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5-12-10
【按：挪威将2025年和平奖颁给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女异议者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但是她一直未能抵达奥斯陆，今天（周三）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所长表示，在奥斯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马查多将不会亲自到场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媒体称她从委内瑞拉出发的旅程受到马杜罗政权威胁的困扰，面临重重障碍，而美国川普政府亦派遣重兵围剿这个委内瑞拉独裁者，他据说受到中俄等集权政体的支持而肆无忌惮，外媒的后续报道也是扑朔迷离，此次諾貝爾和平獎困擾，唯有二〇一〇年那次北京杯葛劉曉波獲獎可以比擬，當下卻無人將中委兩個集權、胡錦濤習近平與馬杜羅這類敵視諾貝爾桂冠的東（南）方強寇，作一比較政治學分析，頗可惋惜。我倒是蠻想回顧一下劉曉波，因為他的生死、獲獎、中共乃至民間的杯葛，在在凝聚了理論、理念、左右、西東的糾纏和歧異，中國能找到這樣的一個價值聚叢，還不容易呢。】
一、諾貝爾和平獎典禮
典禮場所，是奧斯陸市政廳，猶如艨艟兩翼風帆高聳的一棟簡樸磚石建築。奧斯陸是一座沒有森森殿宇巍巍鐘塔的歐洲都市，與巴黎、羅馬判若兩界。這大概是維京人簡樸文化傳統的外部特徵。據說歐洲古典建築風格，有一種從西往東越來越靡費奢侈的傾向，當然主要是指教堂、宮殿。倫敦比巴黎簡樸，羅馬又讓巴黎遜色，東正教的彼得堡最靡費。維京人偏處西北一隅，也許因此簡樸？
奧斯陸市政廳據說建於五〇年代。會堂並不寬敞。走進去但見主席台上，右側七把椅子，正中講壇，左側一架鋼琴。席座好像都是臨時擺的椅子，分三列，呈凹字型，中央一列只有一個空心島，那裡擺著兩把座椅，我想當然以為那便是所謂「空椅子」。
按照入場券上明列的座位，我是20號，在右側席座第四排最靠左，緊挨那個空心島。李曉蓉坐在我右邊，她再往右是一位女士——歐盟人權主席；我前排坐的是香港民主黨主席何俊仁。
音樂起時，走來挪威國王王后，落座空心島的那兩把椅子。跟隨他們身後的，是諾委會五成員（四女一男），魚貫前行登上主席台。再後面，是丹澤爾．華盛頓為首的一批明星，從右首偏門入場進入座席。
「一年年地等待：
我始終深信，
你一定能回來，
……。」
舒緩、淒婉的女高音，引領典禮的開場。這首似曾相識的歌曲（節目單的歌名Solveig's song，中文譯為〈蘇爾維琪之歌〉），一下子將我帶到傷心處，好似一瓶打翻二十年未及耙梳的無言心情，淚水抑不住流淌，竟至抽噎出聲。曉蓉從旁遞過來一塊白手絹，示意我拭淚，我這才看見她也是淚水滿面。我哭得緊攥著那手絹不放，她又一把從我手裡拽走；原來手絹是那位女士——歐盟人權主席的——據說那一刻很多人都在流淚，吾爾開希更是到了崩潰地步。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時。」我雖男兒，這二十年裡常常涕淚，但也並非「輕彈」，只是傷心不已。此處傷心究為哪般？當時滋味莫辨，行文至此再回想，我其實是在哭自己、哭旅館裡的傅莉。跟平時不同的是，我們二十年的苟且孤寂，到了這崇高場合，在這盛典、也在那盛典所掂量出來的價值——國內志士們在野蠻嚴酷的壓制下剛強不屈，輪番入獄，仍堅守和平抗爭——映照之下，顯得那麼不值得，統統化為委屈與悔恨。
方勵之說得對，慶典的重頭戲，是諾委會主席亞格蘭的演說。他講畢將一冊證書置於他的座位右側那把椅子上，方知那才是「空椅子」，而曉波的巨幅頭像，便在那椅子後上方微笑著。
亞格蘭的「精彩論斷」大致有兩個，一是歷數「和平獎」遭遇獨裁政權的歷史，特別提到1935年授獎德國和平主義者卡爾．馮．奧希茨基，「引起軒然大波」；希特勒暴跳如雷，禁止任何一個德國人前往接受任何一項諾貝爾獎。「挪威的哈康國王沒有出席頒獎儀式。」這次中共又創紀錄——中國自近代為世界文明貢獻寥寥，卻常常輕易增添恥辱紀錄，她還總是覺得自己「國仇家恨」——不僅獲獎者身陷牢獄，甚至沒有他的任何一位親屬、代表被允許前來奧斯陸，一百年多來還是頭一次。
二是亞格蘭精湛簡述「和平」思想與人權、文明之接榫，與劉曉波「非暴力」信念之吻合，也進而評說「非友即敵」（非此即彼）思潮在當下的氾濫。不少人說，劉曉波的「和平桂冠」，有一半是胡錦濤相送，因為後者犯了一個低級錯誤（重判劉十一年徒刑）。這只說對了一半；更重要的是，諾委會對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異常傾心。對於兩極化日趨嚴重的這個世界來說，曉波的法庭陳述，又藉由諾貝爾桂冠的提攜，而被賦予普世、先鋒的廣泛涵義。
挪威女星麗芙．烏嫚在典禮中朗讀〈我沒有敵人〉，宛如一曲歌詠，彷彿曉波當初就是寫給此刻；而它的全部內涵，要等到這個特定場合，才能釋放出來。也只有此刻此地，純用中文書寫的一種理念和情愫，才那麼貼切地可以用另一種語言完整表達出來；那是我們在其他時空中不可能讀得出來的。尤其他寫給妻子劉霞的那個段落，「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如泣如訴、如醉如狂，中英文在意義上的融合毫無縫隙，直抵美麗的境界。
我卻在這殿堂裡靜思一個問題：劉曉波「非暴力」信念的價值來源在哪裡？這對於思想史來說，或許還是一個靠得太近而難以釐清的課題。在這位「和平桂冠者」的祖國，暴虐歷史、激進思潮循環不已，何曾有過「和平」之瞬間寸土？連他都曾是一個「反傳統主義者」，抑或因為他「執著」的西化？我們還在歷史中，一時沒有答案。
