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2025年12月14日，澳大利亚悉尼邦迪海滩在一场庆祝犹太光明节的公共活动中发生枪击事件，被警方认定为恐怖袭击，造成至少15–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事后，左派执政的阿尔巴尼斯政府表态将推动更严格的枪支限制措施。
紧接着上述事件，美国的大学又发生了葡萄牙籍嫌犯的校园恐袭事件，常春藤名校布朗大学有2名学生死亡，而该嫌犯随后又在麻省理工大学射杀了一名物理学教授。据报道，该嫌犯通过美国的"多元签证绿卡抽签计划"（Diversity Visa Program，即绿卡抽签）进入美国。此事以后，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暂停多元签证绿卡抽签计划，该计划原本每年向来自某些定向国家的申请者发放多达5万张绿卡。
在这两起事件的背后，是围绕着移民问题为主战场的"文化战争"，正成为当今西方世界备受关注的最核心概念。而日前川普政府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25》更是直接把"文化战争"当成今天西方文明是否还能存续的最大问题焦点。
另据最新报道，美国普渡大学华裔校长蒋濛已决定新学期拒收中国等国家的留学生，成为美国名校限招中国留学生的始作俑者，对此，笔者将另文评述。
"文化战争"的提出
最早使用"文化战争"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戴维森·亨特1991年的著作《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文化战争：为定义美国而进行的斗争》），书中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种新的西方社会的断裂：西方社会的冲突不再主要围绕经济或社会福利问题，而是围绕道德、身份、宗教、性别、民族、历史解释权等"文化根基性问题"。简单说，文化战争不是"怎么分蛋糕"，而是"我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我们'"。
这一理论在当时并未立刻显得刺眼，因为冷战的余温尚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仍能暂时压住内部撕裂。但随着西方社会全球化、移民潮的变化，亨特所预言的这条裂缝肉眼可见地迅速扩大了。文化战争逐渐从学术概念，变成现实政治的主轴。
詹姆斯·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长期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后来创立并领导"文化变迁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Culture）。他的学术横跨宗教社会学、道德社会学与政治文化研究。
1991年，他出版《文化战争：为定义美国而进行的斗争》。这本书在当时并不讨喜。但亨特提出的极具颠覆性的判断——美国社会的主要断裂线，已经不再是阶级、收入或党派，而是道德权威的来源之争，是"谁有资格定义善恶、正常与异常、合法与非法"的"文化战争"——随着时代的变动而迅速得到了印证。亨特也被誉为先知性的学者。
他的核心观点可以高度概括为一句话：文化战争不是政策分歧，而是世界观和信仰的冲突。
亨特提出，美国社会正在被两种根本不同的道德结构撕裂。一种他称为"正统取向"（Orthodox），认为道德真理是超越个人意志的，来自宗教传统、自然法或历史积累；另一种是"进步取向"（Progressive），认为道德是可变的，应当由个人体验、情感与时代精神不断重塑。
这一判断，后来被证明异常准确。
更重要的是，亨特明确指出：文化战争无法通过"各退一步"来解决。因为双方争夺的不是资源，而是合法性本身。堕胎、婚姻、教育内容、宗教自由、移民边界等议题都贯穿这种文化战争。
亨特的另一个深远影响，是他揭穿了"中立幻觉"。他指出，所谓"去政治化""只讲专业""只讲科学"的公共机构——尤其是大学、法院和媒体——实际上已经在无意识中站队。一旦这些机构以"中立"之名，持续输出某一套价值前提，文化战争就从街头转移到了制度内部。
亨特是文化战争的理论奠基者，后续影响文化战争讨论的学者，大致分成三类。
第一类以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Deneen）这样的保守主义基督教学者为代表。他提出，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失败在于，它"成功得过头了"——成功地用平等、人权等理念摧毁了家庭、地方共同体和文化边界。他把文化战争的根源，直接指向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本身。
