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 央廣 Rti 2025-12-29
南京博物院（资料照/维基百科)
接下來的故事，沒有火災、沒有失竊、沒有破門而入。有的只是幾行字。1960 年代，院方內部鑑定意見出爐：「疑為偽作。」
沒有公開鑑定報告，沒有跨館比對，沒有通知捐贈者家屬。這幅畫從「國家收藏」，變成了「研究價值有限的存疑品」。接著，它被悄悄從核心館藏名冊中移出。1990 年代，相關作品依規定「處置」，轉交文物系統下屬單位；2001 年，以遠低於藝術市場行情的價格流出公部門體系。
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一個節點會觸發警報。因為每一步，都「合乎程序」。直到二十多年後，北京藝術品拍賣市場的預展現場，一幅署名、尺寸、構圖都高度吻合的《江南春》突然亮相，估價直接上看八千多萬。
這一刻，歷史被迫倒帶。隨後，一名退休員工實名舉報，指控前院長徐湖平涉嫌主導將多件館藏真跡定性為「偽作」，並以低價處置流出。相關指控仍有待制度性調查釐清。
值得注意的是，事件進入公共討論後，當事人選擇透過直播方式公開自辯，強調自身清白與不懂文物（印刷工人出身）。然而，在這場自我辯護的影像中，一個細節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注——直播畫面背景，陳列著大量古董與書畫收藏，形成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場景，讓輿論炸鍋。
廣州美術學院案：不是一幅畫，而是 143 幅，被「長期替換」
如果南京案像一場靜默的制度漂流，那麼 廣州美術學院 的換畫案，則是一場耐心而冷靜的長期操作。
2000 年代初，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收藏了大量 20 世紀名家書畫原作，包括齊白石、張大千等人作品。這些畫作並不常展出，平日大多存放於庫房，由少數專責人員管理。正是在這個「低曝光、高信任」的空間裡，漏洞被放大。
一名館員，利用職務之便，在數年間進行了一套近乎工業化的操作流程：將原作取出，以自己臨摹的高仿品替換，將真跡透過地下市場轉售，他並不急，也不貪快。因為他知道，只要庫房不對外、不盤點、不跨館比對，就不會有人發現差異。
最終，整整 143 幅 原作被替換，而館方長時間毫無察覺。事情曝光後，外界震驚的不是個人膽量，而是另一件事：一個人，怎麼可能動手 143 次，卻一次警報都沒響？答案很簡單：因為制度從未假設「專業者可能說謊」。
政治壓倒專業：從統治邏輯到文博體系的制度同構
要理解南京博物院與廣州美術學院這類事件，不能只停留在行政疏失或個人道德層次，而必須回到一個更根本的結構現實：在中共統治體系下，政治長期壓倒一切，專業並非被尊重的獨立價值，而是必須服務政治的工具。
在 中國共產黨 的治理實踐中，專業理性從來不是權力的制衡者，而是權力的附庸。不論是經濟、統計、學術、司法，還是文化與文博領域，專業判斷是否被採納，取決的從來不是其真實性或學術性，而是是否符合政治需要、是否有利於向上交代。
在這樣的體制中，形成了一種高度穩定、由上而下擴散的官僚行為模式：權力決定正確，結果重於過程，對上負責遠比對真實負責更重要。
這並不意味著中共存在任何明文規定「必須造假」，而是指在實際運作中，以下行為模式被長期默許、甚至在隱性上受到獎勵：數據可以修飾，只要政治目標達成，歷史可以重寫，只要敘事方向正確，程序可以合法化，只要避免外部追責。當「政治正確」成為最高標準，「專業誠實」自然退居其次，甚至被視為風險。
從政治尋租到專業尋租：博物館的權力變現方式
在這樣的治理邏輯下，貪腐不再只是金錢交換，而是一種結構性、分工化的權力尋租行為。不同部門、不同層級，會依其所掌握的權力資源，發展出各自「最安全、最不易被追責」的變現方式。掌握審批權的，靠批文尋租，掌握數據的，靠數字造假換取政治安全，掌握執法權的，靠選擇性執法獲利，而在博物館與文博體系中，最核心、也最具變現價值的權力，正是對「真偽」的定義權。這正是「以假換真」之所以成為高風險制度下的理性選擇的原因。
結語 問題不只是文物真假，而是真實是否被制度保護
南京博物院風暴之後，多地博物館迅速進入「閉館整改」與全面盤查，更有多館被舉辦類似案件。表面看來，這是一次自我糾錯；但在高度政治化的治理結構中，這類清查往往也意味著另一件事——結果不能失控，真相不能牽連過廣。於是，結論在調查開始前，往往就已被默默設定。
在一個長期將政治敘事置於真實之上的體制裡，文化機構承受的不是「如何守住專業」，而是「如何不出意外」的壓力。也正因如此，當庫房裡留下仿品、真品悄然外流，對體制內的人而言，反而可能比堅持專業更安全；拒絕配合潛規則，才是真正的風險。
當政治全面壓倒專業，當各層級都在自己的權力邊界內進行尋租，「以假換真」便不再是異常，而是一種低調、可控、極具理性的制度性腐敗。
因此，南京博物院事件最終留下的問題，從來不只是某件文物是真是假，而是——在這樣的制度之下，真實，是否還被允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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