也唯有此刻，提供了一個超時空的場景，讓你回味自己跟那個人的片段歷史。劉曉波傳奇，始於八〇年代「文化激進」年代，雖只趕了一個尾巴，卻稱得上是一記短促的壓軸戲。我甚至是先聽說「黑馬」之稱，再聽說他的大名。「黑馬」之謂，乃指他挑戰「四大青年導師」之一李澤厚，那大約是1988年夏秋之交。當時我正跟李澤厚的一個博士生，合作構思《五四》電視片大綱，此君為「師道尊嚴」而下戰書給劉曉波，約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禮堂辯論。我未去觀戰，事後聽說雙方打了個平手，但坊間的談資卻是兩人皆稍微口吃，論戰因此而精彩。劉曉波「文化激進」的頂峰，大概要算在香港說出「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的驚世駭言，至今無人超越，因為中共始自毛澤東便以民族主義馭國，而西方學界則被左派「反殖民」論述駕馭，兩廂均無此說的空間。從文化的角度來說，我和劉曉波皆屬「激進之徒」，在國內卻未曾謀面。
對政治運動的態度，我跟曉波是兩種人。八九風雲驟起，曾是各種革命妖魔狂舞的天安門廣場，飄盪著醉人的死魂靈。學生們使性子要跟共產黨死磕，「長鬍子」的知識界卻整體恐懼「革命」，在旁邊又哄又勸。組織「勸架」最積極的人是戴晴，5月14日夜裡她動員了十二名「著名知識份子」到紀念碑底下去，其中也有李澤厚和我。這事也怪我，戴晴到我家來動員的時候，我順便說出了住在附近的李澤厚。面對沸騰的人海，李澤厚緊挨著我，身上微微顫抖，戴晴請大家對學生演講，李澤厚和劉再復都拼命搖頭——來到海外後，他們兩人對談了一本《告別革命》，我猜天安門現場所體驗的刻骨銘心是原因之一——我倒是斗膽對著火燒火燎的廣場侃了幾句，語無倫次，卻都被藏在人群中的便衣錄了音。「勸架」完了我們十二人被沖散，幾年後李澤厚到海外才告訴我，那晚他竟找不到交通工具回家，最後是掏了五塊錢，央求一個騎摩托車的青年載他回家。——這就是美學家遭遇革命的故事。
劉曉波那年還在哥倫比亞大學任訪問學者，飛蛾撲火似的從紐約趕回北京參加「革命」。十幾天後，在野戰軍濫施坦克機槍，沿西長安街一路殺到廣場包圍後，是他出面說服幾千學生接受他跟「殺戮機器」的談判，隨他撤出廣場。這是八九學運期間無數次談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劉曉波不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學生，也替鄧小平、楊尚昆避免了在他們那座「英雄紀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殺。這一善舉，照中國話說，是厚積陰德；大概也值半個「諾貝爾和平獎」吧。
我與曉波失之交臂。他在國內堅持抗爭，幾進幾出監獄。我逃到海外偏遭車禍，伴妻療傷當「家庭主夫」之餘，還兼職當《民主中國》編輯。這份網刊，成為我倆結緣的媒介。多年來，劉曉波是我最主要的撰稿人。2002年5月16日他有一個郵件給我：
『曉康：這篇文章寫了很長時間，斷斷續續將近一年，寫得心裡很痛，有時還會流淚。常常因為寫作過程中的心痛而擱筆。此前給你的那篇關於「灰色生存」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調節自己的心態而寫的。
十幾天前，我決心完成這篇文章的動力，一是為亡靈，再有就是想起了與你通過的電話。你在電話中的自省之言，開始時讓我有點感動，後來聽到你說：「世界上哪有像我們這樣輝煌的流亡，這輝煌讓人陷於錯覺……。」這話讓我感到精神深處的震撼和共鳴。八十年代，我也曾陶醉於輝煌的錯覺之中。誠實地面對自己，是保持謙卑和敬畏的前提。
我現在更想看你的那本自省之書。你可以寄一次試試，我有時能收到境外的政論雜誌。曉波』
就在那篇斷斷續續寫了一年的文章裡，他提到「諾貝爾和平獎」。他極沉痛地拿「緬甸的曙光」，對照「六四」十三年後中國的黑暗：「1991年，翁山蘇姬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而一個剝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無法承受由此而來沉重的道義壓力的……，軍政府迫於國內局勢和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不得不無條件地釋放翁山蘇姬。」——誰能料到，八年後「和平桂冠」落到良心犯劉曉波的頭上，而奧斯陸慶典竟出現了「空椅子」。「和平獎」的道義壓力，遭遇了比緬甸軍政府更顢頇的中共政權。
曉波那篇文章的題目是《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六四」13周年祭》，他寫得很痛，長達一萬四千字。完稿後兩天發給了我，隨即刊於2002年六月號《民主中國》。那是我所看到的他心情最低沉的一次，其中有些文字彷彿在滴血：「誰也沒有想到，八九運動的影響在十三年的時間內幾近於消磨殆盡，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也被揮霍得所剩無幾…。在當下中國，發動八九運動的道義激情和社會共識已經不復存在……。」
就在那很痛苦的時候，他提到我的那本《離魂歷劫自序》，並稱之為「自省之書」，要我寄給他。時至今日，我沒有寄出這本書。我不敢寄給他。我的痛苦是另外一種。他是悲憤，我是悔恨。但是這種區別，我很久都描述不了。後來，還是《離魂》的出版主編季季詮釋出這種不同：
『曉康以前在大陸出的書，都背負著為天下蒼生請命的大骨架，沉重而冰冷。寫《離魂》之書，大骨架已被大時代拆解；在異國守著癱瘓的傅莉，筆下只有血肉和血淚，一字一句柔軟而滾燙。』
這「拆解」二字，真的入木三分。我在《離魂》中寫過這樣的話：『我們曾是那樣自信於『修復』國家、民族、社會、文明之病入膏肓的一類『人物』，臨到獨自面對一個人和一個家庭的災難境地，除了天塌地陷之感，一無所憑。』
如果曉波讀到我的這些話將作何感想？他已經很痛苦了，我不想再給他添堵。
他指我說的「輝煌的流亡」，是我倆在Skype上聊天聊出來的。我倆互相朝對方傾訴，他怒斥國內知識界的犬儒，我則感慨海外流亡圈子的「舒服」——我的原話是：『大概從二次大戰猶太人流亡以來，沒有誰像「六四」中國流亡者那樣在西方如此受寵。』這個意思，很讓他吃驚。他一向是鄙視「六四」逃亡者的，從方勵之到學生領袖們，當然也包括我。這也是我不敢寄書給他的一個隱因。在他那依然沉重的憂國憂民的「大骨架」之下，我找不到我所延挨的「一人一家」之痛的定位。我們的失之交臂，是多層次的。
直到在典禮上看到最後的童聲合唱節目，我才破涕為笑。這是挪威國家歌劇和芭蕾舞團童聲合唱團，首排最中間是個小男孩，也最矮小，被兩側高大的金髮少女擠得好像無處安身，似乎不舒服地時而閉嘴時而唱兩句，憨態可掬——諾委會也邀請了中國童聲合唱團，卻被拒絕。
