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泉忠
转自作者臉書 2025-12-30
盤點今年寫過的文章，其實還有這篇——探討鄧麗君歿後30年台灣社會身份認同的變遷軌跡。
【摘要】鄧麗君逝世三十周年，引發其身份認同與台灣社會變遷的討論。鄧生前強烈的「中國人」意識，在兩蔣時期是台灣社會的主流。然而1990年代後，已由「台灣人」意識所取代。而鄧麗君「中國人」意識的特徵，帶有對「中華民國」的忠誠與對自由的追求，與現今部分台灣藝人為大陸市場考量而就國族認同表態的動機截然不同。台灣社會身份認同的變遷，也是審視兩岸關係的核心
（以下為全文）
今年是華語流行音樂一代歌后鄧麗君（圖）離世三十周年，這位跨世紀的歌手在華語樂壇的崇高地位及影響力堪稱無人能出其右，若將她在日本、東南亞等地的活躍度納入考量，日本將她稱為「亞洲一代歌姬」，實不為過。時值鄧麗君逝世三十年之際，亞洲各地紀念活動頻繁，日本旅台記者早田健文發表了〈為什麼鄧麗君不說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台灣人—為身份認同所苦的台灣藝人內心世界〉（《東洋經濟》二○二五年六月十四日），此舉旋即引發日本年輕學者平井新的尖銳批判。
早田的文章主要探討當今台灣藝人為大陸市場，主動迎合對岸要求，在身份認同上表述為「中國人」所引發的爭議，以及近期賴清德政府日趨嚴厲的應對。為釐清此現象的歷史脈絡，作者從鄧麗君等「外省」藝人的身份認同切入，然而論述上過於跳躍，容易使讀者誤將鄧麗君與當今在大陸活躍的台灣藝人在身份認同上的表述相提並論。平井新批評此觀點無視台灣社會身份認同變遷中的時代脈絡—「時間軸」問題。
筆者閱讀早田原文後，確實也認為作者在交代歷史變遷部分着墨較少，容易賦予讀者將不同年代的鄧麗君硬拉進來一起論述的突兀印象。然而，這般「敗筆」可能是受篇幅所限或作者重點放在當下所致，畢竟作者不僅長年住在台北，早在八十年代就曾留學台灣，並於九十年代開始負責《台灣通信》長達二十餘年，應當非常熟悉台灣社會在身份認同上，於鄧麗君逝世三十年來所經歷的時代變遷。台灣社會的身份認同，從過去以「中國人」為主，逐漸轉變為以「台灣人」為主，這是一個複雜且多面向的過程，涉及政治、歷史、文化、經濟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
鄧麗君時代台灣的「中國人」意識
其實，筆者可能是最早關注鄧麗君本人的國族認同，並提出其可作為身份認同研究對象的學者。早在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正值鄧麗君逝世四周年，筆者在麻省理工學院發表題為「『台灣人』與『香港人』的塑造：迴避『中國人』的雙胞胎？」的演講，一開始就點出鄧麗君獨特的經歷及其所形成的認同特徵，可為身份認同研究者提供不錯的分析個案。（〈「台灣人」與「香港人」的塑造：迴避「中國人」的雙胞胎？〉（演講全文），《波士頓新聞》，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眾所周知，鄧麗君出生在台灣雲林縣，是外省第二代，父親是河北人，母親是山東人，從小在外省族群聚居的眷村長大。誠然，整體而言，「外省人」在「國家認同」方面，與「本省人」在一些時期或有一定程度的差異。然而，筆者要強調的是，在九十年代之前的兩蔣時期，經歷了一九四五年的「光復」及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播遷至台灣，透過教育，包括國語的普及，以及涵蓋「中華民國」國家符號的「新中國文化」的植入，台灣社會包括「本省人」在內的身份認同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蛻變。彼時，中華民國代表着正統中國，國語教育的推行旨在強化「中國人」意識，歷史課本中也大量灌輸中國歷史與文化，形成了一種以中華文化為核心的共同體意識。這種教育模式，加上當時的政治氛圍，使得「中國人」身份在台灣社會中佔據主導地位。
就在鄧麗君過世的前兩年，即一九九三年，台灣陸委會委託調查顯示，受訪者中，百分之四十八點五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百分之三十二點七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兩者加起來，具有「中國人意識」的台灣民眾多達近八成二，而當時只選擇自己「是台灣人」的僅百分之十六點七。這項數據清晰地反映了當時台灣社會主流的身份認同趨勢，即便經歷了九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民主化，但深植於教育與歷史記憶中的「中國人」意識依然根深蒂固。這也解釋了為何在那個時代，即便出生在台灣，許多人仍自然而然地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甚至不覺得這兩種身份之間存在矛盾。
無需贅言，鄧麗君本人確實也擁有強烈的「中國人」意識。有必要指出的是，鄧麗君的「中國人」意識，並非只停留在「中華五千年」的歷史與文化層面，也包含一定程度的政治傾向，即對「中華民國」的忠誠，這點與中國大陸民眾的「中國人」意識不盡相同。她的愛國情懷與對「中華民國」的認同緊密相連，這在當時的台灣社會是普遍的現象。
儘管早在七十年代末鄧麗君的歌聲已經在中國大陸民間廣為流傳，一九八○年十月四日於台北國父紀念館的演唱會上，鄧麗君公開表示：「當我在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們三民主義在大陸實行的那一天。」這句話不僅展現了她對中華民國政治理想的堅持，也間接說明了她對於兩岸統一的期許是建立在特定「國體」之上的。這種政治表態，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是許多台灣民眾所能理解並接受的，也反映了冷戰時期兩岸對峙的特殊氛圍。她的歌聲確實跨越了海峽，其本身卻也承載着台灣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
九十年代「台灣人」意識的主流化
