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學友社成立後，我只當了第一屆副總幹事，之後便沒有連任。學友社在一九五四年恢復活動後，我也沒有在幹事會中擔任任何職務。只在語文班講課、講中國文學，及在歌詠組教唱歌。
當年，中文會考課程的二十八篇古文，很多學生都吃不消，於是我針對會考課程收集了一些相關教材，現代、古典文學兼備，深入淺出地闡述這些古文的內容，吸引很多學生來聽課，大受歡迎。就這樣，即使我在社內沒有擔任領導職務，但在社內的聲望仍然很高，社友都喜歡跟我接觸，無論在語文班的課堂小休，或是下課後回家路上，都總有很多社友跟我談心，討論升學、就業、戀愛、家庭等私人問題，對我非常信任。
五十年代，中共建國初期，新中國是很多追求進步的香港年輕人嚮往的地方，故社友跟我討論升學問題時，大部分都表示，希望回國升學。對於他們的選擇，我十分支持，也動員不少社友回國內升學，他們更在畢業後，留在國內工作，為國家建設出一分力。為了讓社友較快適應國內情況，我組織補習班，按照國內學校的課程教導他們。譬如說，國內要考政治常識課，問題十分簡單，只要知道國家主席、國防部長是誰，或服兵役的年齡等等，便能過關，我為他們上兩節課便足以應付。
那個年頭，學生回國內升學還有兩個原因。第一，毋須繳交學費，宿膳食費亦由國家包起；第二，那時香港大學是唯一的大學、提供的學位很少，僅一千二百個左右，科目的選擇也狹窄、就算考上，往往未能能按興趣選讀，而國內大學可以選擇的科目很多。但到一九五八、五九年，國內搞的政治運動和大躍進，全國出現大饑荒、在大陸讀書的香港學生，大都返回香港。中學畢業後，我也曾想過回國內升大學，但因家累太重，加上在港也有意義的事可做，最終沒有成行。現在回想，可説是僥倖。以我這種性格、在反右及其後的連串政治運動中，肯定不能過關，被批鬥甚至喪命。部分由我動員回國的同學像葉容枝、黄國興、麥耀基等，便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價。每想起他們的遭遇、我心總覺戚戚然。
葉容枝在五十年代初入社，當時只有十二、三歲。葉父共有九子一女，幾兄弟都是追求進步的愛國青年，也是學友社的社員，跟我感情要好。容枝的家庭非常富有，戰前從事收買二手縫衣機（俗稱衣車）生意；太平洋戰爭爆發，戰火蔓延到香港，港人逃難時多會攜帶衣車同行、以便走難途中，幫人縫補衣物，換取糧食和金錢。由於供不應求，香港的一些人家，寧願用物業，向葉家換一部二手縫衣車，帶返鄉下。戰後，葉家累積的物業，多不勝數，並全數放租。每月收租前夕，他們一家要全動員通宵簽寫租單。雖然出身富裕，但葉容枝不顧父母親反對，毅然回國內，到東北升學。不過，美好的理想遭殘酷的現實吞噬，他的愛國熱情得到的回報，卻是無情的政治迫害。富裕的家庭背景，令他在反右運動中遭到批鬥，不幸去世，連屍首也找不到。他的哥呵燦枝為此四出打探，多年後才找到他的遺骸，火化後帶回香港安葬。
另一位是黃國興，是石硤尾大火的倖存者。他在中國造船廠當學徒，雖是工人出身，但因曾唸過中專，也可算是參加學友社的一個知識分子。在內地，凡是工人階級出身，都被視為進步青年；他也被我動員返國，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在文革高峰期，他參與批鬥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後來，有感國內政治形勢與自己的理想的差異、於八十年代黯然回港。一次，我們在電話中對談，他慨嘆自己當年錯誤決定回國，我只能安慰他説，能夠平安回港已算幸運，很多回來不了的港人的下場更慘呢！
麥耀基也是我動員回國的社友之一，他回港後幾乎與我絕交。他的弟弟成績很好，考入港大，並住進學校宿舍，後因交通意外死亡，當時，麥耀基尚在國內，喪弟之痛令麥父大受打擊，加上眼疾纏身，更遭逢失業，景況淒涼。每逢農曆年，我都會探望麥父，希望藉以彌補我動員麥回國讀書，為他老人家造成困擾的遺憾。後來麥耀基回到香港。八十年代，我在女青年會游泳時，常跟他碰面，但他對我不瞅不睬，形同陌路。直至前幾年，他看到游順釗在《明報》（二零零四年八月六日）寫的《永遠不逝的彩虹》後，麥才稍釋前嫌，跟我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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