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aoping2020 · May 26, 2026
告别刘再复🙏🙏告别李泽厚🙏🙏告别不了的革命
李泽厚(1930-2021)先生去世时,老茶在Clubhouse上开了个房间隆重纪念他。房间的题目很长:
“告别李泽厚,告别不了的革命。泽国一苇渡,厚德载湖湘。批判之批判,三论改史观。历程终于美,情本归道山。嗟乎哲人萎,江尽曲不散。”
其中提到李的六本书,文字美轮美奂,思想玄而又玄,引领时代风骚👍
其时,查立@Himalaya_bear1分享了他和李先生的美好故事。李帮助辍学的他出了第一本译书,康定斯基的划时代著作《论艺术的精神》。
约1991年,我们“三只猫”去李泽厚寓所拜见他,夫妇俩都很友善。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临走前,他送我们一本小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一篇论文的单行本。
不恭地说,当时对李很失望,不过胆小如鼠一文人。
1989年5月13日李泽厚与苏晓康等去“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劝说学生,苏尚侃侃而谈,李一直瑟瑟发抖。
文人胆小,不是过错。但胆小者去奢谈革命,其实有点滑稽,画风不对。
无论怎样定义革命,暴力也罢,和理非也好,政权的转移都该是其中必有之义。否则就是反革命了。
告别革命,当然中共欢迎得很,从此红色江山永固。
如果李、刘以此书作投名状,获得自由进出墙国的资格,尚可以理解。但李对此却认真起来。
秦晖记述:
“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时,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了一组反思文章。李泽厚看了很兴奋,写了篇读者来信夸这组文章“十分精彩,值得祝贺”,说这“使我更坚定自己的‘告别革命’论”云云。我们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就回了一篇,说你读错了,我们是批了“十月革命”,但主要还是反思 斯托雷平改革,指出寡头主义导致民粹主义,专制者不公正的“改革”导致革命的危险,因此“坚持正义比‘告别革命’更重要”,实际上这是为改革敲警钟的。
结果李泽厚面子可能有点挂不住,又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说我这才发现你们的“本意所在”,你们是要“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
我们回应说:其实早在1990年,即还在李先生“告别革命”之前数年,我们就曾在国内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义,警惕转型社会的民粹主义危险。但我们 认为,决不能以寡头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因为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以前者反后者犹如以油灭火,适足以增加民粹主义“革命”的危险。以俄国而论,正如李先生所言,1917年革命的确“酝酿有因,由来有自”,问题是其“因”其“自”何在?李先生难道至今还相信《联共(布)党史》的夸耀,以为 沙皇的垮台(二月革命)是自号布尔什维克的那几个“激进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促动”的?
其实前沙皇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1915年去世前便预见到: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将使俄国陷入“严重的革命动乱”,而宪政进程的中断则是斯托雷平时 代的一大错误。维特该比李先生更希望“告别革命”吧,但他对何以会有革命的认识却比李先生深刻得多。以不“正义”的方式谋“发展”于先,以不讲宪政民主的 方式求“正义”于后,这不正是沙俄走向“革命”的轨迹吗?
16年后回头看,其实今天“革命”议论的语境和当年并无实质变化,只是问题似乎更尖锐了。不过今天引起议论的托克维尔观点与当年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倒很 不一样,其实托克维尔并不是个“告别革命”论者,多读几本他的书(不止《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知道,他不仅对美国革命是肯定的,对法国革命总体上其实也是 欢迎的,他反感的只是雅各宾专政。他搞法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也不是要肯定法国的“旧制度”而排斥无论何种的“革命”,他只是遗憾法国的“革命”未能像美 国的那样处理好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避免雅各宾式的狂暴和走火入魔。他得出的结论更不是像李泽厚那样认为“发展是硬道理”,靠“发展”来消弭“革命”,恰恰 相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之一就是指出法国革命并非因为经济不繁荣,革命正是在“发展”成就不小的条件下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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