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就像資本
在聯合公民案的主要意見書中，甘迺迪大法官不斷嘗試讓言論從規範與審查中解放出來，並主張當前的言論處境相當讓人感到窒息。「第一修正案需要空間呼吸，否則無法存活。」他以認可的語調引述羅勃茲首席大法官先前的判決。「有鑒於現在愈來愈多規範政治言論的規則」，甘迺迪補充，「任何在這些規範範圍中的言論都非常可能被扼殺」。他把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描繪為製造出「繁重限制」，「相當於先行限制（prior restraint）」，並幾乎將其化約為言論審查。甘迺迪強調，聯邦選舉委員會這個政府機構非常危險，而法院的任務便是與其抗衡：
當聯邦選舉委員會發出禁止言論的意見書時，「許多人寧願放棄受保護的言論，也不願承擔透過逐案訴訟來維護其權利的巨大負擔（有時甚至是風險）。這不僅損害他們自己的權益，也對整個社會造成傷害，因為社會原先不受壓抑的觀念市集（marketplace of ideas）已被剝奪殆盡」（Viginia v. Hicks, 539 U.S. 113, 119）。因此，「審查員的判決在實際上可能是最終判決」（Freedman, supra at 58）。
有時，甘迺迪把聯合公民案中限制公司資助政治行動委員會宣傳的行為稱作「對言論的全面禁止」；有時，這類行為又僅是不適當的政府干預與官僚重擔。在不斷誇飾政府對公司言論的「扼殺」背後，其實存在著一個關鍵的修辭轉向：把言論類比為「政治市集」中的資本。一方面，在整個意見書中，政府的介入都傷害了這個由言論所創造的「觀念市集」。政府的限制傷害了言論自由，就如同其損害了所有類型的自由。另一方面，完全不受控的言論積累與流通被塑造為無條件的善，是「公民探問……聆聽……發言……的權利，以及使用資訊來達成共識的權利，皆是開明的自我治理與保護這類治理的必要前提」。因此，言論去管制不僅關乎公司權利，也關乎民主本身。不過，重要的是，民主在此被構想為一個市集，而此市集中的產品——觀念、意見、選票——都由言論而來，就如同經濟市場中的貨物都來自資本。換言之，就在甘迺迪大法官認為不成比例的財富與在此市集中實行平等權無關、也無關乎由這些權利而來的效益最大化之際，言論本身便取得了資本的地位，而重點全被擺在其不受限的源頭與不受阻的流動。
「把言論視為資本」代表什麼？政治領域的經濟化仰賴的不僅是把市場原則運用到非市場領域，更重要的是把所有政治過程、政治主體、政治範疇與政治原則都轉變為經濟元素。這轉變就發生在甘迺迪意見書的每一頁之中。如果世上的一切都是市場，而新自由主義市場僅由相互競爭的大大小小資本所組成，且言論是選舉市場的資本，那麼，言論就必然有許多資本的特徵，如透過精打細算的投資來增值，並藉此推進其承載者（bearer）或所有者。反過來說，一旦言論被當成選舉市集的資本，那麼，其便理所當然不受限制與管制，能自由在各個行動者與管道中流通，且僅為了增進或增強其載體的利益而存在。政治言論與自由、良心、審議與說服等古典的連結，已不復存在。
那麼，在甘迺迪看來，言論究竟為何是資本呢？「言論」是如何被經濟詞彙形塑，以至於對言論的規範或限制都彷彿對其「市集」有害，但公司對言論的壟斷卻彷彿對所有人有利？在甘迺迪的解釋中，言論轉化為資本的過程經歷了幾個不同的層面。
首先，言論就像資本，兩者都有不停增生與流通的傾向，不斷破除界限，規避法律與別的限制，並厭惡介入或壓抑。因此，言論被視為一股既自然又好的力量，而其雖然會被人以錯誤的方式阻撓或拖累，但絕對不會平息下來。
第二，人不僅是言論的生產者，也是言論的消費者，而政府介入同時威脅了言論的生產與消費——理論上來說，政府介入是錯的；實際上來說，政府介入是有害的。甘迺迪不厭其煩指出，言論的價值應由觀念市集來決定。每位公民都必須自行判斷言論的內容，不能由政府來做決定。這道理就像政府不該篡奪別的消費選項一樣。在這討論中，甘迺迪完全沒有提及政治判斷或共同審議的可能，也沒有提及窮困者與相對弱勢者的聲音。他的重點在於政府犯下的錯：「在某人也許能獲得資訊或有機會不去聽不可信資訊的時候，政府卻在發號施令，［並以］言論審查來控制思想。」如果言論生產出的貨物都是由個體選擇而來的，政府「禁止數百萬公民聯合體的政治言論」（也就是公司的政治言論）、以家父長之姿限制消費者能知道或考量什麼，就是在扭曲市場。如果言論是政治市集的資本，那麼，當資本自由流通時，我們就獲得政治自由了。而言論自由流通的前提，便是公司能不受限制資助或發布公司所支持的言論。
第三，在甘迺迪看來，言論不是表達或對話的中介，而是跟資本一樣「創新」與「具有生產力」的東西。「自由表達這個概念本身就內含某種創造性的張力」，而這張力與「科技快速進步」結合在一起並生產公共財。甘迺迪主張，言論的此面向尤其「反對立法限制在特定媒體或由特定發言者提出的政治言論」。我們再次看到，言論就跟資本一樣，都有張力、創新與生產力，而政府一旦介入就糟蹋了這一切。
第四點，也許也是在討論「言論作為選舉市集中的資本」時最重要的一點：甘迺迪把言論權力與政府權力視為直接對立的零和遊戲。他在主要意見書再三把言論與自由畫上等號，而政府則等於控制、審查、家父長制與壓抑。當言論自由遇上政府，兩者就必然相互對峙。他認為，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論權，「預設了對政府權力的不信任」，且這是「民主的本質運作機制，［因為］這是讓官員對人民負責的手段」。關於這主題，意見書中還有一些別的講法：
若按照［制定者］的理解，第一修正案絕對不容許社會中最顯著的媒體壓制政治言論。第一修正案是對言論壓制的回應。
