡，一起告別革命，確認改良才是中國出路；亦師亦友，共同表述，共同建構桃源，明了漂流方為世界原則。」

在溫哥華期間，我和劉再復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知識份子出國之後在心理狀態上的變化。劉再復在國內的文學界本來應該是明日之星的，他從廈門大學畢業就直接進入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社科院前身），擔任《新建設》雜誌編輯，一直倍受培養重用，粉碎四人幫後立即進入新時期最高層的文化重組重建工作。他才氣出眾，周揚的文代會報告、紀念魯迅一百周年講話、紀念左聯五十周年講話等，或者出自他的手筆，或者他參與起草，並四十才出頭就擔任社科院文學所所長一職。當在美國一切重新開始時，他認為是經歷了人生最痛苦的歲月，一方面是昨天的事件還在折磨自己心靈，另一方面則是需要適應另一個國度、另一種文化和另一套規範。相對他在國內地位所應享受的待遇，自由世界是什麼都得獨立自行解決問題，沒有能力就沒有自由，這種恐懼使他曾經產生想「逃離」自由的想法，並把這種恐懼感寫成一篇散文《逃離自由》。這篇散文還被斯坦福大學編入中文教材。

當然，他最終沒有被恐懼擊倒，而是走出了他自己所說的「二度人生」。據說，國內一位部長曾發狠話說，要把劉再復這樣的人「憋死、困死、悶死、餓死、氣死」，結果，反而促成了他在心理上站起來，終成為一個心靈的強者，而沒有被孤獨打倒。 在這裡，關鍵在於一種心態。事實上，從一開始閱讀劉再復交給我的那一組散文，我就感到是一種心靈的震撼，它直擊了我們往往不能擺脫的一種糾結，在一個舊的國度和一個新的國度的選擇中那種患得患失的枷絆。

劉再復在新的國度裡得到了新的生命，用他的話說，「人可以有數度童年，可以有多次誕生。每一次誕生都會給生命帶來新的晨曦與朝霞，新的生命廣度與厚度。每一次內心的裂變都給人帶來兩種方向，一種是走向衰老，一種是走向年輕。能夠把裂變變成童年的源泉，是幸福的人。他在裂變中揚棄過去，告別主體中的黑暗，及時地推出一個初生的宇宙。每一次誕生，都會剪斷一次臍帶，從而贏得更大的自由」（《童心說•西尋故鄉》）。

著名作家蘇緯曾對劉再復的第二人生有過這樣的評價：「『再造童年』，就成了劉再復在他的『第二人生』中非常真實具體的自我救贖之路。扔掉名利得失的外在包裝、扔掉意識形態的積習包袱，也包括扔掉各種有形無形的忌諱和牽掛，劉再復首先恢復了一個真實的自我，然後再在這個自我上重新開拓、挖掘出以往沒有的或業已丟失的真率的本真本性。這樣，所謂人生的大自由，思考的大自在才算真正出現了，所謂『第二人生』，才算具備了形式的質感和血肉的形態而真正落到了實處。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小心，這個『第二人生』，很容易混淆於另一個極權主義話語的熟悉字眼。」

劉再復的散文是獨具一格的，我總認為它不僅是文學的經典，也應該是哲學的啟示，不僅文字優美，而且閃爍過一個經過精神煉獄的哲者的思想之火。《文化中國》那組散文發表不久，劉再復的《飄流手記》就出版了，他比我年長，更是學界前輩，送我書的扉頁卻寫著「志業吾兄覽正」，令我誠惶誠恐。這本書之後，他又出版了雜文集《人論二十五種》，也立即送我一本。然後，又連續出版了《遠遊歲月》、《西尋故鄉》、《漫步高原》等，每次送書都寫上「志業吾兄覽正」，慢慢知道送別人書也這樣寫。於是，後來乾脆自不量力地隨意和他「稱兄道弟」起來。現在想想，這已經無關乎論資排輩，而是劉再復這些人終究沒能走脫中國老式文人那種單純和樸素，君子之交既談如水，何須又論誰兄誰弟？這隨意之中，見識的是真正文人的胸懷和品格。這以後，自己凡遇稍有文化氣韻的，無論男女老少均以兄稱之。

再復兄離關溫哥華後，一直關注《文化中國》，只要他認為重要的課題或文章，都會向我推薦。這個時候，他已經從個人情感的磨難轉向更深層次的哲學、信仰和靈魂的拷問。到二零零二年，他與林崗合著的《罪與文學──關於文學懺悔意識與靈魂維度的考察》由牛津出版社出版，他馬上給我寄來一本。拿在手中，不但書紙的厚重，更是一種歷史的沉重。在這以前，我們在交談中曾討論過佛教中的「共業」問題，他率先提出了一個「共犯結構」的視角，而這本書就全面對此總結，提出了「無罪之罪」的概念。

劉再復認為人間悲劇的發生，不是僅僅某個「壞人」作惡的結果，而常常是人際關係的結果，是共同犯罪的結果。人生活在「共犯結構」中，無意識地獲得一種「無罪之罪」，懺悔意識就是去領悟這種「罪」。文學有這種領悟，就會進入更深的精神層面和人性層面。後來，劉再復在相關著述中，從共罪意識、懺悔意識與人性中引出對文學的見解，探討這種意識在中國的闕如所造成的局限，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多年來中國文學史研究中的空白。劉再復在形成中國文學整體的罪與文學的懺悔體系時，正是在討論歷史共業中，逐步提出了從共犯結構到無罪之罪的中國文學懺悔意識。