然而，一九九四年「千島湖事件」，加上之前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衝擊，台灣社會身份認同的結構急速崩塌。這兩起事件，尤其是「六四」，讓許多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產生了幻滅感，對「大中國」的認同開始動搖。「千島湖事件」則直接衝擊了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的信任與好感，使得「中國人」這個身份認同的政治色彩愈發濃厚，也讓台灣民眾開始反思自身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至鄧麗君過世兩年後的一九九七年，同樣是陸委會委託的民調，已顯示百分之三十六點九的受訪者回答自己「是台灣人」，回答自己「是中國人」回落到百分之二十三點七，「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則維持在百分之三十四點八。換言之，鄧麗君不在的台灣社會在身份認同上已經清晰地邁向「本土化」的方向，而當下仍在其延長線上。這段期間，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加速，本土意識逐漸抬頭，對於台灣主體性的認同日益加深。
長年舉辦身份認同定期民調的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於二○二四年十二月所做的最新民調，顯示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已飆升至百分之六十三點四，回答自己「是中國人」的僅有百分之二點四，另有百分之三十一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項數據的變化，深刻地反映了過去三十年來台灣社會身份認同的巨大轉變。從一九九三年近八成二的人有「中國人意識」，到二○二四年僅剩百分之二點四的人單純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個數字的落差不僅僅是統計上的變化，更是台灣社會集體意識的重大轉型。這段歷程伴隨着台灣民主的深化、經濟的發展，以及與中國大陸關係的變化。尤其是在年輕一代中，他們出生在民主化後的台灣，成長於台灣主體意識日益強化的環境中，對於「台灣人」的認同更加自然與堅定。
換言之，經歷了九十年代台灣政治的民主化及本土化，台灣社會在身份認同方面已經進入了難以逆轉的階段，與鄧麗君時代的「中國人」時代相去甚遠，這已經是不可爭辯的客觀事實。這種轉變的背後，是台灣社會對於自身歷史、文化、政治發展路徑的重新詮釋與定位，也是對於與中國大陸關係的重新思考。
鄧麗君於一九九五年就離開了，她對自己身份認同的執著也大致停留在「中國人意識」在台灣成為主流的特定時期。她未能親身經歷台灣社會後來在身份認同的巨大轉變，她的認知因此定格在那個時代的集體記憶中。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在東京的一場演唱會上，鄧麗君哽咽地道出了她身份認同糾結的內涵：「我是Chinese（華人）。無論走到世界的何處，無論生活在哪裏，我都是華人。正因為如此，對於今年中國發生的一切，我都深感痛心。我非常擔心中國的未來在哪裏。我渴望自由，我也認為，所有人都應該享有自由。而當這種自由受到威脅時，我感到非常悲傷。但是，這份悲痛和苦澀的心情，總有一天會迎來陽光。相信終有一天，大家會彼此理解。在這樣的信念支撐下，我會繼續歌唱。」（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TBS電視台《鄧麗君十五周年特輯》），這段話不僅展現了她對自己華人身份的認同，更重要的是，她將這種認同與對「自由」的渴望緊密結合。她的「中國人」意識，是建立在對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追求之上，這與中國大陸官方所推崇的「中國人」概念存在本質上的差異。這也為我們理解鄧麗君的身份認同提供了更深層次的視角。
如果鄧麗君活到現在……
誠然，不是只有鄧麗君，那一年同樣在香港跑馬地的「民主歌聲獻中華」中聲淚俱下的成龍、譚詠麟、鍾鎮濤、劉德華等同一時代的藝人，隨着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及國力地位的提高，也因為大陸市場的吸引力，對大陸另眼相看。只不過，香港在回歸之後，「中國人意識」作為政治正確的標記之一，早已成為無可逆轉的潮流，因此這些藝人如何高歌「中國人」、齊唱「我的祖國」，因為在香港早已有了如此身份認同扎根的土壤，並不明顯地被視為「轉向」。正因為香港的歷史與政治發展軌跡與台灣不同，使得其社會對「中國人」身份的接受度更高，尤其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這種認同被視為一種必然。
然而，同樣的歌唱，同樣的身份表白，在今日「中國人意識」淪為極端少數的台灣社會就不能和香港同日而語了。近年台灣藝人如五月天在北京的演唱會說喊出「我們中國人……」或林依晨在成都的節目，自稱「成都人」，為何會在台灣引發爭議，確實需要從台灣社會身份認同變遷的軌跡中，來掌握為何會如此「格格不入」的原因之所在。這種「格格不入」不僅僅是單純的詞語選擇問題，更是兩岸政治與社會環境差異所導致的深層矛盾。台灣民眾對於赴陸藝人就身份認同表態的敏感度，反映了其日益強化的台灣主體意識和對外來政治干預的警惕。
鄧麗君沒有活到後來的時代，我們無從判斷擁有強烈「中國人意識」的她，會否如其他台灣藝人一樣，到大陸開演唱會，還是會繼續堅持她源自台灣威權時代而帶有政治信念的「中國人意識」而拒絕前往。然而，鄧麗君當年所表現的身份認同，確實代表了台灣那個時代的社會面貌。經歷了包括該時代之後的變遷，在今日台海局勢日趨詭譎的新時代，如何重新審視微妙的兩岸關係，筆者相信—「身份認同」依然是理解問題所在、打開癥結的關鍵詞。面對複雜多變的兩岸關係，深入理解雙方在身份認同上的差異與演變，仍是尋求未來可能對話與理解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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