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皇帝是不听话的

 左春和  铁匠老铺  2026年5月9日

十多年前，我与某地佛协的副会长G君在一起开会，主席台上有人讲话时他在笔记本上飞龙走蛇，开始时我以为他在记录讲话内容，后来我发现，他在默写《金刚经》。这种功夫没有什么新奇和特别之处，在我熟悉的人中，练成这种功法的不在少数，只是他的职业身份倒是让我心生几分好奇。于是，茶歇时我便与他聊上几句，不为窥其功法之奥妙，纯粹为了一起参会的融洽，然后他对我说，你们搞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研究太复杂，由这种学说进行的制度设计成本太高，程序的过于繁琐加大了时间和物质成本，还要依靠暴力机器进行实施。他接着说，他们搞的儒家（他说他身在佛家，心在儒家，何况儒释不分家）这一套最省力，只要把皇帝一人教育好了，让皇帝按照圣人说的规则去处理政务，可以节省民主政治那种复杂的过程，可以说是，教好一人，则可以利济天下。

如果把G君的这番话放在今天的文明视野中来看，我们知道这种观点已经不值得去认真反驳，因为这种前现代思维在今天已经无法占据主流，人们通过纵览文明的进程，已经知道皇帝是教育不好的，他也不会乖乖地听取圣贤与任何帝师的忠告。两千多年来，儒家有一种付诸实践的理想，他们的理想很单纯，但也很真诚，确实认为只要通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圣明君主，就能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按照这种理想的逻辑——擒贼先擒王，只要把龙头缚住了，就能使他走上正确的方向，一个国家就能整体向好，其潜在的链条还有：有了好皇帝就有了好大臣；有了好大臣就有了好官吏；有了好官吏就有了好乡绅；有了好乡绅就有了好百姓，这种环环相套的良性循环就可以自动运转。这里有一个重要预设就是，皇帝的品德和学识是整个国家政治清明的起点和关键，并且每一个好的皇帝不但有好的品德，还有更好的自律，也就是说，只要完成了真正的儒家教育，他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成为明君。这样被教育成功的皇帝在个人品德上无可挑剔，关键是他的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公众利益，能够为人们带来好处，在这种理想中，皇帝永远不会出错，即使偶有闪失，也具有强大的自我纠偏能力，因为皇帝毕竟是皇帝，他的境界，他的大能，他的站位都远不是我等草民能够妄自揣测的。根据儒家的政治哲学理念，皇帝“斯有仁心，故有仁政”，按照孟子的解释，皇帝的“仁心”是一种“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辱之心，是非之心”，它是仁、义、礼、智的根基。这样一种“仁心”，经过完整的明君教育和自我修炼的过程，即可达到至大至刚和浩然正气的境界，然后外推为仁政，以此广被四海，普济天下。

由于G君向我说起的他们的理想能够让皇帝通过接受儒家教育而“仁心”，于是皇帝不会随便逾越圣贤的古训，并时时遵循圣人之道，他的每一种举动只有我们看不懂或不理解，而没有所谓的错误，也就是因为皇帝受到了最好的儒家教育，所以永远是正确的。他说这样的皇帝不但听从儒家的教导，还听取百姓的心声，他会一心为民，初心不改，没有私字一闪念，因为圣贤的语录已经把他滋润成神。在这种伦理修为中，皇帝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正己之心，推己及人，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按照这种逻辑闭环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听罢此言，我的不成熟让我禁不住说出我的疑问：这种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的是一种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也就是说，道德心性是一种决定性的仁政因素，如果教育成功了，皇帝自然就是好的，可是，历史上是否有过半点儿这样的成功吗？就拿近年来影视剧中极尽歌功颂德的乾隆为例，他自幼受到过严格而系统的儒家教育，当他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其表现并不与儒家的“仁心”教义相符。并且，其早年又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曾言“治理天下，应该以德而不以力”，但其在位期间制造了登峰造极的文字狱，也就是用武力封堵一切不顺耳的言论，对于异议进行残酷的剿杀，更不用谈及其它方面的恶政，这又怎能解释？G君说，我们普通人与皇帝的站位不同，也就是角度不同，所看到的空间有别，处理问题的方式自然相异，因为你毕竟不是皇帝，没有在那个平台上就看不了那么远。他这么一解释，我也就似乎明白了一二，这种站位论的确可以软硬通吃，可以把皇帝的所有行为合理化，皇帝堵塞言路是为了让思想保持统一，不允许他人妄议自己，以免影响国之尊严，从而削弱执政行为。皇帝把一块国土割让给邻国就是为了保住权力稳定，这并不是什么汉奸卖国行为，这是外交策略，只有皇帝的权力稳定了，他才能进一步为大家开太平。皇帝用贪官、抓清官更是有理，因为凡是清官大都有些才能，并且性格刚正，这种缺少奴性的官员在皇帝看来实在硌脚，若不借故把他做掉，再有其他官员效仿，岂不乱了体统。如此一来，一个千古大理也就明白了，所谓站位就是从自己的角度衡量利弊，这也就是众多草民不理解皇帝的所作所为的原因了，因为草民容易从大词大义出发妄议天下，而许多时候，皇帝的心里想的可不是这么简单。