童聲合唱是曉波對奧斯陸慶典提出的唯一要求。此刻，我忽然覺得自己跟巨幅頭像上的曉波，交換了會心的一笑。我覺得，曉波「西化」的極致，即在此人性之微，而非政治、文化之大端。曉波也曾跟我談到一次他的兒子，父子早已天涯淪落，他決不奢談什麼「望子成龍」，卻要在這個時刻，讓童聲來告慰一點什麼，於願足矣。
劉曉波的「非暴力抗爭」理念，無疑既是自由主義的，也是溫和保守的，雖然中共待他「如臨大敵」、決不姑息，未料深仇大恨的民間卻恨他還要「美化中共」，這樣的尷尬，卻是超過了胡適他們當年的。總之，將個人當作一種不可化約價值的那種環境，在中國尚為遙遠，所以我想，劉曉波的寂寞將不會短暫。據說這次在奧斯陸有一本紀念冊等著劉霞的邀請者留言，但我沒遇到它，否則我會這麼寫：曉波，你是沒有敵人，但是大眾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會放過你。
到了2006年，我編輯《民主中國》這個網刊已十年有餘，覺得累了，想停刊；又轉念一想，何不乾脆交給曉波去辦？辦網刊於我，不過是療傷之餘的副業，但我對中國已然生疏，對新一代網路作者的風格和思路，更如霧裡看花；網路中文對我而言，純屬一種新的文字，我已跟不上，對稿件的篩選和編輯，皆頗覺費力。這意味著，我已是網路時代中國民間抗爭的局外人。
總之，曉波先是接辦《民主中國》，後又獲選「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在虛實交錯四通八達的網路世界開拓出一片民間中國的新天地，搞得熱火朝天，著實讓那個兇暴而糜爛的現實中國頭疼至極。網路提供了一個超越「現代極權」的空間，曉波如獲至寶，似乎不再那麼痛苦。他從那裡一路走到兩年後的「零八憲章」。他走向了頂峰，但也消失在我的狹窄侷促的視野裡；直到我在奧斯陸市政廳跟那把「空椅子」相遇。
二、晓波，中國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會放過你
2023年秋，我新寫的一本書《梨花春帶雨》殺青，卻至今未能付梓，不料竟遇上劉曉波罹難七週年，令我甚感憂傷，因為此書六章，結尾於「三個迷思」：曉波迷思、辛亥迷思、「六四」迷思，總之是中國變革與前景的迷茫，她經歷了殘暴的毛時代之後，接續的鄧時代曾有中興之望，不料落幕於血泊之中；再來的三十年起飛、暴富，又將她推進貪腐、污染、貧富撕裂的泥潭，末了竟在一個色厲內荏的「太子黨」手中蛻變成邪惡帝國。總之，中國志士仁人的努力和犧牲統統落空，其中也包括曉波。值此，我也只有拿「曉波迷思」這段文字，來告慰海裡的他⋯⋯。
劉曉波的「非暴力抗爭」理念，無疑既是自由主義的，也是溫和保守的，雖然中共待他「如臨大敵」、決不姑息，未料深仇大恨的民間卻恨他還要「美化中共」，這樣的尷尬，卻是超過了胡適他們當年的。總之，將個人當作一種不可化約價值的那種環境，在中國尚為遙遠，所以我想，劉曉波的寂寞將不會短暫。據說這次在奧斯陸有一本紀念冊等著劉霞的邀請者留言，但我沒遇到它，否則我會這麼寫：
『曉波，你是沒有敵人，但是大眾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會放過你。』
「幾幾後」的中國青年，已不知他為何人；
『非暴力」、「和平」等理念，就離中國更加遙遠……。
從諾貝爾和平獎的單純視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長、高腐敗、高壓制，不期然地打壓出一位「長期非暴力抗爭」（諾獎公告）的和平獎得主；與此同時，民間抗暴運動伴以強烈的造反意識，已呈星火燎原之勢，而漸進、溫和、對話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們棄之敝屣。
據公安部的數據，一九九三年全國抗議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萬起。此暴漲的情勢，一方面使中共「維穩」的財政支出與國防開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則使民間從期盼「陳勝吳廣」，轉而直接呼喚「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張「和平轉型」的人，一概被斥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會氛圍下出籠的「零八憲章」倍受攻擊，被扣上「投降主義思想路線」的帽子。劉曉波榮膺大獎之際，也面臨了更艱難的使命。（《把激進煎熬成溫和》）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劉曉波撒手人間，中國和平轉型的路徑從此關閉。
他是清晨離世的，美國這裡大概九點多鐘才獲得證實，當時我正在美國之音的「時事大家談」採訪中，主持人鄭裕文打斷我，插播進來噩耗，我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情緒，最後終於沒能控制得住，對著鏡頭抽噎一聲：
『我們不要難過，我們要繼承他……』
然而世間的冷漠、苟歡、偷情、微醉，都在暗暗鋪墊著可怕的崩潰。
據悉，諾獎頒發後，中共就有決策：絕不讓劉曉波活出監獄，抗拒整個國際社會不放他出國治療；
後事處理強令火化，骨灰海葬，叫做「死無葬身之地」，對他之決絕，皆因諾獎而起，而國際社會是看不懂的，但是對中國而言，「和平轉型」由此終結，中國的革命因劉曉波的殉難而獲得合法性；
中國只剩下一途：血流成河，溫和被阻斷，代之而起的暴力便尤其凶險。
其中尚有的晦暗含義，是諾獎授予劉，演化成中共與國際力量的博弈，拿他做了犧牲；
而在更大的視野底下，從八九以來，歐美對中共是綏靖主義當道，這裡面的交易是，鄧小平以「開放」政策，拿中國廉價勞力和市場，交換西方的貿易、技術和姑息，西方則因衰退而放棄圍堵。這種國際環境，令中國異議者猶如戰斗在地獄中——國內一派冷漠，民眾皆為看客，國際社會流於抗議式聲援，人權成「交換籌碼」，劉曉波完全是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所以我在華盛頓民眾公祭中說：
『劉曉波的骨灰裝在一個壇子裡沉入海底，中國的善良和光明，也隨同他一道沉入海底。』
