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來
傅斯年出生的1896年，中國尚處於剛剛過去的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餘波之中。那場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戰敗於日本人手下實在令人震驚，給傅斯年及其同時代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響。
年輕的梁超（1873-1929）已親身體驗到這次震驚帶來的衝擊，他認為這場戰爭的後果是「粉碎了中國兩千年之大夢」，儘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屢遭失敗，但敗在日本手裡卻是創巨痛深的。畢竟日本是個亞洲國家，在中國人眼中長期處於中華文化影響之下，且其開始按照西方模式進行改革還在中國之後呢。
甲午之後，巨變接踵而至，各類中國知識分子也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1895年，革命派領袖孫中山（1866-1925）認為日本的勝利是中國歷史上難以預料之事。1894年冬，在中國剛剛遭受一系列軍事失敗之後，他即決定組織他的第一個反滿團體──興中會。後來成為改革派領袖的康有為（1858-1927）則召集在北京的一千三百多名舉人促使皇帝進行改革。知識分子領袖嚴復（1854-1921）發表了四篇劃時代的文章：《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和《辟韓》。嚴氏後來以向中國譯介歐洲功利主義政治、經濟、哲學著稱，他在1895年著手從事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的漢譯工作，這本譯名為《天演論》的書成為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出版物。後來成為戊戌變法犧牲者的譚嗣同（1865-1898）則在1894-1895年間決心放棄傳統文士的生活方式。
中國知識界的新發展形塑了傅斯年的知識體系結構。首先是思想觀念的激進化。一些人促成了這種現象的出現。嚴復在中國和西方傳統之間劃下了黑白分明的界線，他極力主張中國已遠不如西方，尤其是在文化領域。這種責難使此前對自身文化特別自豪的中國人甚感驚訝。譚嗣同批評傳統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康有為幾乎將過去兩千年的學術通通貶為「偽學。章炳麟（1869-1936）無情地批判了儒家的人格。梁超的「新民說」認為中國的傳統道德價值觀已經過時，因為它們全都與現代公民所需的公德無關。
但是，許多社會和政治體系仍支撐著傳統的價值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君主制、儒家禮儀、經典教育、科舉制和法律制度。雖然晚清時激進思想已初露端倪，但只有在上述五個支柱全都崩潰之後，知識界的革命才真正開始：1905年廢除科舉考試；1911年君主制崩潰；1912年，教育總長蔡元培宣布學生不必祭孔，經學不再是必修課程；同年，大清律例也被廢除。
內容連載
導論：1895年後的思潮與傅斯年
傅斯年出生的1896年，中國尚處於剛剛過去的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餘波之中。那場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戰敗於日本人手下實在令人震驚，給傅斯年及其同時代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響。
年輕的梁超（1873-1929）已親身體驗到這次震驚帶來的衝擊，他認為這場戰爭的後果是「粉碎了中國兩千年之大夢」，儘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屢遭失敗，但敗在日本手裡卻是創巨痛深的。畢竟日本是個亞洲國家，在中國人眼中長期處於中華文化影響之下，且其開始按照西方模式進行改革還在中國之後呢。
甲午之後，巨變接踵而至，各類中國知識分子也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1895年，革命派領袖孫中山（1866-1925）認為日本的勝利是中國歷史上難以預料之事。1894年冬，在中國剛剛遭受一系列軍事失敗之後，他即決定組織他的第一個反滿團體──興中會。後來成為改革派領袖的康有為（1858-1927）則召集在北京的一千三百多名舉人促使皇帝進行改革。知識分子領袖嚴復（1854-1921）發表了四篇劃時代的文章：《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和《辟韓》。嚴氏後來以向中國譯介歐洲功利主義政治、經濟、哲學著稱，他在1895年著手從事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的漢譯工作，這本譯名為《天演論》的書成為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出版物。後來成為戊戌變法犧牲者的譚嗣同（1865-1898）則在1894-1895年間決心放棄傳統文士的生活方式。