當政府嘗試運用其所有力量—包含刑法—來命令某人是否能獲得資訊或是否不該聽見被扭曲的消息來源時，就是在運用言論審查來控制思想……。第一修正案肯定的是我們為自己思考的自由。
這種對第一修正案的閱讀，以及對政治言論目標的理解，直接把政府與言論視為兩股對立的力量，宛如新自由主義經濟中政府與資本的關係。
甘迺迪大法官的意見書並不把第一修正案理解為人權或公民權，而是將其理解為資本權（capital right）。他的目標不在於保障觀念、審議或民主政治空間的完善不受規範或侵擾，而在於讓言論在不受攔阻的情況下流通。雖然他保留了「權利」與「人」等用詞，但實際上已經將「言論與言論權」和「個體」分離開來了，而正是這點讓其得以推進對公司言論權的保障。因此，聯合公民案的問題並非如許多批評家常說的，是公司獲得個體的權利。問題在於，當言論流通獲得資本流通的地位，而所有行動者都尋求替其資本增值時，作為權利承載者而參與人民主權的個體便消失了。
對甘迺迪來說，重點不僅是必須讓言論與資本都自由流通，重點還在於，這類自由的唯一敵人，就是政府。這類思維把社會與經濟中的所有成員——從最窮困的公民到最富有的公司——都視為政府干涉或審查的潛在受害者。當個體與公司被畫上等號——甚至連其所面對的威脅都一樣時——我們不僅難以識別出公司言論所特有的權力，這權力甚至被倒轉為原因（cause）。我們要反對讓「特定不受歡迎的公民聯合體——採行公司形式的聯合體—被懲罰」，以及讓公司無法「對公眾呈現事實與意見」的種種條件，畢竟這就等同於剝奪「對公共領域而言種種至關重要的知識與意見」。
在此修辭結構場域中只存在「言論」與「政府對言論的威脅」；不受限的言論流通能讓所有人獲益，而政府介入則必然針對並歧視某些人。發言者之間種種顯著的差異被抹除了。無論發言者是無家女性或埃克森美孚（Exxon），言論就是言論，就像資本就是資本。在分析與行動場域中否認階層化與權力差異的現實，是新自由主義合理性的關鍵特徵。正是這特徵在論述上抹除了資本與勞動的區別，拒絕承認所有者（owners）／生產者、地主／佃農、富人／窮人之間的差異。世上只有資本，無論是人、公司、金融或衍生資本，全都是資本。無論資本規模大小，其規範內容都一樣，也都擁有不受干預的權利。同理，在聯合公民案中也只有言論，所有言論都有同樣的權利、同樣能讓「觀念市集」變得更豐富，同樣能接受公民判斷，而面對政府的限制與壓制時也都同樣脆弱。
簡言之，在甘迺迪大法官看來，言論就跟資本一樣，兩者都一樣自然、無法被壓制，且充滿張力與創造力。言論跟資本都有其運作與流通的市場場域，在不同的社會行動者之間也有其一致的地位。言論跟資本都藉由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選擇來創造自由。兩者都有自由權，也都與政府規範維持全面對立的關係。我們稍後會看到，言論如何作為資本運作，來增進其承載者在甘迺迪所說的「政治市集」中的競爭定位。言論的意義、性格、目標與價值皆從政治轉變為經濟，而正是這轉變展現出新自由主義合理性在政治與倫理領域中的開展。政治的經濟化同時能協助解除限制，讓大家自由進入言論市集，抹除在市集中運作的種種規範，並讓我們不再考量其內部權力分配及其所產生的效應。這經濟化過程完成之後，若要求言論運作的「市集」能達成平等或再分配的訴求，就無異於犯下凱因斯式的道德錯誤與技術失誤。如果所有的市場都是自然平等的場域，而其基礎與養分皆是不受阻的競爭，那麼，政府只能促進大家進入市場並協助競爭，除此之外政府沒有任何理由侵入市場。因此，甘迺迪大法官指出，先前的最高法院判決都限制了公司言論自由，使其不能進入第一修正案保障的「開放［觀念］市集」。
作者為美國政治理論家，現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UPS基金會社會科學講座教授、曾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學榮譽教授。
布朗的研究領域涵蓋政治思想史、政治經濟學、歐陸哲學、文化理論和批判理論。近年的研究重點則在新自由主義及其所造成的價值空洞與虛無主義現象。
作為美國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布朗撰寫和發表過許多關於言論自由、公共教育、政治抗議、LGBTQ權利、性侵犯、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書寫與演講。她也積極關注並抵禦大學私有化的種種政策。
布朗的知名著作除了本書外，尚包括States of Injury: Power and Freedom in Late Modernity （受傷的國家：晚期現代性的權力與自由，1995）、Regulating Aversion: Tolerance in the Age of Identity and Empire （調節反感：身分與帝國時代的寬容，2006)、Walled States, Waning Sovereignty （牆國，弱主權，2010）、 In the Ruins of Neoliberalism: The Rise of Anti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West （新自由主義的廢墟：西方反民主政治的興起，2019）。
書名：《消解人民：新自由主義的寧靜革命》
作者：溫蒂‧布朗（Wendy Brown）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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