历代帝师们的理想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帝师忠君而不忠道，他的前提是，天下是皇帝的天下，教育好一个皇帝等于毕其功于一役，这里没有其他人觊觎权力秩序的机会，皇帝理应是统治天下的人，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民主制度的设计。因为所谓民主制度就是要全民参与政治治理，它又是一种选举政治，而皇权制不需要选举，皇权是继承制，得之于天，或得之于祖，都是对民主制的彻底否定。而为什么又要教育皇帝、需要皇帝听从圣贤的教导？其实这里暗含了皇帝有可能不是天生完美的，如果皇帝掌权后偏离圣贤之道，帝师们也是束手无策，于是，儒生们的做法还是从娃娃抓起。即使世袭的皇帝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要通过儒家教育把他锻造成明君，这是为了皇帝权脉的正统，也是为了避免他人表达自己的参政权利，防止他人介入真正的权力秩序。帝师们苦心经营的是对皇帝熏陶内心，约之以礼，而不是用天道降龙，但从其苦心来看，他们已经知道教育皇帝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尽管历代以来没有成功的先例，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有人燃烧他们信念的兴奋。而作为皇帝来说，他们大多数并不愿让自己出身于草莽，能够饱读诗书，承袭孔孟之道也会让龙袍星芒含章，纹彩烂逸，以使四方才俊，延颈而顺之，其出身诗书之高贵，也能使草民不胜觳觫之至。由此出发的帝师们慢慢形成了一个特点，他们忠于皇帝，而不是忠于国家；维护皇帝，而不是关心民疾，由于与皇帝的利益要求达成默契，这个职业可谓是景绝翠虬，气隐赪露，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始终能为美人执巾奉脂则不失为一种高贵体面的伟业。这种长期的生存实践，也使帝师们练就了矜慎的处事能力，既能暗度陈仓，不动声色，又能应时而起，飞鞍络绎。正所谓处九五之侧，居鼎鼐之旁，非独以经术匡君，亦贵以智术全己。观其立朝，若临渊履冰，察风云之微兆，审权势之鼎虚。这样一来，在皇帝掌握最高权力之后，他与儒家帝师们的角色会发生本质性的变换，也就是权力的大小决定了德行的高低，又决定了知识的多少，那些雄心勃勃的帝师自然也就成为了皇帝所有行为合法性的诠释者，而不是监督者。当主上春秋鼎盛、乾纲独断之时，帝师们自然收敛说教，暗藏器用，言必奉君；行不逾矩，示无抱负，托于庄老，以此明哲保身。