第二类以古典自由主义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为代表，主要研究美国社会的实际变化。他以大量实证的材料证据表明，美国的左派精英阶层形成了内外不一致的"道德分裂"现象，一方面，他们生活在优越、安全的高档社区，家庭稳定，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在文化层面鼓励"法律规范本身就是压迫"。承担这种观念后果的，并不是精英自己，而是失去家庭结构、社区约束和文化资本的底层群体。这是一种所谓的"道德外包"现象。
第三类，则是在基督教会内部正面承认文化战争存在的学者型牧师，例如"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倡导者之一的道格拉斯·威尔森（Douglas Wilson）。他把亨特的理论诊断转化为价值观与神学立场：认为从圣经的角度看，这场"文化战争"是现实中发生的属灵信仰之战，不存在中立，退让不是和平，冲突不可避免。
而近年来越来越多普通人已经从学术理论领域和宗教神学领域，转变到更直观地在现实社会冲突中感受文化战争。其中尤其以非法移民问题为焦点战场。澳大利亚悉尼的邦迪海滩恐怖袭击、美国罗德岛布朗大学的校园恐袭，是最新的两起移民出于意识形态仇恨而驱动的攻击。这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震撼。
海滩、大学这些地方本应是"最安全、最开放、最文明"的象征：阳光、休闲、学术自由、多元包容。但暴力以意识形态、宗教或身份动机闯入这些空间，人们第一次意识到，问题并不只存在于"遥远的中东"或"失败国家"，而是已经进入了西方社会的核心地带。
这些事件引发的争论，很快就不再停留在治安或反恐层面，而是迅速转向文化解释。为什么施暴者会产生这样的敌意？他们的世界观从何而来？社会是否"刺激"或"纵容"了这种意识形态？在这些追问中，移民问题被推到台前。在左派的主流叙事当中，移民被描述为经济贡献者、多元象征和人道义务；但在现实冲突中，一部分极端意识形态的传播路径、庇护链条和司法豁免，恰恰又与移民制度的漏洞高度重合。
文化战争在这里显露出一个关键特征：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暴力与反暴力，而是"解释权之战"。——左派的"进步主义"强调这是个体的精神问题，弱势者被边缘化，需要给予怜悯、同情和理解；右派"保守主义"则看到政策失控、执法失效和虚伪的"圣母道德情怀"。
非法移民之所以成为文化战争的核心战场，是因为它处在"道德叙事"与"社会现实"的交叉点上。支持开放移民的西方左派，将非法移民描述为"制度受害者"，认为社会的真正正义是要体恤全世界尤其是中东、非洲、南美等不发达国家的"人权"，而西方社会对这些国家的人负有"原罪"，因为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曾对这些国家进行过大规模"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这种逻辑下，"非法移民"这个词本身就被视为带有歧视性，甚至被要求从公共语言中删除。
但基督教保守主义则认为，允许持有不同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移民涌入西方欧美国家，是现代版的反向的"十字军"，最终会给基督教文明和信仰传统本身带来致命伤害。
文化战争如何引发教会与大学的高度撕裂
"文化战争"这个概念从学术著作进入到社会主流视野，是因其首先引起了宗教群体——尤其是保守派基督教会——的高度重视。在许多精英媒体和大学尚未承认社会已经发生结构性价值冲突之前，教会已经在日常牧养、讲道和公共发声中，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冲突的存在。
在20世纪60、70年代之前，美国主流新教和天主教，与国家文化之间大体处于一种"默认同盟"关系。社会并不一定人人虔诚，但法律、道德直觉、家庭结构、性伦理、公共语言，仍然与基督教传统高度兼容。正因为如此，教会几乎没有谈论过什么"战争"。但这种状态在随后的短短几十年内迅速瓦解：性革命、堕胎合法化、学校祷告被禁止、同性关系被重新定义、家庭结构被解构，而这些变化不是逐渐发生的，而是几乎一夜之间通过司法判决、行政命令和文化精英的单向推动而被迅速完成。
在这个阶段，保守派基督教内部首先意识到：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基督教信仰的"世俗化"问题，而是社会上的某些势力在进行一种主动的、系统性的价值重塑。文化不再中立，而开始要求宗教退居私人领域，甚至被定义为"有害"的"歧视性"力量。于是，"文化战争"这个词，在教会圈中逐渐被当作一种现实诊断。
