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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009年6月4日 六四大屠杀20周年之际苏晓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新闻记者俱乐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
中国最著名的大型政论电视片《河殇》的主笔、现居美国的苏晓康在沉寂了20年后，最近出版反思共产党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的新书《屠龙年代――中原沦丧与"河殇"前传》。
有评论人士把《屠龙年代》称为是继《河殇》之后，对毛泽东原罪的最尖锐有力的批判，再一次对共产党中国的近代发展模式进行严厉的检视与批判。
在接受BBC中文网的电话采访时，苏晓康首先解释了为什么用武侠语言"屠龙"作为新书的名字，他说，这是为了纪念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直到今天，人们还没有给那个年代一个公正的评价。
1980年代是一个精彩的时代，因为它以短短几年的时间，质疑了新老两个传统：祖宗和毛泽东，这就是屠杀了两条龙：衰龙传统（祖宗）和人龙毛泽东。在思想史意义上，这两者一是"五四"精神的再现，一是"非毛化"的滥觞。
失语和中空感
作为1980年代中国最受欢迎的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主笔的《河殇》被称为是1989年六四民运的思想前导，他自己则被中国最高当局通缉后流亡海外，在"沉寂"了20年后，现在重新开始了忧国忧民的"大骨架"写作。
按照苏晓康的说法，包括他在内的一大批追求思想解放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六四镇压时，连同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学生运动一起，被血淋淋的断裂在1989年6月4日的北京木樨地。
所以许多当年很有成就的中国知识分子、作家和学者到了海外后，在流亡的环境中出现"失语"和"中空感"，无法再继续自己的事业。
苏晓康自己也是如此，再加上1993年的严重车祸，使他精神几近崩溃，但是在2003年重新找回了当年从中国出逃时丢失的一批关于当年创作的笔记本和采访本，让他重温"心史"，寻找到重新投入"大骨架"写作的感觉。
对历史的重新认识
虽然苏晓康在《河殇》播出后，成为中国著名的反传统主义的象征人物，但是在写这部《屠龙年代》时，在回顾共产党中国的60年历史后，他认为与60年间发生的空前惨烈的浩劫相比，中国的4千年传统历史显得相对温和。
他立论的依据有二，首先是1959年的大饥荒，不仅饿死了3600万人，这是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的统计数字，而且是在人吃人的情况下饿死的，可以称为史无前例。
其次是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采取的掠夺性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虽然使经济起飞，国库丰盈，但同时却由于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造成生态托架无力再支撑，致使中华民族的家园面临万劫不复的危险。
苏晓康认为，这两个中国当代史上的浩劫都源于毛泽东，所以他说，由此产生的所谓"毛泽东原罪"的问题，高悬于历史上空，诘问中国和人类。
万劫不复的危险
但是从中国国家发展的外表看，中国经济最近30年来飞速发展，对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大好处，所以有些读者对苏晓康的新书《屠龙年代》有争执，认为立意偏颇。
苏晓康在记者提到这个问题时回答说，实际上认为中国因为环境所受的破坏等问题，使得"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时刻"的说法，最早是由中国的"毛派"提出的。
他指出，中国受到环境生态方面的浩劫，首先从事实来看，中国无论水、空气和土地的污染程度已经极其严重，当局现在的维稳防暴力量中，有很大一部分专门用在对付民众的环境抗争上。
再从观念上说，整个国际社会已经进入了环保时代，但中国仍然是个大工厂，加上倾倒损害环境废料的大垃圾场，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生态环境将被破坏到不可挽救。
"毛泽东的原罪"
有书评说，《屠龙年代》是继《河殇》之后，对毛泽东原罪的最尖锐有力的批判。但在今天的中国，由于制度性腐败和两极分化越来越加剧，许多草根老百姓都在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官员相对清廉和社会相对平均化。
苏晓康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是言论受到压制、思想被控制下的倒退现象，认为这并不能证明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益。
再回顾中国政府对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追根溯源，是因为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当权阶层患上了一种"政权丧失恐惧症"。
苏晓康认为，正是这种恐惧，导致了中国政府在1989年6月下令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示威学生和向同情学生的市民，所以如果不从清算毛泽东留下的问题开始，中国今天的所有问题都将无法解决。
――BBC 2013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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