 「懺悔意識」在中國文學的語境中往往是很敏感的，但在世界文學史上卻是一個永恆的主題，甚至作為經典文學的一種底線思維。《罪與文學》不僅是旅居海外的華人學者首次以此為主題所作的重大探索和論述，也是整個中國文學發展的這一歷史斷鏈，在新的方向展現在我們的時刻，出現了有可能重新恢復或重新建立連接的契機。正如劉再復自己所說：「儘管書名是《罪與文學》，但通過懺悔意識這一切入口，我們對文學的本性，對文學的自由與責任，對文學的世俗視角與超越視角，對中國文學的宏觀長處與短處，對東西方文學特徵的基本差異，對人類精神價值創造『永恆』之謎，等等，都有了比以往更深也更真切的認識」。 劉再復在談到當代中國文學時，提到叩問上帝的出現，有一種類似歡呼的預見，它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情緒：像以「雷鋒」作為符號的道德主體死了，上帝復活了。

一個長期脫離神、仇恨神的時代結束了。像許多從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家和作家一樣，劉再復在重啟了中國文學的懺悔意識之後，把目光投向了更深遠的終極之域。可能由於篇幅的關係，也可能由於事涉重大，劉再復沒有用更多的筆墨去論述宗教和懺悔意識的關係，或者坦白說，也許在碰擊這個問題時，出於對終極的敬畏，劉再復的謹慎和小心還依然明跡可見。

許多人期待劉再復在繼懺悔意識的揭櫫後，會繼續積蓄思索的火花和感悟的成果，讓讀者看到在這個事涉終極的層面上會有一個新的「超越」。也許，終有一天，「眾裡尋她千百度，驀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畢竟，我們從「歷史共業」中走來，看到了「無罪之罪」，每走一步，每思考一次，總是離終極近了一步，這終極並不是可望而不可企的。中國文學的終結和更新，可能是同時完成的。 

後來，再復兄隨著年歲增大，特別是近年身體欠佳，我們也不敢多打擾他，然而與他在文化上的心靈相通始終沒有斷。前兩年我在組稿中，想尋找一些英文論稿，作者品單中出現了一個劉劍梅教授的名字，她就是再復兄的大女兒。以前再復兄在溫哥華時，他身邊有一個小女兒叫小蓮的，而劍梅是大女兒，當時還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現在已是作為教授和作者進行聯絡了。我感慨時光的迅變，而且，更感慨的是，劍梅不但早為人母，而且兒子Alan也即再復兄的外孫，已長大成人，正在大學攻讀人文學科，不但寫得一手好文章，在美術創作中也屢有佳作問世。我很喜歡他富有現代意境的畫，挑選了作為刊物封底畫所用。於是，這個故事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三代人與文化的中國的情結相連，心中想起的是一種人文關懷的詠嘆。

困難時刻最能見證中國知識份子情懷和風骨。像劉再復這樣的學者，一方面從不附焱趨勢，保持思想和人格的獨立，一方面又以極大的熱情，等待和迎接中國文化復興的到來。我只是想到，在世紀性的經濟大潮和人心浮躁的年代，一家三代人不為所動，傳承地在人文學科這種被視為「清水衙門」中的接力，實在是當代人文學界不多的現象，理應向他們致敬的。

近期同劉劍梅聯絡中，得知再復兄身體狀況已不如前，尤其是患了老年人常有的帕金氏綜合症。這種疾病是很容易損傷人的記憶力的。但是，無論如何，再復兄那些優美的散文書籍，恢宏的學術論著，早已充實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記憶庫，其價值和意義無論如何估計也不會過高。作為一個曾經近旁接觸和觀察過他的朋友，我每次想到再復兄時，更多的感受是他身上有一種難以擺脫的漂流者的情結。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載體，而中國文化在近百年來的歷史，本身就有一定的飄流命運。

在溫哥華時，再復兄談到中國文化命運時，總會提到一九四九年部分中國知識份子流浪到香港，在那兒與辦新亞書院，就是在中國文化「花果飄零」中傳承薪火，極力體現生命力的一個典型例子。新亞人的校歌是：「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這種情懷讓人傷感，卻也感動，畢竟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宿命。中國知識份子對社會的要求很低，正如再復兄中所說，除了吃飽飯外，就是一要良知的自由，二要平靜的書桌。這話說得令人感概萬分。現在看來書桌是不成問題了，但是，如果書桌不能安放在自己的心靈上，那也不過是身外之物。 再復兄無法擺脫飄流的情結，但是，他卻能固守一種文化的家園，以個人的品質和學者的良知去加以守護，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剝奪的。即使疾病能拿去一個人的記憶，但是，再復兄重新叩問故鄉的意義和生命存在的意義，一個民族和一個文明應該會始終記憶這一點的。

（原載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日「鄉廬物語」公號） 作者：鄉廬子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