然而，真正挑战「温和」理念的，是中共暴力。鄧小平改革遇阻學生上街，他從一開始就準備了野戰軍進城這一手，反正屠殺了，往後還有什麼手段不敢使？
很久中國異議階層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依然採取正常的抗爭模式，當然也包括「和平非暴力」模式，去跟一個殺人政權爭取權力，所以像高智晟這樣的民間維權律師，就是一個孤胆英雄，身后没有一呼百应的民众，他们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国家机器的凶残惩罚，王荔蕻、屠夫、滕彪等等，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比死还要恐怖一万倍」，高智晟生死不明，人間蒸發，這樣的人權義士，中國還有多少？而中共不管身後洪水滔天的酷政，也給中國民間出了難題：革命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非暴力主義雖是印度甘地的首創，其支援意識未知來自佛教還是西方理性主義？
但是所謂「不抵抗主義」，顯然與其有相同的脈絡，據說當年胡適在美國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年爆發），德國侵佔比利時和盧森堡，比利時抵抗而遭屠戮，盧森堡投降而保全，胡適從中悟出「不抵抗主義」（non-resistance），其中有老莊的以柔克剛哲理，並引申為「不抵抗的道德」和「有效的抵抗」。
「和平非暴力」模式，那卻是來自西藏。
我在溫暖乾燥的冬季曼谷，碰到一個「西藏流亡社區的異議分子」盧卡，跟我講西藏罕見的另一側面，緣起我問他藏人自焚情形，他說藏人對生命的態度特殊，獻生意識很尋常，但是特定時期受社會政治環境影響，有其特殊含義，這一次的特點是，互相模仿色彩濃烈，各地攀比，「你們那裡才燒幾個人？有什麼資格說話」，達賴喇嘛不願說話制止，怕說了不管用，而降低權威的因素很大。
支持「溫和」理念的，是另一種理念「非暴力」，可能來自佛教？但是在藏傳佛教的西藏，已經出現所謂「激進化」，面對強悍霸道的中共體制，達賴喇嘛的智慧反而變成天真、無力感——這是荒誕，還是嚴酷真相？「中間道路」遭遇中共拒絕而無效，引發一個視死如歸的信仰民族，以一百四十多人自焚抗議的慘劇，國際社會並不比關注中東自殺炸彈更關注藏人自焚，這個世道以強凌弱到此地步，以致人的惻隱之心都看不下去達賴喇嘛「心如鐵堅」似的要跟中共媾合；他那種出世的佛教智慧，對決中共精進的馬基雅維利式冷酷伎倆，已超出凡人的理解。』
一個更深刻的疑問是：歷史逼視。
事緣國內朋友出來跟我商議，在美國為劉曉波建「先賢寺」，以及研究以劉為「道統」的中國新價值體系，這就一下子過早提出中國民間產生的諾貝爾桂冠者（Nobel Laureate）的身後建構，而帶來一大堆爭議，廣而言之，這裡有更寬泛的文化歧義：
1、以諾貝爾的普世價值「和平」、「沒有敵人」（無仇），定義一個中國政治異議者，在中國傳統價值體系中反而不易落實；
2、以美國或西歐之「國父」、「先賢」等概念，建構中國「民主建國」話語，也很難從現代中國語境中找到基點，中國仍然只有救星、領袖、民族英雄之類的概念；
3、先賢寺與紀念堂、皇陵的衝突在哪裡？海外流亡境地「築陵」，未來難道還要「移陵」不成？
三、中國異議階層自生自滅
中共的崛起在非常大的意義上，是西方的失誤造成的。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民間社會的萎縮和失敗，給世界提供相反的例證，發現經濟成長不一定會導致社會的民主化，全球化不會帶來普世價值。川普的國務卿龐培奧（Mike Pompeo）看清楚這個政權，唯一的辦法只有推翻中共政權，美國和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才安全，然後跟中國才能正常打交道。
我的《河殤》是在講中國應該從黃河走向海洋，即中國應該對外開放，發出這樣的一個呼籲。到了習近平的時代，他們大國崛起走向太平洋，變成擴張的文明，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境和歷史背景。現在中國國內搞封鎖，搞文化禁錮，封鎖互聯網，不准人們接受外面的資訊，包括現在任何人出國、回國都要受審查 ，這是閉關鎖國呀。一次新的閉關鎖國，精神上的封閉，那才是最可怕的。
除了西方的醒悟，我也在思考相對於中國的「獨裁者學習曲線」，中國內部「反抗者的學習曲線」在哪裡？因為一個極權社會的削弱、退化 ，必定導因於異見陣營的成長。
但我觀察中國的異議階層、反抗者，完全是自生自滅的。中國的反抗者有幾波：從「八九」以後出來的那一代的反抗者，接下來出過組黨的一代，比如1998年組建「中國民主黨」的那批人，組黨一代就被共產黨抓起來，又判非常重的刑，今天的視野裡就沒有組黨這一代了。再接下來就是維權這一代（也有人稱「茉莉花一代」），這一代都還存活下來，現在大部分人都在海外了。我們文革這一代，跟八九這一代，組黨一代，維權一代完全不一樣啊，不一定互相服氣，也未能好好溝通，非常可惜。
我非常看重維權這一代，新出來這一代他們在策略上相當成熟。他們確實比八九一代要成熟得多，雖然他們也被鎮壓了，但他們也留下了很多他們抗爭的技術什麼的。現在下面的反抗者是誰？我不知道。
但我們講的反抗其實是講公民社會的發生、出現、壯大。這其實是劉曉波生前非常想往這個方面努力的一個事情。他為什麼堅持跟官方，跟共產黨，做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對話？就是認為在這樣一個嚴酷的壓制體制底下，民間必須用這個和平理性來爭取一個「灰色地帶」，來爭取存活和慢慢擴大，不能走激進革命的路。當然很多人反對他這個看法。這當然是一個可以爭論的問題。
反抗者要爭取擴大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在共產黨體制底下是大量存在的。舉個例子，基督教、法輪功、女權組織，所有這些體制外的民間組織，統統是公民社會，他們愈壯大，體制就愈減弱。要擴大這些民間組織之間的聯繫，必須是能容許較低的共識，大家形成一定的連結。這樣反抗者最終才可能靠公民社會，強大到可以跟體制對話談條件，來構建一個憲政的根基。
運動要有反抗者，但是領袖也非常重要，劉曉波是我看到的唯一一個成熟的意見領袖，結果被他們弄死了。弄死他還不算，他把他骨灰沉到海底，沉到那兒……。