中國知識界的新發展形塑了傅斯年的知識體系結構。首先是思想觀念的激進化。一些人促成了這種現象的出現。嚴復在中國和西方傳統之間劃下了黑白分明的界線，他極力主張中國已遠不如西方，尤其是在文化領域。這種責難使此前對自身文化特別自豪的中國人甚感驚訝。譚嗣同批評傳統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康有為幾乎將過去兩千年的學術通通貶為「偽學。章炳麟（1869-1936）無情地批判了儒家的人格。梁超的「新民說」認為中國的傳統道德價值觀已經過時，因為它們全都與現代公民所需的公德無關。
但是，許多社會和政治體系仍支撐著傳統的價值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君主制、儒家禮儀、經典教育、科舉制和法律制度。雖然晚清時激進思想已初露端倪，但只有在上述五個支柱全都崩潰之後，知識界的革命才真正開始：1905年廢除科舉考試；1911年君主制崩潰；1912年，教育總長蔡元培宣布學生不必祭孔，經學不再是必修課程；同年，大清律例也被廢除。
1895年後被大肆詆毀的傳統價值體系，曾經是個相當和諧統一的體系。這一價值體系崩潰後，原來相互關聯的各個部分，彼此之間走向直接對抗或相互競爭。
知識界的第二個主要變化是新知識群體的形成，他們由效忠于滿清朝廷逐漸轉向效忠於整個國家。1894-1895年中國敗於日本之後，許多年輕知識分子漸漸放棄為進入官場而進行的科舉考試的學習，他們成為韋伯（Max Weber）所描述的「自由流動的資源」，後來極大地影響了國家的轉型。人們認為這些新知識分子將自己從中華帝國的成功階梯──考試制度中分離出來。他們失去了官方的職位，也不再受官方意識型態的制約，成為政治和知識轉型的行為主體。然而，1905年科舉制被政府廢除，似乎是政府自己切斷了士人和主要由儒家教義構成的官方意識型態之間的紐帶。這一決策開了多元化發展的可能性，同時也成為思想解放的主要推動力。科舉制的廢除是一次激變，將許多知識分子從昏睡狀態中喚醒。沒有了前程和收入，一些士人努力變成了新式知識分子，而另一些人則陷入絕境。他們不能過傳統知識分子那種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生活。在這個新的中國裡，讀書人的地位成了問題：他們是否應該適應社會轉變而成為專業人員，繼而形成職業階層來組成新社會的核心呢？
1895年之後，中國並存著政治和文化兩個軸心。前者由求權力的意志驅動，後者由求真理的意志驅動。兩者同時被知識分子看作是救國於危難的方法。雖然政治並不總是與文化背道而馳，但在近代中國，它們兩者常劍拔弩張，關係緊張。政治軸心的目標是將民族從危機中拯救出來、追求富強；而在文化領域，一些旨在建立自主學術社會的知識分子脫穎而出，他們要使學術擺脫功利心態和政治力量的干預，其最終目標則是以更根本的方式與西方國家競爭。他們認為，舊傳統的缺陷恰在於缺少有現代意味的學術社會。
知識界的第二個主要變化是新知識群體的形成，他們由效忠于滿清朝廷逐漸轉向效忠於整個國家。1894-1895年中國敗於日本之後，許多年輕知識分子漸漸放棄為進入官場而進行的科舉考試的學習，他們成為韋伯（Max Weber）所描述的「自由流動的資源」，後來極大地影響了國家的轉型。人們認為這些新知識分子將自己從中華帝國的成功階梯──考試制度中分離出來。他們失去了官方的職位，也不再受官方意識型態的制約，成為政治和知識轉型的行為主體。然而，1905年科舉制被政府廢除，似乎是政府自己切斷了士人和主要由儒家教義構成的官方意識型態之間的紐帶。這一決策開了多元化發展的可能性，同時也成為思想解放的主要推動力。科舉制的廢除是一次激變，將許多知識分子從昏睡狀態中喚醒。沒有了前程和收入，一些士人努力變成了新式知識分子，而另一些人則陷入絕境。他們不能過傳統知識分子那種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生活。在這個新的中國裡，讀書人的地位成了問題：他們是否應該適應社會轉變而成為專業人員，繼而形成職業階層來組成新社會的核心呢？
1895年之後，中國並存著政治和文化兩個軸心。前者由求權力的意志驅動，後者由求真理的意志驅動。兩者同時被知識分子看作是救國於危難的方法。雖然政治並不總是與文化背道而馳，但在近代中國，它們兩者常劍拔弩張，關係緊張。政治軸心的目標是將民族從危機中拯救出來、追求富強；而在文化領域，一些旨在建立自主學術社會的知識分子脫穎而出，他們要使學術擺脫功利心態和政治力量的干預，其最終目標則是以更根本的方式與西方國家競爭。他們認為，舊傳統的缺陷恰在於缺少有現代意味的學術社會。