詹姆斯·戴维森·亨特的理论迅速产生回响，因为它准确描述了教会正在经历的处境：冲突的核心不是某条法律，而是权威的来源。到底是超越个人意志的道德秩序，还是不断扩张的个人权利拥有最终解释权？现实中发生的文化战争在宗教语境中被理解为"敬拜对象之争"——你最终顺服的，是上帝、传统和有秩序的自由，还是进步主义、多元化和绝对平等。
在这一脉络中，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倡导者之一道格拉斯·威尔森是无法绕开的名字。他并不是最早提出"文化战争"的人，但他是少数明确拒绝"中立幻觉"的牧师之一。威尔森的核心观点非常直白：不存在所谓"中立的公共空间"。法律、教育、语言和制度，必然服务于某种世界观。如果基督徒主动退出公共领域，只会让另一套价值体系毫无阻力地接管社会。他反复强调，文化战争不是基督徒"挑起"的，而是在基督教失去文化主导地位之后，被迫进入的反击状态。
与许多试图"去政治化"的教会不同，威尔森直接承认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他认为，非法移民、性别议题、教育内容、言论自由，看似彼此无关，实则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西方社会是否还乐意抱有对绝对真理之上帝的信仰。在移民问题上，他与许多保守基督徒一样，明确反对将"同情"与"无序"混为一谈。在他的论述中，怜悯必须在秩序之内运行，否则就会演变为对法律、家庭和信仰的系统性伤害。
但真正让文化战争升级的，则是西方的高校所扮演的角色。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从知识生产机构逐渐转变成为道德与意识形态的放大器。在移民问题上，这种转变尤为明显。大量社会学、法律、公共政策和人类学研究，已经不再以"如何在主权国家框架内管理移民"为前提，而是直接挑战"边界是否合法存在"这一根本问题。一些学者公开提出"无边界世界"、"迁徙自由是基本人权"、"执法本身即是暴力"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学术期刊、政策简报、非政府组织培训和媒体评论，将这些观点转化为现实政治语言。
在美国，这种现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态链：高校教授提出理论模型，法学院和政策学院将其转化为法律论证和政策建议，非营利组织据此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和诉讼支持，地方政府和校园成为"庇护区"，而媒体则负责将反对者道德定性为"仇恨""排外"或"法西斯前兆"。据多项统计和调查显示，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明确支持"庇护城市"、"废除移民执法机构"或"去刑事化非法入境"的教授人数，已经达到数千人规模，并在核心期刊和研究经费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
当西方知识精英与学术共同体在价值上高度同质化时，大学成为了重灾区。有调查表明，美国常春藤名校的95%以上的学者都持极左的自由主义观点，而保守主义的不同意见几乎完全被排除在正当讨论之外。结果是，非法移民问题、气候问题、多元化问题、社会正义平等问题等等不再是一些可以讨论的学术和政策问题，而成为道德是否正确的测试题。若有人提出对这些问题的保守的观点，就立刻被视为"站错了立场"，是法西斯主义的"道德不正确"。
与此同时，许多基督教会内部出现了剧烈分裂：一部分教会接受了学院派的人权叙事，将庇护所谓"弱势群体"视为最高道德命令（如提摩太·凯勒的纽约救赎主教会和相当数量的华人教会）；另一部分教会则坚持对信仰真理的维护应高于所谓人道主义的"泛爱"神学。文化战争在这里不再是抽象概念，而直接撕裂了教会共同体。
结语
从澳大利亚的公共空间暴力，到美国高校的极端事件，文化战争的轮廓已经非常清晰：这是一场争夺西方社会精神和灵魂的战争。其中有关移民的问题，正是这场冲突中最集中、最具象、也最无法回避的战场。
移民之争之所以持续发酵，是因为它涉及到"异教"大潮涌入西方，导致西方文明还能否存续的生死之争。如今，它随着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发生，以及越来越多"异教人士"当选西方大城市的市长，正具象化地越演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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