漫长的古代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儒家教育好皇帝的理想是失败的，尽管有的历史学家为其涂抹了浓重的油彩，但我们还是未能找到一个符合儒家教义的明君，明君也只在想象中、或者遥远的没有任何证据的古代。从现代政治学来看，儒家“教育出好皇帝就能天下太平”的理念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它过高估计了道德教育的约束力，同时低估了制度制约对权力行使者的必要性。在皇帝掌握大权之后为什么不再听取圣贤之言而为所欲为？一个简单的政治学常识即是，绝对权力具有巨大诱惑，绝对权力又成为获取和巩固更大权力的工具，权力的滥用被用来满足皇帝的私欲。绝对权力内在地具有自我膨胀、抗拒约束的特性，这就决定了即使接受过最系统儒家教育的皇帝，也难以摆脱权力的腐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阿克顿勋爵的名言已在中国古代皇权运作中得到了充分验证，没有一个皇帝能够逃脱这种魔咒。这不是说皇帝中没有好人，而是好人与掌握权力不是一回事，现代政治实践使我们知道，民主、法治的现代政治基础决不是好人与好心，内心的善良不是通达外王而普济天下的主要因素和可能。何况，掌握了绝对权力的皇帝是不听话的，他不可能在每种施政行为中先行默念圣贤语录或进行自我对照，这在权力构成秩序和运作机制中很容易找到原因。首先，皇帝的绝对权力会使自己形成一种心理暗示，自我圣化，把自己当作全知全能的神，认为自己的判断天然正确，无需他人质疑。比如崇祯杀害或许能为其续命的袁崇焕，拒绝及时南迁存续，终至亡国；雍正皇帝认为世间之祥瑞是自己“敬诚所感，信者所孚”，以此证明自身龙脉的天然合法性。其次是皇帝的绝对权力必然限制不同声音，造成信息流通的垄断效应，楚庄王因不满大臣进谏，颁布诏令禁止群臣进言，体现出绝对权力的绝对控制和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乾隆皇帝在著名的叫魂案中，“利用机密情报、政治化、微观干预等手段，试图实现权力的末梢渗透”（《叫魂》书评），企图把不同声音抑制在萌芽状态。再次便是绝对权力自然倾向于将天下转化为自己的江山，形成“打江山，坐江山”的恶性循环，这种“天下”私产化的转换，导致了皇帝视民众如草芥的心理状态，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就不难导致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所谓的“仁心”“仁政”只是自我涂抹的道德滤镜罢了，它在自身的利害衡量中不堪一击，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轻如鸿毛。

当人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皇帝的权力垄断时大都能理解，说江山是人家打下的，肯定要进行绝对的巩固，打江山死了多少人才有了皇帝的宝座。这种理解虽然浸透了腐朽的评书味道，但实际上已经承认皇帝具有常人的自私本性，只是人们看不到这种本性所带来的系列后果，更不知道如何利用这种本性使之转化为对社会的益处。现代政治学不是彻底否定道德的教育作用，而是发现这种作用对权力运作十分有限，如何使权力的肆意有所收敛，如何让皇帝在天道面前“听话”？历史证明，靠道德修为是行不通的，只有让欲望来对抗欲望，让权力来制约权力，让权利来驯服权力。什么是让欲望来对抗欲望？赫希曼发现“利用一种欲望对抗另一种欲望，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这种思想已经变成了18世纪相当普遍的智力消遣”。他认为，可以把利益视为主导人类行为的动机，这种信念引起了智力上的兴奋：终于为有活力的社会秩序找到了一个现实主义基础了。虽然赫希曼所讲的欲望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但它同样适合政治秩序的分析与建构，经济活动本身离不开政治空间，也就是为什么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如果我们承认皇帝具有与我们一样的肉身，他就有与我们相同的人性，当然不能排除他有与我们一样的欲望。之所以无法排除欲望，也就是说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设置，如果排除了它的存在，人就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本能，可以说这种欲望本身是必须的，它本是中性的，关键是后天秩序对它的型塑。在此，我们也可以不用草民之心来度皇帝之腹，皇帝没有草民贪财好色的低级趣味，他的欲望是国富民强，或者开拓疆域，或者想施行仁政，在历史上留个好名。但历史不止一次证明，那些怀有低级趣味欲望的皇帝不一定造成大恶，比如明宣宗朱瞻基热衷斗蟋蟀，当时有“蟋蟀蛐蛐叫，宣德皇帝要”的民谣，但在位期间，政治总体清明，史称“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俢明”，且民间安定，岁不能灾。而使战争连绵、尸陈江河、民不聊生的往往是后世歌功颂德的雄才大略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越是伟大皇帝的时代，民众的命运越是卑微。凡是人们称赞的伟大皇帝不是巨大工程的肇始者，就是征服者；大工程必然劳民伤财，征服就要死人，这就是普通人为其功彪史册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才是皇帝最过瘾的欲望，绝对的权力会使这种欲望进一步膨胀，如果找不到驯服的方法，这种欲望一旦失控，他会在一种极度自恋中毁掉整个国家。何为用权力制约权力？简单地说，就是分权制衡，这一原则的核心就是不能依靠单一主体进行自我约束，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让各种权力之间相互监督，防止某种权力过度集中而被滥用。用权利驯服权力，是指通过保障和扩展公民的法定权利，来制约、监督和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防止其滥用。它的核心逻辑在于，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而权利是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只有当公民的权利被激活和保障时，才能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衡。