對於那些呼籲建立學術社會的人來說，學術必須與現實關懷分離。學術自立──亦即為學術而學術──是一個越來越強烈的信念。嚴復是這一信念的始作俑者。他宣稱西方國家的力量源自於思想和觀念領域，為了追求這種「真正」的力量，中國必須去偽存真，即放棄被實用目的所腐蝕的偽學問，而獲取真學問。他斷言，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真正的學問；雖然真學問一時看起來似乎沒有用處，但是從長遠來看，它是最有價值的。與此相應，他主張治學與治世的分離。「愈愚」是嚴復書齋的名字，這表明他堅信克服愚昧十分重要。「凡可以愈愚者，將竭力盡氣皸手繭足以求之。」只有克服愚昧，方能療貧弱。
章炳麟在這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許多年輕人相信，章炳麟所主張的經學與實際應用相脫離，致使人們考慮以經典和古代學問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另一位思想敏銳的知識分子王國維（1877-1927）甚至在清末即主張學問應與實用相分離，應提升到更高的目的。
吳稚暉（1865-1953）則堅信，如果中國能夠有幾十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形成一個重心，這些學者就能將中國變為現代國家。一些相信學術文化優於政治的人形成了一個群體，他們中多數是受過西式教育的學生。蔡元培（1868-1940）、吳稚暉、李石曾（1881-1973）、汪精衛（1883-1944），以及一些曾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元老們也都這樣認為。但是，因為政治危機不斷困擾著中國，他們沒有時間和機遇來慢慢建立一個學術社會。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校長，加速了建立純粹學術社會理想的實現。蔡元培用一個簡單的句子開始他的校長就職演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這一宣言徹底改變了大學的性質──由培養政府官員的機構轉變為現代學術社群。治理國家不再是士人的責任。從那時起，知識分子得以從事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並以其同事為聽眾。他們的最終目的仍然是服務於社會──但不是作為官員，而是作為學者。他們的成就是由學術界的成員，而不是由社會來評判。蔡元培上任後九天，就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那時任命的一批學者從根本上改變了北大相對保守的氛圍。後來成為中央研究院堅定擁護者的蔡元培、吳稚暉和李石曾相信，如果有幾十個獻身真正學術工作的知識分子集合起來，就能形成一個思想學術中心。假以時日，這個群體對社會的影響和改造，會比1911年的辛亥革命更為深遠。
章炳麟在這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許多年輕人相信，章炳麟所主張的經學與實際應用相脫離，致使人們考慮以經典和古代學問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另一位思想敏銳的知識分子王國維（1877-1927）甚至在清末即主張學問應與實用相分離，應提升到更高的目的。
吳稚暉（1865-1953）則堅信，如果中國能夠有幾十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形成一個重心，這些學者就能將中國變為現代國家。一些相信學術文化優於政治的人形成了一個群體，他們中多數是受過西式教育的學生。蔡元培（1868-1940）、吳稚暉、李石曾（1881-1973）、汪精衛（1883-1944），以及一些曾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元老們也都這樣認為。但是，因為政治危機不斷困擾著中國，他們沒有時間和機遇來慢慢建立一個學術社會。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校長，加速了建立純粹學術社會理想的實現。蔡元培用一個簡單的句子開始他的校長就職演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這一宣言徹底改變了大學的性質──由培養政府官員的機構轉變為現代學術社群。治理國家不再是士人的責任。從那時起，知識分子得以從事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並以其同事為聽眾。他們的最終目的仍然是服務於社會──但不是作為官員，而是作為學者。他們的成就是由學術界的成員，而不是由社會來評判。蔡元培上任後九天，就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那時任命的一批學者從根本上改變了北大相對保守的氛圍。後來成為中央研究院堅定擁護者的蔡元培、吳稚暉和李石曾相信，如果有幾十個獻身真正學術工作的知識分子集合起來，就能形成一個思想學術中心。假以時日，這個群體對社會的影響和改造，會比1911年的辛亥革命更為深遠。
