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論後真相時代中國社會心理出了問題

「打假」成了一種奇特的中國文化，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一般社會觀念發生了變化。

IGNATIUS D.H. LEE JUN 26

當代政治觀念

6月13日，中國江蘇省漣水中等專業學校一名17歲女中專生姜萍以第12名成績，晉級2024年阿里巴巴全球數學競賽決賽。這件新聞爆出之後，立刻引起輿論海嘯。


起初，公衆的關注點是：一名女中專生，因爲勤奮刻苦加上數學天才，「逆襲」清華、北大等海内外一衆名校高材生。且不論是不是新聞噱頭，這種事情似乎只是網路小説上才有的情節。其傳播之迅廣，足以見得公衆對「奇跡」的心理期待，並不是空穴來風。而跟風者不乏有濫情的、有勵志的、有藉機抨擊中國教育的，有人甚至就姜萍該去哪所大學深造掀起大大小小的駡戰。


差不多同時，質疑聲浪也逐漸擡頭，並且越往後就越是壓過其他聲音。與此同時質疑者還有激進化傾向，除了質疑姜萍數學能力、團隊造假、虛假營銷之外，甚至還有人發起針對姜萍支持者的網暴行爲。一時間各種陰謀論、懷疑論和來路不明的傳言甚囂塵上。此外，還有網民將姜萍頭像用於含有諷刺性質的惡搞。儘管只是質疑，而且尚未涉及到司法調查和裁定環節，許多網民就已經信誓旦旦地給事件進行「定性」和「判決」了。


這種質疑現象，在互聯網時代是比較常見的情況，其他國家也有，但是中國有所不同，尤其中國是個有「打假」文化的國家。「質疑」跟「打假」，背後是同一種社會心理：由於公信力長期缺失或別的原因，民衆有關真實性的觀念發生了位移。


當我們說有關真實性的觀念發生位移時，我們通常説這是「後真相時代」的典型特徵。雖然同樣處在後真相時代，中國與其他國家卻有很大不同，並未因爲互聯網和全球化而趨同。

《後真相時代》（The Post-truth Era, 2004）




「後真相」（post-truth）這個詞是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開始浮出水面的。這個詞也在當年成爲《牛津英語詞典》收納的年度詞匯，儘管發明這個詞可追溯到1992年，2004年還出了一本書叫《後真相時代》（The Post-truth Era）。《後真相時代》這本書提出：「在後真相時代，不僅有真相和謊言，還有第三類模棱兩可的陳述：既不完全是真相，也不完全是謊言。可以稱爲強化真相、新真相、軟真相、假真相或低度真相。」¹


無獨有偶，不論是2016年美國大選，還是2004年的《後真相時代》這本書，「後真相」這個詞討論内容都跟唐納德·川普（Donald J. Trump）有關係。不少人認爲《後真相時代》確實預言了「後真相時代」來臨。


《牛津英語詞典》用「後真相」一詞來指在某些情況下，客觀事實對於形成公眾意見的影響力不如訴諸情感和個人信念。² 但是這種描述在中國語境下並不能完全匹配，因爲在中國語境下，要認知事實的難度要大於美國。比如在「鐵鏈女事件」中，媒體和政府都有公信力污點，調查過程既不透明，又多次前後矛盾，而且還不存在獨立調查，民衆沒有被説服，而是被强壓下去。在這種情況下真相從始至終都處於混沌不清狀態。一切都是稀里糊塗開始又稀里糊塗結束。


在「鐵鏈女事件」中，儘管同樣存在公衆不得不依靠情感取向和個人信念，來選擇相信哪一種「事實」，比如親政府人士更容易相信官方媒體報道和政府説辭，而具有反政府傾向的民衆更愿意相信情感上的真實性，即相信「鐵鏈女事件」存在被政府大量掩蓋的真相，而且這些質疑都有跡可循；但是在中國語境中，事實和真相更像是一種被壟斷的權力，絲毫不容挑戰。


這樣壟斷真相權力的結果就是：一方面陰謀論和謠言盛行，另一方面民衆不斷尋求其他可以替補公信力空缺的代理人。我們必須承認這個事實：儘管中國也同樣流行跟俄國和美國社會相似的陰謀論，比如阿波羅登月造假陰謀論；但在中國社會，陰謀論卻並不是純然爲假的。


比如2023年夏天中國前外長秦剛失蹤後不久，各種謠言和陰謀論就甚囂塵上，結果後來發現秦剛確實是失蹤了，而且其所擔任職務也被逐一解除。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2012年重慶市原副市長、原公安局長王立軍美國領事館避難事件。在消息正式證實之前，各種形形色色的謠言和陰謀論就已經繪聲繪色地傳出來，等事實澄清之後，公衆發現傳言並不都是假的。如果始終沒辦法澄清事實，公衆將跟在「鐵鏈女事件」中一樣：一部分人指責「陰謀論」跟「謠言」，另一部人選擇相信被斥爲「陰謀論」跟「謠言」的觀點。
也就是説，與美國和俄國社會橫流的純然虛假的陰謀論不同，在中國社會真相也可能以看起來虛假的形式流傳。這種情況更加加深了中國民衆識別真相的困難性。在這種複雜環境之下，毫不奇怪中國社會流行的有關真實性的觀念也跟著發生變化。


這是中國社會流行「打假」文化的社會背景：由於真相被權力壟斷，民衆被迫尋求其他代理人來填補公信力缺口。這種情況就像是真相出現了一種半開放的市場化傾向：不但有個體或企業以「打假」爲旗號積攢公信力，還出現了「職業打假人」這種次生行業；但是這些「打假」活動通常活躍在政府模糊的禁區邊界之外。


比如在「鐵鏈女事件」中對政府調查結果進行「打假」代價就更加慘重，比如一些獨立媒體人就因此鋃鐺入獄，乃至失蹤。在政府默許的領域「打假」，政府通常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比如姜萍事件。當然，還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領域，比如食品安全衛生打假或假冒僞劣商品打假，政府有時候是支持態度，有時候也持打壓態勢。


然而「真相市場」的半開放的市場化，卻造成了諸多扭曲。這些扭曲現象在其他文化環境中比較少見。比如美國同樣也有「打假鬥士」，比如詹尼佛·伯恩（Jennifer Byrne）就曾因爲學術打假，被著名的《自然》（Nature）雜志列爲「2017年十大年度人物」。³ 連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校長也曾被學術打假拉下馬。⁴ 但美國是一個開放社會， 其「真相市場」也是完全開放的，即使存在某種程度的扭曲也不如中國這邊突出和典型。


下面就來講一講，由「真相市場」半開放的市場化，導致的中國社會的扭曲現象。經過我們的分析，讀者會發現，中國社會不僅在信任關係上存在扭曲，在真相觀念上也存在扭曲，甚至社會還出現了一些扭曲的產業。...