然而，许多人不解，皇帝既然那么聪明，为什么常常犯下一些致命的错误，或者重用贪官，反杀清官？在这里暂且不说官场中自有它隐秘的不能说破的奥妙，单说皇帝的智力一项就已经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一个人一旦掌权，从此并不因有权而变得聪明，反而权力使之变得愚蠢，可以说，越是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越发愚蠢，这是因为长期处于绝对权力的人会重塑个人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皇帝自幼被灌输“天下独尊”的自我认知，这种自我认知在实际掌权后会被极度放大，他会认为自己是天下最聪明的人，并且早已超越了他的祖宗先辈。一些皇帝不但对早期教育表现出公开的蔑视，还会对儒家经典进行删改，以适应自己的现实作为，汉高祖刘邦甚至在陆贾面前宣称：“天下是我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从秦至清，皇帝权力肆意妄为、因权力而愚蠢狂妄的案例不胜枚举，他们以不同形式展现了绝对权力如何超越儒家伦理和制度约束，这不仅是对儒家明君教育的反讽，更是对权力本质的揭示。获取了最高和绝对权力的皇帝之所以让我们觉得愚蠢，除了他无法听到真实声音之外，主要是陷入了一种绝对自恋的病态心理之中，天下的所有声音必须符合他的心理感受，否则必须除之。鲁迅发现，皇帝有愚民政策，而民众有愚君对策。明英宗好大喜功，不顾文武百官反对，仓促率领25万精兵亲征瓦刺，导致全军覆没；宋钦宗赵恒妄用巫术，驱逐良臣，导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初期，临阵听取谗言诛杀统帅，自毁长城，导致长安失守，玄宗逃亡……。作为垄断了绝对权力的人，他已经不在乎其它声音的对错，而是在乎是否与自己保持一致，甚至把此作为测试其忠诚度的黄金标准。有时候，皇帝并不在乎你贪图享受，而是在乎你说了什么，他认为说什么才是令人不安的，表明你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这对皇帝来说恰恰是一种大忌。因为任何异议都会打破绝对权力的心理幻觉，会认为这种绝对权力受到了冒犯，为此，皇帝必须排除异议，形成高度统一的言论，并企图以此来统一思想和行动。