因此，激進化、自由流動的知識分子以及在中國創建一個學術社會的願景，成了此後影響傅斯年一生的三大傾向。
傅斯年在中國現代知識界的地位
雖然中國現代思想史領域有大量關於五四時代「老師輩」的論著，如胡適（1891-1962）、陳獨秀和李大釗（1888-1927），但是很少有人關注「學生輩」。在這些人之中，這場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幾乎完全被忽略了。作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學者、政治家、社會批評家以及學界領袖的傅斯年，是20世紀中國最有影響、色彩最豐富的人物之一。然而，除了莫勒（Alan Moller）的博士論文，迄今沒有任何一種用西方語言寫作的關於傅斯年的學術傳記。在中國學術界，有關傅斯年生平的研究也剛剛起步。
在中國大陸，傅斯年差不多被遺忘了。因為與蔣介石（1887-1975）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的密切關係，毛澤東（1894-1976）在1949年曾譴責他為戰犯，加之在「批判胡適運動」中對他的嚴厲批評，大陸作者也對傅斯年的名字諱莫如深，甚至在敍述以他為中心的事件時也是如此。大部分歷史學家並未承認傅斯年對歷史學科的貢獻。在台灣，傅斯年是享有盛名的學術領袖，其學術成就廣為人知。他和胡適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風尚成為各類持不同見解者不斷攻擊的靶子。譬如，新一代史家批評傅斯年拒絕理論性的詮釋；而新儒家們，如徐復觀（1903-1982），又強烈指責傅斯年和他建立的學派故意忽略中國傳統學術中的道德觀念（尤其是內省式的道德哲學）。其結果，一個1919至1949年間學術史及政治史上的重要角色至今仍然面目模糊。
傅斯年在中國現代知識界的地位
雖然中國現代思想史領域有大量關於五四時代「老師輩」的論著，如胡適（1891-1962）、陳獨秀和李大釗（1888-1927），但是很少有人關注「學生輩」。在這些人之中，這場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幾乎完全被忽略了。作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學者、政治家、社會批評家以及學界領袖的傅斯年，是20世紀中國最有影響、色彩最豐富的人物之一。然而，除了莫勒（Alan Moller）的博士論文，迄今沒有任何一種用西方語言寫作的關於傅斯年的學術傳記。在中國學術界，有關傅斯年生平的研究也剛剛起步。
在中國大陸，傅斯年差不多被遺忘了。因為與蔣介石（1887-1975）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的密切關係，毛澤東（1894-1976）在1949年曾譴責他為戰犯，加之在「批判胡適運動」中對他的嚴厲批評，大陸作者也對傅斯年的名字諱莫如深，甚至在敍述以他為中心的事件時也是如此。大部分歷史學家並未承認傅斯年對歷史學科的貢獻。在台灣，傅斯年是享有盛名的學術領袖，其學術成就廣為人知。他和胡適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風尚成為各類持不同見解者不斷攻擊的靶子。譬如，新一代史家批評傅斯年拒絕理論性的詮釋；而新儒家們，如徐復觀（1903-1982），又強烈指責傅斯年和他建立的學派故意忽略中國傳統學術中的道德觀念（尤其是內省式的道德哲學）。其結果，一個1919至1949年間學術史及政治史上的重要角色至今仍然面目模糊。
本書中，我必須集中討論他眾多成就中的幾個方面。首先是傅斯年的學術生涯和他組織並領導了二十年的學術群體。我所說的群體不僅指他的史語所，還包括北大和台灣大學（以下稱台大）。作為中國現代學術的主要建構者之一，傅斯年創建的史語所被認為是當時現代歷史學的代表。他集合並培養了一大批學者，在他領導下工作。這一事業本身就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反映了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學術科學化的迅速發展。傅斯年和他領導的機構取得了眾多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們開展了一些新的研究專案，其中許多揭開了中國歷史研究的新篇章。譬如，1949年後的中國考古發掘取得了可觀成就是眾所周知的，但這些考古發展在多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傅斯年具有遠見的領導，卻鮮為人知。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考古學帶頭人，最著名的如夏鼐（1910-1985），當初就是由傅斯年的機構培養的。相關領域的情形也是如此，如甲骨文、金文研究和檔案的收集與研究等。