四、把激進煎熬成溫和
從「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這既是從文化到政治的距離，從尼采到甘地的距離，也是從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謙卑、甘下地獄的距離。
劉曉波因「文化激進」而備受批評，又因「政治溫和」而同樣備受指責，受「兩面夾擊」如是者，在中國又曾有誰？
從六四清晨在大軍環伺的槍口下帶出廣場抗議學生，到身繫牢獄贏得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二十年換了一個人，雖依舊桀驁不馴，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溫和心腸。
1、「文化熱」尾聲的黑馬
大約八八年夏秋之交，我與劉東合作構思《五四》電視片大綱，他是李澤厚的博士生，為「師道尊嚴」而下戰書給劉曉波，約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禮堂辯論。我未前去觀戰，事後聽說雙方打了個平手，但坊間說法是兩人皆稍微口吃，論戰因此而精彩。這可算是八十年代「文化熱」的尾聲花絮，而以「黑馬」之稱鵲起，劉曉波幾乎就是一個「憤青」的始作俑者。
歷盡變窮、地蠻天荒之後的八十年代，「文化」忽然風靡起來，各路神仙皆不免「語不驚人死不休」，據稱《河殤》對此「集大成」，鞭笞傳統，謳歌西化，驚動海內外。未料劉曉波竟嗤之以鼻，他說：
『《河殤》在解說詞和畫面的背後，蘊含了中國人幾千年的虛榮心，它不是徹底承認中國落伍。比如一開始的舞龍場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話，我會拍出中國人如何的萎縮，軟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說。但《河殤》潛在的意思還是在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九的萎靡狀態和那些畫面表現的精神狀態差得太遠了。我在《新時期文學的危機》一文中，曾指出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統統陽痿！』
港台及歐美的中國學者曾一致指出《河殤》文化上的激進傾向，但劉曉波更激進：
『我承認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最後走投無路，如果你把問題歸結為政治腐敗，再及文化腐敗，就會問：為什麼孔子的思想能統治中國這麼多年，至今陰魂不散？我沒法回答。我說過可能與人種有關。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
以上兩段文字，皆引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香港《解放月報》（開放雜誌前身）主編金鐘對他的專訪，那堪稱驚世駭俗的一席談，其狂妄姿態，令雄嘆悲放的《河殤》相形見絀，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的名句「中國需要殖民地三百年」──假如中國八十年代只許選幾句經典之語，絕對不能少了這一句。
劉曉波的「黑馬」身影，帶有尼采、福柯、薩特這一路的叛逆底色，雖然他是後來坐牢才開始讀尼采，「第一次讀福柯是一九九四年，他的《癲狂與文明》和《規訓與懲罰》動人心魄，就連很少看理論書的妻子，也在我的朗讀中進入了凝神狀態」，而他的閱讀毋寧也在清理自己的偏激。照余英時梳理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化脈絡，其間最為激昂的身影是譚嗣同，他一隻腳還站在坍塌的傳統廢墟裏。在他身後，反傳統的後代們，是連傳統的邊都沾不上了，支援意識唯有來自西方，劉曉波之醉心福柯（批判權力），於此可見一斑。
「文化」熱到八八年底已經熱不去了，或者說「熱」出了政治瘧疾，否則劉曉波定會有更驚世的文化豪舉。不過「文化」的退場，恰好將已經熱身而躍躍欲試的文學博士劉曉波，送進另一個沙場，他在那裡竟一發不可收拾，幾度生死......。
2、飛蛾撲火，火中取栗
米涅的《法國革命史》認為，一個專制恰好是在它最願意改革的時候，引發了革命。這頗可以拿來映照一九八九年的中國。不過中國當時還有另一個特點：大眾最不恐懼的時候，恰好是知識分子最謹慎萎靡之際，那大概是厭倦革命、畏懼政治、希冀和平演變的一種綜合症。風雲驟起於首都最龐大的一個政治空間，那裡曾是各種革命妖魔狂舞之地，飄蕩著醉人的死魂靈。學生們使性子要跟共產黨死磕，「長鬍子」的知識界卻整體是個「政治唐氏綜合症」（先天愚型兒），在旁邊又哄又勸，就是不肯跟娃兒們「躺在一條戰壕裏」。這當口兒，劉曉波飛蛾撲火似的從紐約趕回北京，二話不說就「躺」進學生堆裡去了，雖然他遭到「起哄」「作秀」的痛罵──這麼一個簡單的動作，當時整個「精英」階層做不出來，可見被毛澤東「運動群眾」整怕了的文人，也幹不來「民主」。
劉曉波沒有「精英」身段還在其次，他懂得向學生運動謀求一個平等的「資格」，這個資格使得他十幾天後，得以在野戰軍濫施坦克機槍，沿西長安街一路殺來圍住廣場後，在那肅殺的黎明中，說服幾千學生接受他跟「殺戮機器」的談判，隨他撤出廣場。
這是八九學運期間無數次談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劉曉波不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學生，也替鄧小平楊尚昆避免了在他們那座「英雄紀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殺。這一善舉，照中國話說，是大積陰德，大概也值半個「諾貝爾和平獎」吧。
當時沒人給劉曉波記這個功德，中共反而逮捕他──此人化解廣場殺戮於千鈞一髮之間，一定要借他的嘴巴來告訴全世界，北京沒有殺人。我不知道劉曉波是否可以寧死不從，但他真的沒有看見廣場殺人，「血流成河」在西長安街上，他該怎麼說？他借了他的嘴巴給屠殺者，由此受難者不饒恕他，由此他懺悔不已。然而，歷史暫時做不出裁判的這樁公案，徹底翻轉了劉曉波。他的狂妄從此一路折損下去，謙和於是乘虛而入。
