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5-12-23
話說中國計劃生育，我嘗言：邓小平拍脑袋要"人均千元"而强压人口出生率，活活消灭了四亿婴儿，人世间有何种恶魔可以与之比拟？該體制的具體執行者，便是惡魔之徒，雙手染血，而決策者的手是乾淨的嗎？
一、现代中国最严重的战略失误
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
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
涂写在无数村庄泥墙上的这些标语，显示了一个比文革还要暴虐的时代，从1979年到2015年，中国政府宣称，"一胎化"政策减少了4亿新生婴儿——也就是说，这个政策杀掉了4亿婴儿。
中国人，尤其是十亿以上的农民，血腥土改、高征购搜粮捆绑、大饥荒人吃人、文革清队血淋淋，他们都没敢怎么样，只有"一胎化"，让他们跟这个政权结了仇，他们说：计划生育叫我们断子绝孙啊！
中国政府早在1971年制定的"两个正好"的生育政策，到1980年已经将总和生育率从5.81降到2.24，人口出生率高速降下来了；也就是说，一家生两个孩子，到2000年也能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但是，"一胎化"的1981年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是2.47，说明这个政策完全无效。而且，这个政策还导致了人口老龄化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两大问题：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亿多老无所养的老人；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千多万壮年光棍。
所以一胎化政策，是现代中国最严重的、动摇国本的战略失误。这个政策的产生机制更荒谬。撰写《独生》一书的美籍华裔作家方凤美指出，中国厉行一胎化，是1980年邓小平要实现"20年后（2000年）GDP跃升4倍达1千美元"目标，专家告诉他达不到，除非把分母缩小，即人为压缩总人口，而出这个主意的，竟是军方科学家。她写道：
当时文化大革命才结束4年，中国社会学者、人口专家不敢讲话，声音无法进入讨论，只有国防科学家最具话语声量，国防工业又男性居多，以为"一胎化"执行后，若人口下降比率过多，调整数字、让人民再把小孩生回来就好，他们没想过社会不是说改就改，最后决定一胎化政策关键学者，竟是火箭工程师出身的宋健（时任国务委员，后主导三峡大坝兴建）。
这个荒谬政策的反人道性，更令人发指。1983年中国进行了5800万例计划生育手术；2000年达到8600多万例绝育手术；这一年全国二点四亿育龄妇女，有百分之四十八使用宫内节育器、百分之三十六左右进行了输卵管手术结扎，永久绝育。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的计生暴行和民众血泪，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有组织地侵犯女性的基本权利，全世界空前绝后。中共首脑将活人当作死的数字拨弄，不止一次了，上一次是毛泽东狂想"大跃进"、"人均亩产万斤"，饿死了四千万人；这次是邓小平拍脑袋要"人均千元"而强压人口出生率，活活消灭了四亿婴儿，人世间有何种恶魔可以与之比拟？
二、比株连九族還要野蠻
维权律师滕彪的《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为"一胎化"时代留下一份珍贵的档案。滕彪写道：
我觉得"野蛮"二字远远不能显示其罪恶的程度。这种邪恶超出了违法行政、滥施暴力、疯狂敛财、迫害人权、扼杀自由的范围；它摧毁和企图摧毁的东西是民间社会的伦理基础和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基础。一个老党员受害者痛心地对我们说："古代皇帝株连九族都没干过的事，让共产党给干了。"房仲霞的家属有22口被株连。先后被抓、被关押、被打、被收学习费的有她的婆婆、三嫂子、姐夫、侄子、侄媳妇和他们的孩子（一岁）、婆婆家的嫂子家的妹妹、亲妹妹（孕妇）、妹妹的婆婆和公公、婆家的孙子、三姨和三姨夫、三姨的孙女（不到四岁）、四姨、婶婶、舅母、五哥的小姨子、三哥的小姨子等等。只要和她有一点亲戚关系的，被发现就跑不了……受政绩驱使的计生运动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发现了另一个好处：那就是以罚代法，借国策疯狂敛财。