由此不难看出，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本失误在于对人性的过度乐观，低估了权力诱惑对人性的腐蚀力量，现代政治学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重要启示是，必须基于对人性的现实主义认知来设计政治制度。人性有恶的一面，所以要进行法治；因为人性又有善的一面，所以法治才有可能，人性的复杂结构成为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基础，单纯强调道德修为，只是儒家的一厢情愿。为此，马基雅维利表明，从人性不变的假定中，可以推导出一些十分可靠的政治主张。因为制度比人可靠，这是现代文明的普遍共识，在权力结构中，道德是靠不住的，那些明君更是靠不住的，根据每个人不变的人性中的欲望和自私，即使受过世界上最好的道德教育的人，在权力面前也会改变自己。我们或许都有一些共同的经验，某个时期的同学或朋友，在没有权位时是一个样：谦虚、随和、完全是同学或朋友的模样；而一旦位高权重，马上又是一个样：傲慢、无礼，自绝于往日友情。于是，许多人感慨，朋友升官后，朋友的含义就此消失，正如古训所云：朋友故旧一旦为官，要以官待之。可谓是，擢升显序，位列朝班，虽形貌犹存，然神髓已迁；盖因宦海浮沉，名缰利锁，足以毁人性情，废人初志。这是因为权力彻底改变了一个人，不但使其膨胀，还会使其忽视人伦的存在，为了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并保住和争取更大权力，他没有时间和兴趣再去顾及往日的友情。这并不是他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而是在他眼里只剩下利弊权衡和利益交换，因为昔日友朋已无法给他快速带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草民常云，昔之布衣之交，一旦友人身登仕途，则情随势迁。盖以利相交者，利尽则疏；以势相交者，势倾则绝。旧时故人，既无禄利可资，又乏权柄可倚，遂见弃于青云之士。我们身边一些得势的小官员已经如此，何况身居权力顶峰的皇帝，在皇帝的自恋中，他还认为自己真是上天的代理人，让他下凡来统治人们的，在这种认知结构中，民众在社会治理中只是一种被动服从。绝对权力的傲慢不承认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不但把他们排除在外，还会极力防范他们的异议，于是皇权结构中不存在真正的监督机制，皇帝本身就是真理的化身。费希特发现，由先验根据和整个历史所证明的真理乃是：一切皇帝的倾向都是对内实行无限制的独裁，对外实行一统天下的征服。由于怀疑能力也是人的本性之一，他说，要防范民众革命却有一个可靠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彻底交给人民，因为人民一旦觉悟到自由，他们就将找到自由。

儒家总想从人的道德修为来解释政治生活状态，一方面可能是认知局限，一旦进入认知闭环之后，它便排斥其它价值的介入，在自我想象中越发感到它的正确。另一方面，作为皇帝来说，在他心中肯定感到道德修为要比建立制度和实施法治实惠，因为道德是模糊的，它可以自我解释，而制度和法治则是分权制衡。所以，现代政治学根本就不相信纯粹的道德力量，也就是说，道德多在自律层面，外在的行为多为规则所约束，因为人性就摆在那里，它是无可改造的，但人性中的恶依然可以发挥好的作用，这就取决于外在规则的设定，而不是用什么方法去消灭它。也就是人性中的恶只能被抑制，被引流到好的作用方面，而无法被消灭，因为这种恶潜藏在每个人身上，它在许多时候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维柯认为：“社会利用使全人类步入邪路的三种罪恶：残暴、贪婪和野心，创造出了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国家的强大、财富和智慧。社会利用这三种注定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的大恶，引导出了公民的幸福。这个原理证明了天意的存在：通过它那智慧的律令，专心致力于追求私利的人们的欲望被转化为公共秩序，使他们能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普世价值的存在正在于驯服利维坦，由于皇帝是不听话的，就必须正视人性中的欲望和权力的本质，使这种价值的建立来源于超越文明、超越种族、超越人与人之间先天和后天具体差异的普遍人性。同时，它又来源于人们相同的对于美好生活的认同，离不开人类社会内部由欲望带来的各种竞争的冲突和压力，也来源于人类对永恒事物和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现代政治秩序并不是压制自我，反而是鼓励和保护自我，因为自我有一种欲望的诚实，也是一种觉醒和打开，它能在意向性的绽出中显露和清醒自身；不是排除自私，反而是尊重和匡正自私，因为自私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基础性力量。并以一种拆解整体自我的方式，以便使人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以自私为动力而有益于他人的整体，从而使人性与人道达成规则之内的行为性统一。在这种对比中，虽然我们不能否定儒家明君教育的美好目的，但由于没有可靠的实施途径，使其在漫长的历史中走入了它的悖论，留下的只是教训的残骸。