他那張嘴巴也習慣了左右開弓，出了監獄就「獨白」，痛罵他救過的學生──「一九七六年之後，共產主義信仰所強加於中國人的道德秩序的坍塌所導致的全面道德崩潰，也表現在八九抗議運動時期的沸騰的天安門廣場，令人難以忍受的髒亂就是最好的示範。革命了，造反了，絕食了，就可以不要最起碼的道德規範了......廣場上的每一平方米的空間都有垃圾，......廣場上的另一大特點就是驚人的浪費......有的學生真的認為自己參加了絕食，全世界的人都欠他點什麼......我恨這些學生，也恨我自己......活該！誰讓我想沽名釣譽呢。寫到此，我感到手中的筆在發抖。」（《末日幸存者的獨白》）
3、與受難者相守
劉曉波的「道德憤怒」，遭來了世人對他更大的「道德指控」。他總是憑直覺罵人，動作也總是太離譜。在中國人的判斷裡，直到今天對他還是只用一把「道德尺度」。因此，中國不僅知識界是「政治弱智」，社會大眾也是「道德幼稚」。
劉曉波只會一種謙卑：面對亡靈。那亡靈只有十七歲。十七歲是一個象徵。象徵著死去的無辜、活著的懦弱、權力的暴虐。
「我沒有資格和勇氣
奉著一束鮮花和一首詩
走到十七歲的微笑前
儘管我知道
十七歲沒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齡
超越了死亡
十七歲
已經永恆。」 （《給十七歲》長詩節錄）
《給十七歲》叫人第一次看到一個謙卑的劉曉波。九一年他出獄後去看望丁子霖夫婦，「既作為學生，又作為身背負罪感的晚輩」，他一見蔣連捷的骨灰盒，「就扭身告退出外，半個小時後，他手捧一束鮮花來到連兒靈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
一九九九年除夕，他第二次出獄後又去拜訪丁蔣二人，得到一份一百五十五名死難者的《尋訪實錄》，劉「一進家門，連口水都沒顧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開《見證屠殺尋找正義》讀起來，從讀第一頁開始，我的眼睛就濕了。我是在淚水中念給劉霞聽的，幾乎每讀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斷，我已記不清中斷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斷時的沉默都有死一樣的寂靜，都能聽到亡靈們在地下發出的冤哭，那麼微弱、那麼無助、那麼撕心裂肺。」（《來自墳墓的震撼》）
中國言論箝制、資訊封閉，即便產生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其業績和成長背景的資料，也必定付之闕如。描繪劉曉波的文字很少，其中丁子霖蔣培坤的《我們與劉曉波的相識、相知與相交》，是極難得的一文，寫出了有血有肉的一個劉曉波。
我發現，在他們筆下，反傳統激烈得幾無二人的這位「黑馬」，其實為人蠻傳統，他對丁蔣口口聲聲「二老」，他也很在乎那些亡靈們大多數都還是孩子，他懺悔「我這十年來，時時被負罪感所困擾。在秦城監獄我出賣了亡靈們的血，寫了悔罪書。」這種人道心靈，在中國便是「老人所老，幼人所幼」，而人命比天大，更是很西方的。
他一次次的坐牢，死也不肯出國流亡，與其說是要陪伴那些受難的母親們，不如說是要陪伴亡靈；而他為此付出的代價，實不足為外人道也。零八憲章發表前，劉曉波常在Skype上和我聊天，有一次他講了一件剛發生的事情：他所居住地段的派出所，經常無端騷擾、搜查甚至拘禁他，但他還是儘量跟那個所長交朋友，雖然此人很無賴，最近故意來尋釁，帶了幾個大漢，劈頭蓋臉就毆打他，又押回派出所關押了十幾個小時，劉曉波回家後氣憤難忍要上告，這個所長又跑到家裡來給他下跪求饒。這個細節講的是折磨（皮肉和心理），我也聽出來一種地獄裡的凌辱氣氛。監獄並不能折磨劉曉波，他會在那裡面跟福柯、薩特遨遊，出了監獄他反而要受煎熬，因為他面對了亡靈。難怪他一聽到獲獎消息，會脫口而出：「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
4、桂冠還是十字架？
諾貝爾和平獎據說是「天王級」。中國的八零後們獲悉很興奮，但他們不知道劉曉波是誰，「他一定是個好黨員、好幹部、為人民做實事的好領導」（《時代》周刊）；海內外也有不小的反對聲音——以劉曉波的巨大爭議性，對他沒有疑義反而不正常了。
我不敢預期劉曉波獲獎對中國現實政治能有多少觸動。中國人的驚喜帶有很大的艷羨成分，甚至還會參雜「民族自豪感」，卻很少有人真懂奧斯陸的意思。這個情勢，反而叫得主背負了沉重的榮譽債。
劉曉波還在牢裡，已經承荷了國際社會與中國民間的巨大期望，他能做什麼呢？國際層面比較複雜，此處無法深論，反正西方還得跟中國做生意，投資也暫時沒有更好的去處。中國自身則困境已深，政治惡臭，人心塌散，積極的有組織力量在哪裡？
從諾貝爾和平獎的單純視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長、高腐敗、高壓制，不期然地打壓出一位「長期非暴力抗爭」（諾獎公告）的和平獎得主；與此同時，民間抗暴運動伴以強烈的造反意識，已呈星火燎原之勢，而漸進、溫和、對話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們棄之敝屣。據公安部的數據，一九九三年全國抗議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萬起。此暴漲的情勢，一方面使中共「維穩」的財政支出與國防開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則使民間從期盼「陳勝吳廣」，轉而直接呼喚「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張「和平轉型」的人，一概被斥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會氛圍下出籠的「零八憲章」倍受攻擊，被扣上「投降主義思想路線」的帽子。劉曉波榮膺大獎之際，也面臨了更艱難的使命。