滕彪看到，临沂人在野蛮下，人性不曾屈服，体现不屈服的，竟是一个盲人，"陈光诚从三岁起，就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但他听到的是什么？是一个个让人揪心的故事，是计生人员砸玻璃和打人的声音，是孩子和老人的哭泣，是官僚们的官话、谎话和骂人话"——陈光诚仿佛一个使者，由被杀掉的那四亿婴儿派回到这个世界来，"他仍然用欢乐的声音、用耐心和爱心来回报这个世界"，因为他们要他来搭救那些已经和将要落胎母亲子宫的弟弟妹妹们；由此他便一个人跟一个政权抗争，由此也引来全国网友一波又一波"探访东师古村"，使沂蒙山区孟良崮附近、地处京沪高速与国道205之间的这个小村子，一夜闻名于世；由此，也引来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赴临沂部署"905"专案，监控陈光诚、围堵探访人员；由于这么高的位阶，直接染指对一个小村庄的镇压，当局用于陈光诚一家的维稳费，从2008年的三千多万攀升到2011年的六千万，到2012年累计已达两个亿。
"中国由盛转衰只需3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针对中国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展开一项研究，得出这个结论，它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达到顶峰，然后到2060年左右会再被美国赶超。中国生育率仍远低于其更替水平，这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也开始萎缩。中国15岁至60岁群体的人数在2012年开始下滑，预计还会进一步降低。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劳动力将下降约四分之一。到21世纪30年代左右，中国经济必然赶超美国，但在此后，由于人口老龄化，中国经济增长将开始减速。
三、人口控制在中國的人道和技術困境
在今日人類面臨生育的種種困境，如人口過剩、性別失調、老齡化、家庭破碎、女性生育衰竭等錯亂世態之下，中華民族先遭遇放任生育、人口過剩的困境，坊间有言「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然而不出二十年，更棘手的困境是，中國人口將出現斷崖式萎縮。
以國家行政手段控制人口增長，是本世紀人類的一項重要嘗試。它的必要性從全球利益來看是無須爭論的，但它在某一國家的實施後果及其所引起的倫理困境，則是一個超越經濟利益的終極價值問題，人類不能置之不問。就中國的嘗試而言，它產生了兩個基本困境：
第一，生命倫理受到挑戰，但不是西方發達國家所發生的諸如遺傳操縱等倫理困境，而是人的自身再生產過程非自然化，同傳統價值和基本人權的沖突﹔
第二，以計劃經濟模式套用于人口控制的弊病，顯示了國家在人口控制中的角色是令人懷疑的。
這兩個問題的現實性還在于，國際社會（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和西方政府無奈地依賴或支持中國政府的人口政策，以為這樣就可以解決中國人口爆炸這個世界隱患，是否淪為一個幻覺。
先談第一點。中國沒有西方的人口理論，只有相沿成習上千年的傳統生育觀念，這種觀念將傳種接代置于人生責任的首要位置，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雖自近代以來傳統家庭的解體而受到劇烈挑戰，但在本世紀依然是廣大民間的基本價值。這種基本價值，又是受到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支撐的﹐即落後的生產方式主要靠勞動力的增多而維持﹐小農經濟和宗法家族制度的觀念﹐都極為重視人丁興旺﹑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等傳統習俗。在未能改變生產方式之前﹐就徹底改變倫理觀念﹐勢必引起社會的強烈振蕩。發生在中國的人類生育行為中前所未有的倫理困境是﹕
——人們在恐懼中選擇生育或不生育；
——生育第一次成為一種違法行為，孕婦為躲避強迫墮胎而大量逃亡﹐藏匿山澤﹔
——人為的性別淘汰，溺女嬰之風熾起，女嬰女童性別比例失調，從公開渠道能獲得的資料，即1987年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女嬰死亡率高於男嬰，農村一歲女嬰占總人口比例為47.15％（低於女性占總人口的48.33％〕，性別比為112.1比100，但熟知農村情形的人口學專家私下估計，被溺女嬰加上被強迫墮胎的「超生嬰兒」，全國每年當以百萬計；
以上都是盡人皆知的，外界很少知道的還有﹕
——醫生職業倫理的危機﹐這包括﹕被強迫給婦女墮胎﹐甚至將七個月以上的被墮而存活的嬰兒用藥物殺死﹔
——大量墮胎行為引起的一個醫學後果﹕廣泛使用死嬰於解剖﹑器官移植以及藥物﹑營養品的研制和使用﹔
——無計劃指標出生者﹐民間稱為「黑孩子」, 失去包括口糧在內的基本生存權利﹔超計劃生育子女的家庭，常常離鄉背井，流落它方，因而在中國的許多城市郊區出現躲避計劃生育者聚居的「黑村」「黑屯」 。
讓人民付出如次代價以後，人口控制的效果如何？這是第二點。