另一個意義深遠的貢獻，是使中國的歷史學專業化，成為一個學科門類。現代中國有許多史家在他們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幾乎沒有人像傅斯年那樣奠定了一個制度化的基礎，對中國歷史學的形塑產生了影響。傅斯年強調嚴謹的方法論和專業化，有意識地批判了傳統史學的膚淺涉獵方式。如果我們可以說現代中國有一場「史學革命」，那麼，它開始于顧頡剛（1893-1980），完成于傅斯年。但是在1920年代後期，顧頡剛在西方已經獲得了廣泛的聲譽，相比之下，外在世界實際仍對傅斯年一無所知。現在是以學術的眼光予其應有的評價之時了。
作為歷史學家，傅斯年將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雖然傅斯年關於中國古代史的學術部分已經受到質疑或被修正，但它們仍提供了對這一時期的重要洞察。他最重要的學術主張是「夷夏東西說」，這一說法將三代分為兩個對立的集團。本書將重構傅斯年打破過去的一元論體系、形成新學說的過程。同時也將討論傅斯年的歷史研究與多元論等現代思想觀念的互動。
傅斯年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另一個主要貢獻是他的重建努力。1920年代中期，他因支持疑古運動而著名。但到1930年代，他又極力參與否定這一運動。傅和他的史語所的同事們遠非盲從者，他們堅定地將重建中國古代史作為中心任務。這裡將討論傅斯年對這場激進運動的反動和影響。
另一個意義深遠的貢獻，是使中國的歷史學專業化，成為一個學科門類。現代中國有許多史家在他們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幾乎沒有人像傅斯年那樣奠定了一個制度化的基礎，對中國歷史學的形塑產生了影響。傅斯年強調嚴謹的方法論和專業化，有意識地批判了傳統史學的膚淺涉獵方式。如果我們可以說現代中國有一場「史學革命」，那麼，它開始于顧頡剛（1893-1980），完成于傅斯年。但是在1920年代後期，顧頡剛在西方已經獲得了廣泛的聲譽，相比之下，外在世界實際仍對傅斯年一無所知。現在是以學術的眼光予其應有的評價之時了。
作為歷史學家，傅斯年將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雖然傅斯年關於中國古代史的學術部分已經受到質疑或被修正，但它們仍提供了對這一時期的重要洞察。他最重要的學術主張是「夷夏東西說」，這一說法將三代分為兩個對立的集團。本書將重構傅斯年打破過去的一元論體系、形成新學說的過程。同時也將討論傅斯年的歷史研究與多元論等現代思想觀念的互動。
傅斯年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另一個主要貢獻是他的重建努力。1920年代中期，他因支持疑古運動而著名。但到1930年代，他又極力參與否定這一運動。傅和他的史語所的同事們遠非盲從者，他們堅定地將重建中國古代史作為中心任務。這裡將討論傅斯年對這場激進運動的反動和影響。
本研究試圖將傅斯年的個案帶到中國現代思想史中兩個更廣泛的主題上來：一是五四青年的文化反傳統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二是在中國建立一個學術社會進程中的成功與挫折。
從1920年代後期起，當五四一代人極力貶低中國傳統，給中國社會輸入許多新思想並致力於構建新的學術社會時，相應地，社會也開始向他們發出挑戰。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動蕩的政局挑戰著文化領域內的非政治立場；二、文化本土主義的復興及民族認同感的迫切需要挑戰著五四反傳統主義；三、政治集體主義挑戰著五四自由主義。
1931年九一八事件，國家命懸一線，這些挑戰也越發強烈。此後，許多五四青年改變或放棄了他們早期的主張。考察傅斯年如何對這種挑戰作出響應，以及他的響應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同時代人，是很重要的。
從1920年代後期起，當五四一代人極力貶低中國傳統，給中國社會輸入許多新思想並致力於構建新的學術社會時，相應地，社會也開始向他們發出挑戰。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動蕩的政局挑戰著文化領域內的非政治立場；二、文化本土主義的復興及民族認同感的迫切需要挑戰著五四反傳統主義；三、政治集體主義挑戰著五四自由主義。
1931年九一八事件，國家命懸一線，這些挑戰也越發強烈。此後，許多五四青年改變或放棄了他們早期的主張。考察傅斯年如何對這種挑戰作出響應，以及他的響應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同時代人，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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