丁子霖曾勸劉曉波搞研究著書立說，少寫「惹人生厭」的時評，他答之曰「我回不到過去了」，又戲稱要為劉霞攢下一筆稿費，萬一再坐牢的話。其實他想靠網絡時評，在中國播撒一點理性、中道、非暴力的思想種子。經歷了天安門屠殺後的悲涼歲月，目睹了母親們喪子的刻骨哀痛，劉曉波不僅滌淨了自己的傲慢心態和激進情緒，也從學理上釐清了漸進、和平轉型對中國社會整體利益的合理性。他沒有白讀博士，哲學的底子幫他很乾淨通俗地講他的理念，雖然一時尚曲高和寡。
在一定意義上，二○一○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早在一九八九年春北京的沸騰廣場、血沃長街就應驗了。天安門學子滿腔報國之心，被機槍坦克碾碎之際，啟動了共產主義陣營大坍塌的骨牌效應，「八九」一代卻抱憾飲恨至今，終於劉曉波代表著他們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諾貝爾的殿堂；再深一層說，推選劉曉波的，也不是現世的人們，而是倒在長安街上的亡靈們，他們要讓這位前「黑馬」代表他們，來告訴這個世界，殺人不是政治，只是獸行；反殺回去，又在重複獸行。
5、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一天。
以下文字是六年後增添上去的，劉曉波此刻已經奄奄一息，全世界都在呼救他，但是中南海鐵了心要他死在監禁中。這個政權對於製造一項新的暴政記錄，居然還有某種殘酷的快感，它已經無所顧忌，因為既然已將中國掏空、將神州毀掉、將這個民族征服，中共當然就不怕在一間病房里，向全世界直播它如何"處死"劉曉波。
他沒有敵人，他溫和到嚥氣，這卻正是暴政恐懼他的緣故。四九以後，中华民族吓破了胆、知识分子打断了脊梁骨，刘晓波只身防堵「道德资源」流失的后六四精神困境，重建「知识者人格」。他做了三件事：主动背上负罪感，忏悔自己；坚守国内，拒绝流亡，一次又一次地去坐牢；谦卑地搀扶受难者。在此，他实践了一个「基督徒」的受难精神，由此他也超越了「五四」精神，因为五四那一代巨人，比如胡适，都是蔑视和反对西方基督教的；中国的大知识分子，四九以后又都是向毛泽东投降的，后来几代人都是努力争取回到「五四」，但是只有超越「五四」，中国知识人才能重生。今天我只看到一个人走到了这一步，他就是刘晓波。
在这个世纪之交，对中国文明和进步所做出贡献者，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跟刘晓波比拟。在余英时称之为「天地闭，贤人隐」的黑暗时代，劉曉波罕见地坚持对暴政的和平抗争，谦卑地搀扶襄助受难者，孜孜不倦地探寻中国摆脱暴力循环的政治转型途径。这三十年里他做的事情，无人可以替代。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全世界曾未有过的「升级版极权」，中华民族也面临灭顶之灾。刘晓波探索了一个可能的政治路径，是中国民间的一笔巨大财富。
正值余杰囑我作序之際，網絡上有人貼出我的這篇舊文《把激進煎熬成溫和》，是2011年底寫的，我無法寫得更好，而劉曉波也是寫不盡的，他對中國和世界的意義，在時空中愈往後將愈加清晰、飽滿、深刻。
五、刘晓波是一个民族英雄
现在人们用很多言辞定位刘晓波，比如"公民社会"的代言人、宪政中国的殉难者、民主中国的头号公民等等，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在当下中国的语境里，用老百姓熟悉的言辞来定位他，所以，我说刘晓波是一个"民族英雄"。
1、时势造英雄。
在这个世纪之交，对中国文明和进步所做出贡献者，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跟刘晓波比拟。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它会延续多久，至今没人知道，因为西方也出现了衰退，整个国际社会笼罩着绥靖主义；人类文明自二次大战以后，除了技术发明上仍稍有斩获（如数码时代的出现），其他可以说毫无进步，人类的自私甚至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的沉沦——人性贪婪、环境破败、制度倒退，更为突出，所以余英时称之为"天地闭，贤人隐"的时代。然而正是在这个黑暗中，"六四"的血与火淬炼了一个人，而且还是最懦弱、可怜的群体中的一个人，他就是刘晓波。他在这三十年里做的事情，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他罕见地坚持对暴政的和平抗争，
他谦卑地搀扶襄助受难者，
他孜孜不倦地探寻中国摆脱暴力循环的政治转型途径。
中国文明自近代以来，是一个衰落、失败的文明，所以满清崩溃后社会解体，中国是按照现代极权模式重新再整合起来的，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不过六七十年就死掉了四五千万人，而且至今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六四"一劫，让这个极权几乎崩溃却又存活下来，就给了它打造更可怕模式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全世界曾未有过的"升级版极权"，中华民族也面临灭顶之灾。刘晓波探索了一个可能的政治路径，是中国民间的一笔巨大财富。
2、刘晓波实践并重塑了知识阶层的新人格。
中华民族吓破了胆，知识分子打断了脊梁骨，这个民族还有什么救？西方那条路，什么公民社会、民主选举、代议制、法制、基督教等等，在中国的文化里，都离不开一种角色的核心凝聚作用，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四民社会，必须由"士"来领导，现代化底下，就是这个"士"变坏了，中国才一塌糊涂。
刘晓波只身防堵"道德资源"流失的后六四精神困境，他才成为一个新的民间领袖，为此他必须重建"知识者人格"。年轻时代的刘晓波，是一个极狂妄的叛逆者，然而正是叛逆者才能在塌天境地中存活，并走出一条新路。他在中国八十年代那场著名的"文化热"中，是一匹桀骜不驯的"黑马"，他挑战权威，叛逆而激进，动不动发表震动一时的惊世骇言，令舆论大哗、街谈巷议。抗拒权威的叛逆经历，使得他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缺乏的勇敢和尖锐，也给了他在黑暗中的孤胆和坚韧。