關於國家在人口控制中的角色，在中國經歷了一次荒唐的巨變。1949年後的政權最初曾實行放縱式的人口政策，即毛澤東的所謂「人多好辦事」，持續二十年人口增長率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38年間人口從五億翻到十億，從此形成一種舉世無雙的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長率的人口再生產類型。這個過程發展到1970年代，被一項突然出籠的嚴厲措施攔腰切斷，即中國政府強制推行的「一胎化」和人口自然增長率不得超過千分之十二的所謂「國策」。問題就在于，一個非理性的自然過程，是否可能被另一個極端激進的人為措施成功地扭轉？
中國以中央指令式計劃經濟模式套用於人口控制﹐遇到的一個基本困難﹐是「數目字上的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的功能不具備，這反映在﹕
——作為計劃依據的人口統計不準確；
——以人為想象的計劃數據代替人口增長的自然速度的不可能；
——用中央指令硬行規定地方各省的增長率以匯總全國增長率的虛假性。
中國政府每五年實施一個人口控制的「五年計劃」，1985年制定的「七五」人口計劃，要求五年後人口控制在十一億一千三百萬，但1990年的統計顯示突破計劃三千萬人，中國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彭珮雲分析失敗的原因時說，「七五」計劃制定時就少統計了約一千三百萬人。1991年制定的「八五」人口計劃和十年人口規劃﹐又要求到本世紀末控制在十三億人之內，但1995年8月中國政府發表《白皮書》宣布人口已達十二億。
這里包含兩個無法證實的因素﹕第一，十二億這個對外公開數字是否仍有少估之嫌？第二，「八五」計劃是失敗了的「七五」計劃思路的延續，後果的未知性極大，而一個可知的因素是﹐這個時期處于生育旺盛期的婦女人數高達一億兩千多萬，再嚴厲的控制也無法抑制計劃外出生人數，而強行控制便意謂著大陸婦女權益的更大災難和反彈，這也是彭佩雲檢討的「七五」人口計劃失敗的另一原因。
同時，這樣嚴厲的控制，又缺乏必需的教育水準和知識的前提。中國政府的宣傳和說教，面對的是兩億六千萬文盲半文盲（佔總人口的22‧27％，其中大多數是農村婦女），效果極其微弱。這個因素﹐既是民眾抗拒計劃生育政策（抗拒的基本動力不僅來自強大而無形的傳統習性，也來自一種更原始的生育沖動）的原因，同時也是政策實施粗暴化的主因，其表現形式是執行政策的基層幹部，和深入到鄉村的所謂「計劃生育工作隊」，對違反政策者（無生育指標而懷孕或生育）所施加的強迫墮胎、經濟懲罰以及對所有育齡婦女的預防性的輸卵管結扎，這當中所發生的政策偏差和過渡報復，是司空見慣的。
總之﹐把生育行為當作經濟行為﹐以國家計劃的方式來控制﹐不僅如同中國過去的計劃經濟一樣要失敗﹐而且暴露出嚴重的反人道性。它的有限控制效果﹐是以剝奪基本人權﹑傷害傳統價值﹑犧牲無數生命換來的﹐代價高昂。中國近幾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100萬左右，淨增1400萬，這個增長勢頭將以每年1700萬左右（相對于一個中等國家）走向本世紀末。中國政府自己估計﹐一旦突破十三億，預計到下世紀中葉中國總人口約在15-16億之間，如果控制不住，將達18億。那時﹐中國的人口問題將真的變成世界難題。
四、生育权與幸福感
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学家周孝正，是一个能把人口问题讲得清清楚楚的学者，他首先强调"生育权"，然后阐述关于"幸福感"的一个重要观点：
『十七大的时候，政治报告里头讲，要稳定低生育率水平。那十八大，也就是三年以前开的十八大，政治报告里已经讲了，要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因为我们已经把可持续发展可持久发展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所以说，从经济来讲，是一个考虑。从可持续发展来讲，又是另一个考虑。特别是从人的幸福，因为前一阶段，我们也讲要追求我们人呢要追求幸福。而幸福包括幸福度和幸福感，幸福度可以用经济的收入来衡量；幸福感我们可以用三情：亲情、爱情及友情。一个情没有，遗憾；两个情没有，痛苦；三个情要都没有，雖生犹死。而手足之情就是亲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什么呢？孩子从小，在家庭中跟他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一块玩，兄弟姐妹欺负你了，你有挫折感；你把兄弟姐妹给欺负了，你有成就感；你跟他们玩，你有规则感，其中什么叫赢什么叫输，你输了不认输，你耍赖，人家不跟你玩，用老百姓的话叫臊着你，这样的话孩子就有羞耻感。这些感受对一个孩子是非常关键的，是他幸福的组成部分。用社会学的观点来讲，要生你就生两个，要不然你就别生。生一个孩子是对社会的犯罪，所以人家说，一对夫妻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给他生出至少一个兄弟姐妹，我们叫手足之情。』
人失去了生育權與幸福感，還是人嗎？
令中國人非人的，當然不止一項計劃生育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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