皇帝的道德水平很难与他的实际施政效果联系在一起，这方面可能有些论证，但一直缺少必要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从逻辑的角度说，在我们判断某种事实从而断定真理之前，往往已经嵌入了一个合理性标准。既然判断总是渗透了期待，那么在某种价值的期待框架之下就会有某种结果，这种判断方式往往由之前的价值期待所引导，它们的判定就会渗透了价值。所以自古以来，我们把皇帝作为一种道德典范的标准，并由此引出相关合理性的接受标准，这便是皇帝垂范天下、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价值的前提。尤其在一些文艺作品中，作者美化或想象某个皇帝的伟大或许不在于真心赞美，而是故意让他鉴照当下，它在某种意义上想让它发挥引导和鞭策的作用。这是历代文人们的天真，他们没有思考社会秩序和政治结构的能力，除了抒情，就是这种一览无余的曲笔，从而误导了历史的审美和价值型构。而现代政治学使我们知道，皇帝的道德只能垂范其大臣和官员，而不能成为大众的楷模，因为大众并不能冲破这种信息的不对称状态而识别皇帝的真相，作为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他的画像是充分包装的结果。即使在科技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皇帝的道德也是难以为大众所知悉，除了距离的绝对阻隔之外，政治人物大都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表现才能，如同演员的舞台形象往往与其真容相差甚远。这也是为什么皇帝的真容往往在他死后多年才让人知晓一些信息，他能够骗过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虽说历史终于还原真相，但这一切都已经被卷入了历史的皱褶。从历史经验的另一方面来看，一个皇帝的道德如果过于完美反而是极其危险的，民众会放松对他的警惕，会为他的巨大错误寻找合理性借口，因为完美这东西在世间是不存在的，它只是想象，一旦在现实中出现，必有欺诈。反而，一个具有明显道德瑕疵的皇帝倒不失为一种真实，说明他放弃或较少自我粉饰，或者没有彻底封堵信息渠道，是在把真实呈现给人们的同时，使人们有一个时刻警觉的预判。

威尔·杜兰特在俯瞰整个人类文明后写道：“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明是一种少数人的产物、特权和责任。历史学家看清了一般人那种无知的执拗，遂寄望于那光荣而迷信的未来。他们不认为完美的国家会由于不完美的人缔造出来，他们认为不论在哪个时代，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免于经济的灾难，而有那份闲暇和精力，在打量他们祖先的思想和环境之余，才思考一下他们自己的思想。假如在每个时期，他们能够发现几个人能借智慧、天赋或环境之赐，而使自己跳出迷信、玄奥和轻信的领域，就能看得出那无止境的愚昧，达到具有判别是非的智力。”值得肯定的是，现代社会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皇帝能够听从圣人之言从而治理好国家，而是更多的怀疑和发现，甚至《国际歌》发出“不能靠神仙皇帝，我们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宣言。如果皇帝能够听话，现代文明所有的制度建构都将失效；如果道德可以使人人大公无私，同样的是，皇帝也将无事可做。只有每个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然后利用欲望来对抗欲望并建构合理的制度，皇帝将没有机会犯错，而民众也由此致力于自己利益的同时来增进国家和他人利益，这才是人们应该面对的真实。赫希曼同时指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给人类的认知能力设定了根本性限制，但这种限制本身并不是一个不利因素，反而为人类以纠错方式发挥创造力提供了广阔空间，所谓发现无知要比已知更令人着迷，改进的动力也正是来源于此。

近年来，我没有见到过文章开头提到的G君，只是从他发布的微信朋友圈得知，他退休后又落架到一家书院，继续进行祭孔、茶道、武术、气功和中医活动，不知他是否还在做着教育一个好皇帝的春秋大梦。这是传统文人的标准模型，他们怀揣“圣君贤相”的理想图景，习得一套儒家话语体系，即便在没有皇帝的时代，也不乏向急功近利者兜售“学而优则仕”的成功学药方。

2026年5月2日 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