他做了三点：主动背上负罪感，忏悔自己；坚守国内，拒绝流亡，一次又一次地去坐牢；谦卑地搀扶受难者。刘晓波在此实践了一个"基督徒"的受难精神，比无数的中国基督徒都做得出色，虽然他并未接受洗礼；而他这种超越性，更是超越了"五四"精神，因为我们都知道，五四那一代巨人，比如胡适，都是蔑视和反对西方基督教的。中国的大知识分子，四九以后又都是向毛泽东投降的，后来几代人都是努力争取回到"五四"，但是只有超越"五四"，中国知识人才能重生，今天我只看到一个人走到了这一步，他就是刘晓波。
3、刘晓波活出了一个灿烂而富于传奇的人生。
他虽然死于绝症，享年仅61岁，但是他却活得比所有人都潇洒。他的传奇，不是标准的中国传统可以杜衡的，相反，他一生充满争议，恰好跟中国的错乱、颠覆、失序、衰落相映成辉。
我曾这样描述过他：從「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這既是從文化到政治的距離，從尼采到甘地的距離，也是從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謙卑、甘下地獄的距離。
中国近三十年无非三件大事：改革与文化热、大屠杀与经济起飞、专制霸权与民族主义；这三件事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刘晓波的身影。站在大时代的风口浪尖做弄潮儿，这三十年里，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肩。
劉曉波因「文化激進」而備受批評，又因「政治溫和」而同樣備受指責，受「兩面夾擊」如是者，在中國又曾有誰？從六四清晨在大軍環伺的槍口下帶出廣場抗議學生，到身繫牢獄贏得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三十年換了一個人，雖依舊桀驁不馴，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溫和心腸。
即便是他的私人生活，也几度波澜，毁誉参半。但是最近二十年里，他说"二十年来，支持我、给我力量的是刘霞的爱。"他们几乎演义了一场现代版的"革命加爱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为了报答刘霞因他而受折磨以至得了严重忧郁症，他又来了一次大叛逆，一改死不出国、坐穿牢底的初衷，用最后一口气，要把刘霞送到西方去，他才不管舆论怎么评价他。刘晓波我行我素到最终。世间没有第二个刘晓波。
六、懸崖上
劉曉波是不是基督徒？這將成為中國當代政治史上的一個課題，抑或是中國基督教史的、還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史的？很久我都有一個疑惑：曉波生前為什麼沒有受洗？今天偶然讀到《王怡的麥克風》中的【摘抄：鐵窗後的福音】，第一次知道曉波在獄中的終極思考，竟然達至如此之深的程度，他當然早已超越肉身、生死：
『时间停滞，我正在被无尽的空间所驱赶，似乎自己将随时堕入绝境。虚无在脚下，万有在头顶，交替挤压——歌唱着挤压——我必须承受平庸的纠缠。……我很想祈祷，在这个星光黯淡的夜晚，但我没有信仰，没有上帝，只有一点点可怜的烛火。我相信自己是一座大毁灭后仅存的残破城垣，立于天地之间和阴阳交错的急转弯处。空无是一间房子里的一座钟，帮我在屡屡错过的时刻找回准确的分分秒秒。我能够让肉体抛弃灵魂，在精神只用来维持肉体虚荣的瞬间，远距离观察思想的碎片。』
其實，信仰是一個精神過程，而非思辨或者哲學過程，對於哲學博士劉曉波來說，他讀福音，一定會寫許多思辨文字，但是他的思考，卻必定是關於人生和生命的，他不選擇在獄中、或在中國受洗嗎？他不要在受刑期間受洗以免太過「表演性」？或者他真的還沒有徹底想明白，他的政治抱負會不會受到教會的局限？這些我們也許永遠不知道了。
他究竟在掙扎什麼？我多麼想知道……因為那是一個臨界點，每一個人在那裡，都是不一樣。
有个清晨，傅莉仍昏迷在急救室里，我一个人恍惚出去，站到静寂的高速公路旁，只有一个了结的念头在翻腾。当时闪过的念头，后来我从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一段文字里又读出来：「⋯⋯希望永远失去了，而生命却单单地留下，而且，在前面尚有漫长的生命之路要走。你不能死，即使你不喜欢生。」
我在日记里写道：「这是近十个月来我所读到的最贴近我心境的文字，从未有过的绝望而又不能被安慰也无法被替代被宣泄的感受，以及人生曾获得的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你抓不到一根救命稻草，这些大概就是我一生没有意识到的个体灵魂中最隐秘的无根基性。」
人在多大程度上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此时对我已成一种滑稽。我的意思是，我们曾是那样自信于「修复」国家、民族、社会、文明之病入膏肓的一类「人物」，临到独自面对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灾难境地，除了天塌地陷之感，一无所凭。我忽然看到了存在的深渊，一个无底的黑洞张开在脚下。
这个悬崖，就是所謂「終極」，它不會讓你想起福音、聖經、耶穌⋯⋯但是，有人可以跳躍過去，有人可能退下來，如我——
在这个悬崖上，此岸的现实世界彷佛只给我留下了求生的本能，和一个要救她的疯狂念头，同这念头相连的，就是对人世之外的奇迹的渴望，它拼命飞向了彼岸，那个对我来说陌生却从不想去触碰的神秘世界。
车祸后来自基督教、佛教和气功对我们的救助，也是源源不断，我要自己绝不拒绝来自彼岸的任何救助，各种祷告、默想、入静我也一一都作了，只为她默默去作，不因我而成为一个障碍。我知道这不是信仰冲动的发生，只是一个世俗人的绝望而已。
我所渴望的只是神迹的降临，这成了一个极功利的判断，它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叫我逾越不了，终因未见有奇迹降临于我们，使我不能摆脱尘世。
曉波肯定到過那個懸崖，他在那裡想了些什麼？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